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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掘华人新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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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2-4-2008 01:4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英国殖民政府自1948年6月23日宣佈全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以来,今年即将届满60周年。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将於4月27日08年(星期日)举办《“紧急状态”、“移民”与“新村”──庶民历史的反思图片展暨讲座会》,为期一周),笔者兹以本文回顾及反思“紧急状态”和“新村”的课题,为该活动拉开序幕。

“紧急状态”:特殊的历史时空脉络,研究深广度有待开发


就事件而言,一般人多以马来亚共产党“敢死队”在霹靂和丰地区杀死三名英国籍园丘经理为“紧急状态”的起点。毫无疑问,“紧急状态”有其宏观和微观的历史时空。二战后国际“冷战”环境提供了意识型态对抗(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的解释观点,而全球性的独立浪潮亦提供战后许多国家后殖民(殖民vs反殖民)的论述;马来亚内部许多因素亦牵动战后的政治发展轨跡:政府官僚和军警人员士气的低落、财政困境、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待整顿的社会治安、英国资本家的利益。


许多研究亦指出马来亚政治的、军事的“紧急状态”特征,强调官方的、由上而下的历史观照方式;然而,我们在回顾之余,不难发现一种民间的、从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似乎长期缺席。举例而言,1949年5月和9月英殖民政府分别通过紧急法令17E和17F,前者赋予马来统治者权力,在维护公众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下,必要时得驱逐特定地区的特定民众;后者则赋予各州州务大臣和英殖民统治者权力,得以命令特定住户从某地迁移到另一新地点。


这两条法令成为“紧急状态”时期和后来新村移民政策的“尚方宝剑”,但是,从庶民的观点切入,成千上万受影响的平民的内在心灵和情绪始终未被正视和关注。



“新村”历史起源:“垦民问题”、“马来亚共产党”到“新村计划”


新村是“紧急状态”下的历史产物。二战前英殖民政府的放任政策、土地政策及经济萧条等因素,致使许多人华人成为所谓的“非法垦民”;日本统治时期,更多人口移动到乡野求生存,人民抗日军和森林边缘的垦民逐渐形成“鱼水共生”的关系。

战后,抗日军转变为马共“解放军”的主力进而抗英,英政府为切断两者的鱼水关系,有计划地将当时五十万的人口移民集中至四、五百个不同的“新村”。




依据政府的规划,“新村”拥有相对完善的硬体设施,如警察局、民众会堂、小学、巴剎、医疗所、商店和住宅区、道路以及水电供应等。在具体执行过程,政府因时间的仓促、人力和资源的不足而出现相对落差。田野中的口述历史,一定程度戳破官方宣传下的“新村现代化论述”的迷思。



“移民故事”:重新发掘并书写新村历史的集体生命和记忆


“紧急状态”和“新村”的因果解释关系中,最常被人遗忘的是每一个村民背后的移民故事。当“新村”因为战略目的而大量人为诞生,在“紧急状态”之下发生的集体移民经验和记忆,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世代的凋零,长期以来不被重视,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当人们继续使用“新村”的有形空间并全力追求发展的同时,反而忽略了一张张垂垂老矣的脸孔,以及每一个身影背后无形的生命故事和心灵感受。




在“紧急状态”期间被移民的数十万民众,经常都被化约成官方报告中的统计数字,没有个别的姓名,更遑论主体性;然而,他们一直生活在我们周遭。因此,当我们反思“紧急状态”、“移民”和“新村”历史的当下,倾听老人家的生命故事,有助於我们开啟不一样的、有别於国家论述的社会历史记忆。



新的提问方式:问题化“紧急状态”、问题化“新村”


“紧急状态”对马来亚的冲击和影响无疑值得做进一步的反思。重新问题化“紧急状态”和“新村”有其必要,以一种质疑和批判的精神来面对既有的解释和观点,重新提问问题:这是谁的“紧急状态”?谁的“新村”?“紧急状态”和马来亚的独立及随后的国族打造运动有无关联?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个别的、差异的生命故事成为一个个时代的见证或具体的历史注脚。



“紧急状态”走过一甲子的同时,我们期待一种以人为主体的人文关怀,以及由下而上的庶民观点做为出发点,点燃历史之光来照亮被隐藏的黑暗角落。从这个角度而言,生活史、心态史及集体记忆,不失为一个新的起点/出发点。

