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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是新加坡维稳的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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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4-2015 12:5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谁会是新加坡维稳的共谋?



【艺文】读立自主

马币持续疲弱,导致国内许多华人奔走新国谋生的情况,变得更加普遍。尽管未有正式数据,但不少大马华人确实借助在新国工作的便利,最终成为新国公民。

在此一背景下,分析本地华人普遍上对于新国政府的亲和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把握马新两国,从社会以致政局之间的互动脉络。

坊间对于李光耀的身后的评价,必然会延伸到对于新国现状的议论,而这两种本来可以区分对待的不同范畴,却成为国内许多人口中经常交叉混用,推导出互为因果的佐证手段。

拥护李光耀几乎所有作为的言论,往往使用着相同的论证方式,来确立立场。所谓相同的论证模式,便是直接透过切身的感受,作为主要的论据,确立自己赞许李光耀(实际上夹杂了认同现今新加坡现状的因素)的立场。这里所指的切身感受,又可理解为凭借对某件事物或某个环境的熟悉度,作为评断事情的依据。类似的论证方式所预设的前提,至少有两方面的不同的分别。

一者,是不满意我国的现状。持这种观点的人,会先比较我国的现实情况。由于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不能让这些人满意,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失落感,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自然成了许多人得以寄托的乌托邦,继而肯定李光耀的一切作为。

另一者,则是满意新国的现状。相比起前者,这批人明显走得更为极致。由于具备居留新国的经验,出于满意该国的安稳环境,又或者自己在该国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所以因为拥戴新加坡的现状,最终转过来追捧李光耀。



不难发现,上述两种通过切身感受来确立论述的方式,都是因认同或否定某种现实状况,而取代了直接举证评断李光耀生平事迹的得失。问题来了,究竟以个人的切身感受,适不适合作为论证重要议题的论据?

切身感受能否构成说理论据?

切身感受作为每个人的主观认知,旁人根本无从质疑,因为别人没有办法代入自己的体会,所以无法检验这种经验的真伪。以此为论述,更容易预设了不容他人挑战的姿态,只期待各自表述观感,没有准备与人讨论的自身观点的打算。更重要是,切身感受作为理由,其外延根本无从确立。

打个比方,当某个外人对别国的课题提出批评时,往往会遇到来自该国当地人的反驳,但反驳的理由仅仅是认定对方没有游历该国的经验,所以因为不了解该国的实情,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但问题来了,一旦批评者有办法证明自己也有游历该国的经历,得到的回应则会变成,仅仅具备游历经验,根本比不上长期住在当地的人,更有发言权。所以,中国以外的人永远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事务,中马人先天就比不上南马人更有资格评断新加坡,而只去过新国旅游,就比不上在新国做工的人有资格讲话。

如此类推,不难发现以切身感受作为理由,根本不存在外延,只是随提出者任意改变罢了。这种所谓的切身感受论述,与在地经验的补充无关,纯粹是一种事后归因的表现,成为论述者想借此垄断论证议题的武器。

以切身感受作为论证自身观点的主调,一旦掺杂了主观的道德情感判断,例如认定所有对于李光耀的批评,都属于对逝者的不敬;或是有意无意预设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如假定了对新国现状的批判,就是所谓过度迷信民主制度的表现。类似的情况一旦出现,所有正常理性的讨论,将注定瘫痪,无从展开。

再者,切身感受之所以会成为赞同某事的理由,其实又关系到身份认同这个元素在作祟。换句话说,类似的思路,其实也折射出大中华主义的烙印。试想想,一个马来人到了新国,他所可能体会到的切身感受,就是看见新国的马来人很多时候即便具备实力,但却没有公平的晋升机会,反而需要跑到我国或印尼谋生,而不会认定新国政府的政策,有做到让所有新国人都受惠的程度。相关的例子,在我国可说时有所闻,只是我们有没有去在意而已。国内越多华人认定新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没有必要作太大的修正,只能说明有很多华人的情感认同,符合了新国政府的意愿。

话说回来,公共说理难道不正是要求评论者需要尽可能超越切身感受的牵绊,以更为宽广的眼界审视全局,指出他人或许察觉不了的现实盲点,而非太快地接纳现实所发生的一切?也即是说,你可以是现实中的既得利益者,但不妨碍你批判当下时局的不公义。

移民政策对于新国社会的影响

有三组与新加坡现状密切相关的事实,很多人都知晓,但却很少人会将之联想,更没什么人把这组相关的事实,放到马新两国的特殊语境之下加以探讨。第一,新国政府有办法维持人口结构合乎自建国以来的固定比例。(新国对于外来移民政策的收紧,也仅是近几年的事)第二,新国华人的出生率极低。(当地华人的生育率大概只及马来人的一半)第三,新国本土人才外流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如果将上述提到的三种情况,结合上文指出的,许多马来西亚华人对新国现状表示认同的现象,再扣紧全球移民政策越趋宽松的大背景,便能推导出非常有趣的结论。

全球化的到来,也意味着人口的迁徙早已变得简单以及普遍。不同国籍的人,可以为了追寻更美好的生活,而在别国谋生。不止如此,国籍的转换也不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人们一旦具备某项特殊的专长,或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能力,便可随自己的喜好或认同,选择成为某国的国民。



本文旨在指出一种事态演变的可能。我国许多华人对于新加坡现状的高度认同,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新国政府通过移民政策,延续了其基本不变的治国方式?假设绝大部分在新国工作的外来群体,基本上都抱持拥护新国社会继续安稳下去的想法,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最终被接纳为该国的正式公民,并掌握新国的投票权。这一方面的情况,目前缺乏准确数据作估计,但值得深思。

新国的教育水平国际有名,随着该国教育的普及,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早已达标,当地不可能没有人想要追求更高层次的政治诉求。问题在于,有此想法的当地人,在该国或许设有特定议程的移民政策底下,以及有机会移民到国外的诱因存在,还能发挥多大程度的实际效果?新国新的外来移民,在多大程度上抵消了当地求变的势力?所有类似的追问,都应该继续探讨。

回到文章的题目,谁会成为新国维稳政策的共谋者?新国本土具求变期许的新生代,所面对的重大冲击,可能还包括许多原本来自于马来西亚,心态上绝对拥护建制的新移民的挑战。看似普通的他国现状认同,在人口流动越来越容易的背景之下,所能产生的影响,就不再是那么地简单。

强人的离世,是否昭示着新时代必然会如期地到来?李光耀是否有留下任何具影响力的思想于世,是另一道难以简单解答的大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光耀极具争议的务实政治作风,由于取得了实际的经济成果,早已催生出一大批非常拥戴李氏思维的忠诚追随者,这一点又能不能算是某程度上的“思想遗产”呢?

马新分家多年,如今在国内讨论由李光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话题,我们不妨借此爬梳各自的情感认同问题,并由此建设更为健康的公共讨论空间。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9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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