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有人会用革命战争年代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模式,来说明低成本战术飞机的地位。但历史的经验要放在历史的环境下解读。在革命战争前期,我军面临的有限资源问题是不可能组建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野战军,战场条件也不需要远程机动和富有进攻性的野战军,因此地方部队和民兵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但不要忘记,三大战役和进军全中国最后是靠四大野战军完成的,而不是地方部队和民兵。也就是说,战争的胜利最终靠的是进攻,靠的是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靠的是高端资产。事实上,在解放战争后期,大量的地方部队经过战火的洗礼,升级为野战军,有的甚至成为王牌主力,进一步说明了高端资产的作用。但低成本战术飞机不具备升级为高性能战斗机的潜力,否则低成本也无从谈起。
也有人会用伊拉克、阿富汗、越南等地的游击武装来说明低端资产在面对强敌时的作用,这是对低成本战术飞机的另一个误读。伊拉克、阿富汗、越南的游击战争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游击武装依靠简陋的武器装备,利用复杂地形或者人烟密集地区对优势的占领军发起攻击,但这样的作战条件对于空中战场并不存在。空中力量在本质上是进攻性的,由于对跑道、开阔地和技术支援的依赖,不易隐蔽出动和返航、整补、再次出动,不存在用游击战术抵抗优势占领军的空间。低成本战术飞机可以从简易跑道起飞着陆,但在现代侦察手段面前,这些简易跑道依然容易被发现、被摧毁、被占领,并不像武装分子那样可以混入人群、隐没到环境中去、随时随地发动攻击。在最需要低成本战术飞机的人烟稠密地区,这样的简易跑道更难隐藏,否则也就谈不上优势占领军了。高山荒漠里或许容易隐藏一些,但燃油、弹药、维修难以保障,低成本战术飞机有限的航程和载弹量也难以对远方的战斗发挥影响。即使勉强升空,天空也是比地面“纯净”得多的战场,缺乏高性能传感器、电子对抗能力的低成本战术飞机的生存力很有限。在难以隐蔽的天空,面对高性能战斗机和现代化防空系统,低成本战术飞机就像在开阔地上面对现代主战坦克但只有突击步枪的徒步游击武装,生存力和战斗力堪忧。
但低成本战术飞机所适合的和平与准战时条件的作用是确实存在的,比如,“蝎子”或者“超级巨嘴鸟”这样的飞机用于攻击高山荒漠上疆独暴恐分子训练营地或者拦截海上走私分子的高速快艇远比出动苏-30更合适,问题是这不是空军的使命,而是武警、海警、边防的任务。换句话说,确实有组建专用于和平与准战时需求的第二空军的必要。这和武警装备镇暴装甲车是一样的道理,武警的镇暴装甲车与陆军主战坦克之间不矛盾,也不会因为武警装备了镇暴装甲车,而陆军就可以减少装备主战坦克。事实上,这才是低成本战术飞机的定位。换句话说,中国需要低成本战术飞机,但位置不在空军,而在武警、海警、边防这样的准军事力量。在数量上也不会太多,就像武警镇暴装甲车在数量上不能与陆军的主战坦克相比一样,所以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构成高性能战斗机的补充。
在中国,强-5的换代与低成本战斗机情节紧密相关
但强-5的换代只能是苏-30、歼-10、“飞豹”这一级的先进战术飞机,这不是不必要的奢侈,而是战争实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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