[ 本帖最后由 周恩来 于 22-4-2008 05:15 P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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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2-4-2008 01:5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廣西師大歷史教授
何林夏抵玲瓏搜集史料
(和豐訊)中國廣西師範大
歷史教授何林夏抵達玲瓏,探討和搜集新村史料。

何林夏在馬華中央黨校邀請下到來馬來西亞,配合黨校推行的新村社會研究計劃,收集我國新村史料。


他週二(9月25日)在馬華中央黨校秘書溫皓昌和執行秘書鍾燊慶陪同下抵達玲瓏,受到馬華玲瓏區會署理主席黃克望醫生、副主席陳禮信、縣議員張毓鎮、覃文宗、梁志豪、和豐覃紹波及其他黨要迎接。

他們一行人先后拜訪古打淡板和愛育嘉拉新村,並和村民及割膠工人舉行交流會,以瞭解割膠技術,工人生活,橡膠栽種、成長及產生過程。並在黃月蓮引領下前往參觀馬華總會長拿督斯里黃家定的老家,也參觀古打淡板考古博物館,黃克望移交一份古打淡板新村社會計劃書給訪問者。

溫皓昌和鍾燊慶表示,有關收集新村歷史資料的計劃,是要把建立新村的史跡和過程及發展,編成一本華人的歷史文獻,留給下一代,讓他們知道華人建國的辛苦過程。

他們說,新村歷史的記載和保存,永遠可以證明新村是華人建立的,任何人不可抹掉事實,可使後輩,永遠知道先賢建立新村的功績,及為建國獨立作出的貢獻。

               
■何林夏一行人同往參觀黃家定的老家時與村民合照。(放大)
■何林夏(右)觀看膠工示範割膠技術;右二起:羅超勝、覃文宗。(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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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2-4-2008 01:5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呢个係其中一个霹靂州怡保"獅尾华人新村"Kampong Si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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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2-4-2008 05:1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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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2-4-2008 09:1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華人的悲情(強制搬遷)




新村大鍋飯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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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2-4-2008 10:0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急状态走过一甲子
重新发掘华人新村史
■日期/Apr 22, 2008   ■时间/12:24:55 pm
■新闻/家国风云   ■作者/陈丁辉

【陈丁辉撰述】英国殖民政府自1948年6月23日宣佈全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以来,今年即将届满60周年。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将於4月27日(星期日)举办《“紧急状态”、“移民”与“新村”──庶民历史的反思图片展暨讲座会》,为期一周),笔者兹以本文回顾及反思“紧急状态”和“新村”的课题,为该活动拉开序幕。

“紧急状态”:特殊的历史时空脉络,研究深广度有待开发


就事件而言,一般人多以马来亚共产党“敢死队”在霹靂和丰地区杀死三名英国籍园丘经理为“紧急状态”的起点。毫无疑问,“紧急状态”有其宏观和微观的历史时空。二战后国际“冷战”环境提供了意识型态对抗(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的解释观点,而全球性的独立浪潮亦提供战后许多国家后殖民(殖民vs反殖民)的论述;马来亚内部许多因素亦牵动战后的政治发展轨跡:政府官僚和军警人员士气的低落、财政困境、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待整顿的社会治安、英国资本家的利益。

许多研究亦指出马来亚政治的、军事的“紧急状态”特征,强调官方的、由上而下的历史观照方式;然而,我们在回顾之余,不难发现一种民间的、从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似乎长期缺席。举例而言,1949年5月和9月英殖民政府分别通过紧急法令17E和17F,前者赋予马来统治者权力,在维护公众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下,必要时得驱逐特定地区的特定民众;后者则赋予各州州务大臣和英殖民统治者权力,得以命令特定住户从某地迁移到另一新地点。

这两条法令成为“紧急状态”时期和后来新村移民政策的“尚方宝剑”,但是,从庶民的观点切入,成千上万受影响的平民的内在心灵和情绪始终未被正视和关注。


“新村”历史起源:“垦民问题”、“马来亚共产党”到“新村计划”


新村是“紧急状态”下的历史产物。二战前英殖民政府的放任政策、土地政策及经济萧条等因素,致使许多人华人成为所谓的“非法垦民”;日本统治时期,更多人口移动到乡野求生存,人民抗日军和森林边缘的垦民逐渐形成“鱼水共生”的关系。

战后,抗日军转变为马共“解放军”的主力进而抗英,英政府为切断两者的鱼水关系,有计划地将当时五十万的人口移民集中至四、五百个不同的“新村”。



依据政府的规划,“新村”拥有相对完善的硬体设施,如警察局、民众会堂、小学、巴剎、医疗所、商店和住宅区、道路以及水电供应等。在具体执行过程,政府因时间的仓促、人力和资源的不足而出现相对落差。田野中的口述历史,一定程度戳破官方宣传下的“新村现代化论述”的迷思。


“移民故事”:重新发掘并书写新村历史的集体生命和记忆


“紧急状态”和“新村”的因果解释关系中,最常被人遗忘的是每一个村民背后的移民故事。当“新村”因为战略目的而大量人为诞生,在“紧急状态”之下发生的集体移民经验和记忆,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世代的凋零,长期以来不被重视,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当人们继续使用“新村”的有形空间并全力追求发展的同时,反而忽略了一张张垂垂老矣的脸孔,以及每一个身影背后无形的生命故事和心灵感受。



在“紧急状态”期间被移民的数十万民众,经常都被化约成官方报告中的统计数字,没有个别的姓名,更遑论主体性;然而,他们一直生活在我们周遭。因此,当我们反思“紧急状态”、“移民”和“新村”历史的当下,倾听老人家的生命故事,有助於我们开啟不一样的、有别於国家论述的社会历史记忆。


新的提问方式:问题化“紧急状态”、问题化“新村”


“紧急状态”对马来亚的冲击和影响无疑值得做进一步的反思。重新问题化“紧急状态”和“新村”有其必要,以一种质疑和批判的精神来面对既有的解释和观点,重新提问问题:这是谁的“紧急状态”?谁的“新村”?“紧急状态”和马来亚的独立及随后的国族打造运动有无关联?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个别的、差异的生命故事成为一个个时代的见证或具体的历史注脚。


“紧急状态”走过一甲子的同时,我们期待一种以人为主体的人文关怀,以及由下而上的庶民观点做为出发点,点燃历史之光来照亮被隐藏的黑暗角落。从这个角度而言,生活史、心态史及集体记忆,不失为一个新的起点/出发点。

点击购买:《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集体回忆》(潘婉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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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3-4-2008 01:2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解构新村共同体
寻访马共的身影
【潘婉明撰述】每当听见人们谈到“新村”时──新村历史、新村居民、新村人口、新村发展、新村拨款、新村蓝图、新村问题等,我都有一种错觉,仿佛“新村”是一个村子。有时新村也是搪塞问题的好去处,但凡私会党滋扰、青少年輟学、不良风气、犯罪温床、贫穷等,都和“新村”直接掛勾。长期以来,由于习惯把“新村”视为没有差异的共同体,所以才这么肆无忌惮地把问题归咎给它们。



新村是在冷战氛围下,为防堵马共势力的扩张,隔离民众对其援助,自1950年始,经由国家机器大量“制造生产”的人工移殖聚落。在短短的几年间,数以百计的新村在各地纷纷成立,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将近600个新村。
新村当中,有者匆匆成立不久又撤除,有新村在双方对垒下付诸一炬,復又重建;有一个村子因钦差大臣遇害而被关闭,全体居民移送扣留营监禁;也有村子遭马共袭击或有英籍官员/村长被杀害而遭到集体惩罚,全村徙置他州;还有新村是晚到1960年代因发展之需才告成立。早期新村数字此消彼长,不容易统计,不过至今保留在“新村名单”内的数额仍多达450处。


诚然,新村成立有其共同的历史渊源,但这并不能合理化它们同时也被去异质化的现象。在过去将近60年里,每个新村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城乡位置、职/产业型态、周边经济发展、地理空间配置、人口结构组合等等,发展出各自的面貌。个别新村因为特定历史事件的冲击,导致其居民的人生际遇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事实上,新村历史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正在於此,倘若罔顾新村的异质性,不但反映了我们对庶民历史的无知和不尊重,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对历史探索的格局和视野。因此,破除官方论述的迷思、解构新村共同体的思维、记录庶民的记忆,是当前开拓新村历史研究新貌的重要方向。



我曾为两个新村作了口述历史,分析两村居民对马共的认知。其中地处郊区、依山而建的村子及其民众的生活,可以说一直与马共同在。1950年代就是著名的“黑区”了,到1970年代,当马共的“第五突击队”从泰南重返“马境”时,乃以该村附近的山区作为霹雳州的驻地。村民含糊其词地透露:“知道的,他不就是这些普通人?”“这样也不会害怕,大家这么熟有甚么好怕?”马共虽在村子周边走动,但彼此似乎也达成某种互不侵害的默契。另一个与城市毗邻的新村,居民几乎没有接触马共的经验,但面对我的探问,反而讳莫如深、处处回避。

马共就在你身边!


尽管不同新村对马共的认知回然不同,但新村与马共历史纠结不清可见一斑。当我做新村田野时,马共鲜活的形象已附着在受访者的记忆中,跃然纸上;当我想聚焦在马共身上,却发现他们的脚印遍佈在新村内外。目前因为研究需要,我开始寻找马共的踪影,结果很意外地发现,其实“马共”就在你身边!

去年在全国走访了八个州共一百多个新村后,有了更深刻体会。
那些愿意坐下来跟陌生的研究者攀谈的老人,开始心怀戒备,话匣子打开后才透露亲友中不乏马共。每当我恳请对方转达访问之意,他们又犹豫了,尔后都没下闻。这些长辈的反应一再提醒我,迟疑背后隐藏著一种内在恐惧,即使时移境迁,仍不可对人言。



另一方面,我对马共的形象也逐渐有了更多的体认。有一个客家老人,用喑哑的声带说出声声懊悔,在森林里当了九年的“憨仔”,如今濒死,别再提了;一位年约50岁的阿姨,一边在厨房料理糕点一边说着过去的战斗经验,任谁都难以想像这样笑容可掬的妈妈,曾在彭亨的深山峻岭中为她的革命理想奔走;一位位居“州委”的前马共,在紧急状态颁布前就退出组织,后来成为福态的富商;一名遭出卖被逮捕的“投诚马共”(SEP),虽然俯仰无愧,却因为杀戮太多如今虔心信佛;还有那些隐身在大都会、小乡镇,为生计奔波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有可能是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恐怖分子”。


相较於新村面貌被去异质化的现象,我对於马共形象被遮盖、被漠视一事更感到焦虑。当我们发现原来马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灵裡而不能在生活中言说,倘若继续不去正视它,那么我们宣称的历史将不完整。

一个社会的集体恐惧,只用秘而不宣的方式耳语流传,扩大扭曲和误解,将会是最坏的示范。我认为,唯有看清每一张马共的脸,我们方才可以理解:差异如何发生?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们的恐惧又所为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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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3-4-2008 05:2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解构新村共同体
寻访马共的身影

每当听见人们谈到“新村”时──新村历史、新村居民、新村人口、新村发展、新村拨款、新村蓝图、新村问题等,我都有一种错觉,仿佛“新村”是一个村子。有时新村也是搪塞问题的好去处,但凡私会党滋扰、青少年辍学、不良风气、犯罪温床、贫穷等,都和“新村”直接挂勾。长期以来,因为习惯把“新村”视为没有差异的共同体,所以才这么肆无忌惮地把问题归咎给它们。

最高峰全国有近600新村

新村是在冷战氛围下,为防堵马共势力的扩张,隔离民众对其援助,自一九五○年始,经由国家机器大量“制造生产”的人工移殖聚落。在短短的几年间,数以百计的新村在各地纷纷成立,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将近600个新村。

有者匆匆成立不久又撤除;有新村在双方对垒下付诸一炬,复又重建;有一个村子因钦差大臣遇害而被关闭,全体居民移送扣留营监禁;也有村子遭马共袭击或有英籍官员/村长被杀害而遭到集体惩罚,全村徙置他州;还有新村是晚到一九六○年代因发展之需才告成立的。早期新村数字此消彼长,不容易统计,不过至今保留在“新村名单”之内的数额仍多达450处。

诚然,新村成立有其共同的历史渊源,但这并不能合理化它们同时也被去异质化的现象。在过去将近60年里,每个新村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城乡位置、职/产业型态、周边经济发展、地理空间配置、人口结构组合等等,发展出各自的面貌。个别新村因为特定历史事件的冲击,导致其居民的人生际遇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捩。事实上,新村历史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正在于此,倘若罔顾新村的异质性,不但反映了我们对庶民历史的无知和不尊重,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对历史探索的格局和视野。因此,破除官方论述的迷思、解构新村共同体的思维、记录庶民的记忆,是当前开拓新村历史研究新貌的重要方向。

其实“马共”就在你身边

我曾针对两个新村进行口述历史,分析两村居民对马共的认知。其中地处郊区、依山而建的村子及其民众的生活,可以说一直与马共同在。五○年代就是著名的“黑区”了,到七○年代,当马共的“第五突击队”从泰南重返“马境”时,乃以该村附近的山区作为霹雳州的驻地。村民含糊其词地透露:“知道的,他不就是这些普通人?”“这样也不会害怕,大家这么熟有甚么好怕?”马共虽在村子周边走动,但彼此似乎也达成某种互不侵害的默契。另一个与城市毗邻的新村,居民几乎没有接触马共的经验,但面对我的探问,反而讳莫如深、处处回避。

尽管不同新村对马共的认知迥然不同,但新村与马共历史纠结不清可见一斑。当我做新村田野时,马共鲜活的形象已附著在受访者的记忆中,跃然纸上;当我想聚焦在马共身上,却发现他们的脚印遍布在新村内外。目前因为研究需要,我开始寻找马共的踪影,结果很意外地发现,其实“马共”就在你身边!

去年在全国走访了八个州共一百多个新村后,有了更深刻体会。那些愿意坐下来跟陌生的研究者攀谈的老人,开始心怀戒备,话匣子打开后才透露亲友中不乏马共。每当我恳请对方转达访问之意,他们又犹豫了,尔后都没下闻。这些长辈的反应一再提醒我,迟疑背后隐藏著一种内在恐惧,即使时移境迁,仍不可对人言。

另一方面,我对马共的形象也逐渐有了更多的体认。有一个客家老人,用喑哑的声带说出声声懊悔,在森林里当了九年的“憨仔”,如今濒死,别再提了;一位年约五十岁的阿姨,一边在厨房料理糕点一边说著过去的战斗经验,任谁都难以想像这样笑容可掬的妈妈,曾在彭亨的深山峻岭中为她的革命理想奔走;一位位居“州委”的前马共,在紧急状态颁布前就退出组织,后来成为福态的富商;一名遭出卖被逮捕的“投诚马共”(SEP),虽然俯仰无愧,却因为杀戮太多如今虔心信佛;还有那些隐身在大都会、小乡镇,为生计奔波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有可能是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恐怖分子”。

社会集体恐惧是最坏示范

相较于新村面貌被去异质化的现象,我对于马共形象被遮盖、被漠视一事更感到焦虑。当我们发现原来马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灵里而不能在生活中言说,倘若继续不去正视它,那么我们宣称的历史将不完整。一个社会的集体恐惧,只用秘而不宣的方式耳语流传,扩大扭曲和误解,将会是最坏的示范。我认为,唯有看清每一张马共的脸,我们方才可以理解:差异如何发生?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们的恐惧又所为何来?
最高峰全国有近600新村
其实“马共”就在你身边
社会集体恐惧是最坏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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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4-4-2008 10:1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收集新村庶民记忆补白历史
学者:应重新定义紧急状态

博士论文专注研究“紧急状态”(Emergency)的华人新村的澳洲默多克(Murdoch)大学博士班研究生陈丁辉认为,许多被安置在华人新村的垦民,其实是在搬迁到新村后,才有“紧急状态”,因此他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义“紧急状态”。
陈丁辉(左图)今午在国民大学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IKMAS)发表他返回马考察一年后的初步思考。此师生会面由该研究所资深院士李宝平主持,共有12名师生出席。
陈丁辉披露,在收集口述历史过程中,许多年长的村民不只一次告知他,他们并不是在1948年“紧急状态”时就被安置到新村之中,有些是在1949年至1950年代末才被安置到新村中。因此,“紧急状态”对他们来说,是在被搬到新村以后才发生的。
1948616日,马来亚共产党在霹雳州杀死3名英国籍胶园经理。殖民地最高长官爱德华钦德(Edward Gent)立即宣布霹雳州进入“紧急状态”;623日全马进入“紧急状态”。为期12年的“紧急状态时期”正式展开。
陈丁辉表示,有些住在森林边缘的垦民在紧急状态宣布后,仍然住在森林边缘,直到有一天,英殖民官员前来到他们的家门,告知他们必须在三天内或一周内搬到新村。一般上,垦民只带他们所能带的家当,有些甚至把家中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送到住在城市或小镇的亲戚家,以免被安置入新村内。
不过,陈丁辉坦承这只是他的初步想法,他还需要更多证据去证明这个想法。
提供庶民的历史记忆
陈丁辉此次主要分享其有关“紧急状态”和华人新村的博士研究,其博士论文将专注在庶民的口述历史,从庶民的角度,提供从下到上的历史记忆,纯粹为了补白历史,并不志在挑战英殖民者或马来(西)亚政府的官方历史观点。
陈丁辉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发现,官方有关“紧急状态”的历史与庶民所感受到的日常经验有两极看法:官方以设立新村的目的乃“保护”垦民;村民则认为他们遭到隔离,在新村中的生活困苦,有些更形容当时被铁丝网围着的新村为“集中营”。
他认为,英殖民政府乃以“控制病情”(disease control)的方式对抗马共,因此他们要消除任何能够资助马共的力量,特别是华裔垦民。因此,在新村计划的设计与执行过程,也以不那么人道的方式进行。
他在分享田野工作的经验时,出示了一些从年长村民处获得的证件照片。原来当时村民不但需要身份证、填写住户登记,而且,割胶工人也需要申请割胶证;需进入森林工作的村民,则要申请入山证。除了职业证件之外,每户都必须持有“私家买米人牌照”才可买米。
陈丁辉感到庶民的声音在这段历史中缺席,因此决定从社会历史(socio-history)的角度,收集庶民在“紧急状态”时期,在新村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以便能填补这块历史的空白。他考察的新村分别为霹雳州布先(Pusing)新村、吉兰丹布赖(Pulai)新村、彭亨州都赖(Tras)新村以及金马仑的巴登威利(Bertam Valley)新村。
新村村民活在恐惧之中
入住新村后,村民的出入除了受到限制之外,还得面对英殖民政府和马共两方的恐吓,常常活在恐惧之中。
他分享了一件发生在霹雳州布先(Pusing)新村的事,在1951年,一名英殖民官员遭到马共杀害,当时的最高专员邓普勒(Gerald Templer)非常生气,召集了所有村民到民众会堂问话,然而村民们什么也不敢说,因为他们也担心遭马共杀害。套取情报不果后,邓普勒下令所有1555岁的村民必须每人缴付十五元。除了罚款之外,英殖民政府也关闭村中的店屋,延长戒严至24小时,不过最后还是一无所得。
除了村民以外,“紧急状态”时,英国军方也如惊弓之鸟,日日活在恐惧之中,因为发生过安置官员(resettlement officer)遭杀害的事件,当时许多报道都提到安置官员遭到杀害的事情。
陈丁辉在收集口述历史的当儿,曾收集到一名客家老奶奶的有关“紧急状态”时期生活经验的乡谣,然而老奶奶已无法记住全部歌词;当他在老奶奶的指示下,找上创作者的家时,该老先生已在数年前已逝世,其家人已把其所有创作文件和日记烧毁。老先生的后人担心保留这些文件会对他们不利,因此尽数销毁了。
从事田野工作一年来的陈丁辉常常感到自己必须与时间赛跑,因为许多年长者已开始凋零,他们的故事和记忆将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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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7-4-2008 10:1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新村村民主动塑造历史
罗国华:农地仍欠保障
特约记者周泽南 | 4月27日 晚上8点39分
著名政治学学者罗国华博士(左图)指出,他于70年代在近打北区新村进行的田野调查研究显示,村民倾向于投选民主行动党,并非如主流和官方历史论述所强调的,是因为他们受限于“华人意识”,而是有其社会经济原因。

他也发现,新村的矿业和农业处于一种互补关系,意味著当锡价低靡时,村民改以务农为生。因此,新村人民恰恰和巨型历史叙述的论调相反,并非被动的任历史和现实摆布,而是在主动的选择和塑造历史。

提到新村的未来,罗国华则提醒,一些新州政府仅仅承认新村居住土地的合法性是不够的。许多务农维生的新村农民,至今依然缺乏垦地的保障。

罗国华是在今天上午11时,于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办《紧急状态、移民与新村──庶民历史的反思》图片展暨讲座会上演讲时这么表示。同台演讲者包括新加坡大学汉学系博士生潘婉明和澳洲梅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生陈丁辉。主持人为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

罗国华表示,他于70年代初期投入华人新村的研究,主要是不满关于新村的官方历史论述存在不少误区。

“促使我研究新村的原因有4:首先,70年越战时美国曾展开大量迁移越南人民的计划,却失败了。英殖民政府也将它实施在大马,却成功了。其次,513过后,大量的国家政策和官方论述都在制造只有马来人贫穷的印象,我想证实大量的非马来人,特别是1百万的新村华人也面对贫穷问题。”

“第三,在被官方历史论述和巨型叙事(Grand Narrative)占据的年代(30年前和现在还是一样),有关新村的研究皆集中在社会菁英、领袖和文本上,缺乏另类资讯。所以我采取了被称为‘庶民历史’(Subaltern History)的研究方法,由下而上的从新村的社会经济著手,来重构新村的历史。”

罗国华推荐了系列采取‘庶民历史’角度的历史和社会著述,作者包括格斯勒(Clive S Kessler)、林德义、谢文庆、Laurence Siaw等。

他透露,马华于1971至1973年推行的改革运动,也促成他前往近打研究华人新村的原动力。他在新村进行长达7个月的“切身观察”(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和访问调查的结果显示,虽然近打是矿区,但村民必须务农才能弥补锡价不好时的状况。他们自戒严时期以来,既在缺乏法律保障的临时地(TOL)耕种。既使到了今天,只是有极少部份新村居民获得了居住地地契,农耕地还是缺乏保障。

“殖民政府想获得新村村民的同情和支持,可是村民生活在困难的情形下,那是不可能的。戒严时期,因为新村居民无地耕种,国内粮食生产大跌。解严后,粮食产量又回升”,这意味著是新村村民自己在主动改善生活,面对困境。

其实“马共”就在你身边

另一名主讲人新加坡大学汉学系博士生潘婉明(下图)则表示,根据她对丹那依丹(Tanah Hitam)新村和兵如港(Pasir Pinji)新村的研究,举凡跟新村有关的事务如重迁(Resettlement)和紧急时期,都和马共脱离不了关系,“马共无处不在,其实它就在你身边”。

她发表的题目是《其实“马共”就在你身边─我的新村田野与马共历史的研究关怀与反思》。

“马共虽早已解散,却至今还被视为禁忌和敏感课题。多少人至今还在隐藏自己或亲友的前马共身份,一定有深埋着的恐惧。我在田调时,其实全村人都知道谁是前马共,就是不想说,充满不安、不信任和恐惧的心态。”

著有《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集体回忆》一书的潘婉明表示,其实马共也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新村华人的印象中,而非如“大历史”书籍里所描绘的刻板印象。

“近年来掀起了前马共自传的撰写热潮,马共领导层都纷纷著书叙述各自看到的历史。可是,我更关心的是无声者如何发声。”

她访问了丹那依丹和兵如港新村村民对马共的印象,发现后者很多并未亲身接触过马共成员,却将马共描绘得“历历在目”。因此,马共的整体形象其实已参杂了很多不同的记忆和想像。

与大历史格格不入

著名学者赛依德(Edward Said)有一本自传题著作叫《格格不入》,叙述他在西方受教和在中东成长的经验,造就了其在东在西,皆格格不入的认同处境。潘婉明则表示,她所接触的叙述新村的“大历史”,也常予她格格不入之感。

“马共的自传、回忆录、小说创作、现身口述,如邱依虹的《生命如河流》和我自己进行的村民口述,所呈现的马共都有不同的形象。我的答案是,马共就在你身边。我过去的认知以为,马共的历史必定是政治史,从社会史的角度发现到,其实女性在马共的边缘性更深。所以,我认为马共可做为性别史来研究。”

她表示,邱书访问及女性参与马共的动机,揭示了大历史面貌下的差异;这些原因包括为了逃离饥饿(意味著到森林里比留在新村更能维生)、学习机会、逃离婚姻的束缚、逃离家暴和为了子女的意愿。

马共大小历史引争议

大约百名观众出席了该场新村座谈会。与会者除了受邀前来主持新村图片展开幕的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还包括自称拥有很多马共亲友的另一行政议员刘天球、隆雪华堂总会长黄汉良和评论人李万千等。虽然出席人数不众,可是却引起热烈的讨论。

李万千首先质疑采用小历史的方法研究马共或新村,会不会危及其代表性;只有小历史而没有概括性的大历史,会不会阻碍正确的认识历史本身。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SIRD)执行主任张永新也提出马共有集体和个别的历史形象,“当年大批人加入马共的集体意愿是明确的表达出来了的,这样的集体意愿不能脱离大历史,支离破碎的小历史如田野调查只能补充大历史,要不然反而会产生困扰,呈现不出整体的景观”。

潘婉明回应说,“我没有否定产生马共的时代氛围不重要,进行小历史是必要的学术分工,用来填补被忽略的空白。将来的研究若正式展开,可以克服代表性的问题。选择小历史研究,是因为文本阅读中,有太多集体形象,和田野印象格格不入,才产生想处理这些不在少数的例外”。

大马历史乏善可陈

罗国华博士则指出,目前最严峻的问题并非大小历史之争,而是没有人重写大马史,未挑战现有的历史。

“全国只有三间大学有历史系,大马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进步。比起不停重写着各自历史的泰国、印尼和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历史是彻底的沉闷。”

因此他认为,重写大马大历史是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工作,只是不知道似乎应为华社扛起这“历史”责任的华研,是不是也应该来写写新村的、马共的大历史,以便撰写小历史的学者,可以专心埋首于小叙述?
其实马共就在你身边
马共大小历史引争议
与新村大历史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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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7-4-2008 11:1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丁辉:村民如何看国家
新村作为规训和惩罚手段
特约记者周泽南 | 4月27日 晚上8点50分
澳洲梅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生陈丁辉(左图)表示,历史研究者采取何种方式研究新村,亦逃不开权力和视角的选择和干预。

他表示,英殖民官员从上往下看,新村村民不过是危害殖民者利益的“未知对象”(unknown subject);反之,村民从下往上看,他们看到了以全新统治技术/技能来“管理”他们的国家。这些统治技术,包括有形的地理空间设置,和无形的监控和规训。

“一般人多以马来亚共产党‘敢死队’在霹雳和丰地区杀死三名英国籍园丘经理为‘紧急状态’的起点。许多研究亦指出马来亚政治的、军事的‘紧急状态’特征,强调官方的、由上而下的历史观照方式; 然而,我们在回顾之余不难发现,一种民间的、从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似乎长期缺席。”

他表示,若从庶民的观点切入,成千上万受影响村民的内在心灵和情绪始终未被正视和关注过。

“紧急状态是一种非常态的状态(abnormal state),人权、人性都可以被忽略。因为紧急,英殖民的统治机器进入了细致化的、军事化的,快速而有效的管理。”

“举例而言,1949年5月和9月英殖民政府分别通过紧急法令17E和17F,前者赋予马来统治者权力,在维护公众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下,必要时得驱逐特定地区的特定民众;后者则赋予各州州务大臣和英殖民统治者权力,得以命令特定住户从某地迁移到另一新地点。这两条法令成为‘紧急状态’时期和后来新村移民政策的‘尚方宝剑’。”

地理空间和心灵的监控

陈丁辉引介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监狱史研究方法,来剖析新村的地理空间设置,而提出新村是一个具有固定疆界的,可管理的地理空间。

“把村民放在这样的空间下,村民很快就会成为‘非未知对象’。举凡新村内的警局、民众会堂、医疗所、学校、大匝门等等的设置,从空间和权力的关系来看,都符合统治的逻辑。表面看是在服务村民,背后却在形朔著对象的忠诚。”

他表示殖民技术如电话、电报、扩音器、宣传品、装甲车的使用,到身份证、住户登记、人力动员、粮食管制、戒严等制度性设计,都是为了有效监控村民。而搜身、鬼头指认、公民课程、良好公民委员会等,则进一步将身体的监控提升为心灵的规训。

简言之,新村的形成也象征作殖民统治知识的提升和国家介入监控人民的过程。陈丁辉认为,重思紧急状态对国族塑造的反思具有意义。
缺乏从下而上研究视角
地理空间和心灵的监控
新村象征统治知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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