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介绍此书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我国仍然有不少日治受害者未有放弃向日本政府道歉赔偿，并让大家能从受害者口述中了解更多日军当年在我国民族所实施的种种暴行。此书收集了各个案例，并分为三个部分：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死亡铁路”华人受害调查 以及华人军票损失调查。 由于涉及版权问题，我只转贴序，导言，和每个部分的三个案例及新闻，如果对此书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各大书展购买。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RM42.00


  
作者: 张连红主编
出版社: 江苏人民
ISBN: 7-214-03670-3

        第二世界大战日侵时期虽然距离现在已经有60多年的时间，但对一些在当时失去亲人的人来说，亲人受害，家破人亡的事实已形成难以磨灭的烙印，心中的怨愤久久不能平息。
   
         其中一名马来西亚的受害人孙建成（69岁）在1993年设立了“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简称“蒙协”），开始调查搜集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的资料，目的是要团结会员，以资料为证据，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
   
        新加坡留日人士柯冰蓉在马来西亚担任通译期间，发掘“蒙协”所收集到的会员资料后，通知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一批学者。该联合会再推荐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审定资料，过后由该中心的张连红教授领导一个班子，负责分析编辑《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
   
        该书的内容主要由孙建成所提供的500余名受害者及其家属对日军暴行的投诉资料组成。柯冰蓉还找到了8名新加坡的二战受害者提供口述资料。
   
        柯冰蓉说，将这些受害者的调查资料整理编写成书是一种“历史责任”。大部分日侵时期的受害者身份、死亡原因都被“埋没”，没有记录下来。因此，孙建成收集到的口述资料可说是具有历史价值，很珍贵的资料。
        她说：“假如连我们留日的人都无法使这些确凿的证据和原始资料成形，那又等待何人何时，才有面向世界，讨回公道的一天呢？”
   
        孙建成7岁时，一家9口包括父亲和兄弟姐妹全被日军杀害。他一直不忘家人被日军屠杀之耻，积极推动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
   
         他在受访时语气还很激愤：“我是无辜的受害者，日本政府应负起罪责！”
   
         全书分3大类受害者：战争受害者或其遗族回忆录、泰缅铁路幸存者和军用票受害者。难能可贵的是每份投诉资料都有受害人姓名、受害地点、受害事实和投诉人联络地址。
   
         他们在提出血泪的控诉的同时，也要求日本政府为他们经受的苦难作出赔偿。

[ 本帖最后由 炎龙噬日 于 17-6-2006 09:14 PM 编辑 ]

序一

　　李业霖

　　近十年来，马新港三地的历史工作者，基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指导思想，出版了十多种有关二战时期抗日战争的中英文著作，其中有史料汇编、回忆录和图片集，也有专


题研究论文结集，从不同角度反映日据时期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建设“日据时期历史”这座大厦，具有添砖加瓦的作用。现在由孙建成先生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提供资料，才促成《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的出版，值得热烈祝贺。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失陷，日军为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以铺天盖地之势，从21日至23日，进行全岛性大检证，数万华人惨烈牺牲在屠刀和枪弹下，尸骸遍野，哀号震天。接着在马来半岛的槟城、马六甲、吉隆坡、知知港、瓜拉比拉、麻坡和振林山等城乡进行肃清大屠杀，数以万计的华人肝脑涂地，尸山血海，令人惊心动魄，日军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此外，日本军政府滥发军用票，当作货币流通市场；向华人勒索“奉纳金”5000万元；征调“勤劳奉仕”以作无偿劳动；拉夫到泰国建筑缅泰铁路……在日本军政府统治下，华人备受剥削、劳役和压迫，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要搜集上述资料，仅靠文献档案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采访、调查、问卷来获得可靠的活资料。这些事件的当事人、目击者、耳闻者及其遗族与幸存者,他们提供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往往可补充、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还可以纠正传闻的讹误。

　　孙建成先生是受害者，柯冰蓉女士是留日记者，受到正义的呼唤，出于历史的良知，他们不惜奔波跋涉，到通都大邑甚至穷乡僻壤去访问，跟传媒接触，使用唇舌去解释，希望获得社会的了解和支持。

　　经过多年努力，他们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内容可分为三类：

　　一、 战争受害者或其遗族的回忆录222份；

　　二、 强迫押送建筑缅泰铁路的幸存者的经历陈述126份；

　　三、 军用票受害者的诉求书226份。

　　这些资料是千百受害者悲惨经历的真实记录，血泪斑斑的历史，将会唤起人们的悲悯与良知，从而发扬正义，涤邪荡恶，激发人们以史为鉴，反对战争，珍惜和平。从资料上反映，受害者和受害者的遗族，要求日本政府基于人道立场，给予他们合理赔偿，这是合情合理的诉求，我们义不容辞，全力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幽灵还在游荡，右翼势力仍很嚣张，他们不忏悔，不认罪，不道歉，而且还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动机和发动战争的日本731细菌部队。马来西亚二战时的受害者索取赔偿的诉求，满途荆棘，是一桩艰巨的事。

　　日军二战时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实验，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请求赔偿，经过七年的艰苦奋斗，历经几许波折，终于胜诉，完成任务。这给人们很大的鼓舞。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发言权的威力已增强。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的出版，是值得庆贺的。书中记录了二战时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现由受害者提出证言，是确凿的。捏造的谎言不能掩盖血写的史实。是为序。

　　写于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3年10月

[ 本帖最后由 炎龙噬日 于 17-6-2006 08:00 PM 编辑 ]

序二

　　高岛伸欣

　　这次以孙建成为中心，所收集的日本军侵略下受害者证言，以及资料等，得以出版成书，感到很欣慰。这个历史教训在未来的日子里意义深重。我认为由日本军所发起的侵略事实


应当率直承认，日本社会应当赔偿，并要理所当然地负起责任。从这个立场而言，作为我们日本人来面对本书是很严峻的，我们要面对历史事实的责任追究。

　　本书的证言以及资料，由孙建成一手提供。他亲眼看见日本军屠杀自己的亲人，本身也受枪击重伤，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当时还是个稚童的孙建成虽然避过了死亡，但后来所经历的岁月都是荆棘满布、苦不堪言的。在恶劣的环境下，孙氏没有屈服，他比常人更加努力，成为马来西亚体坛的举重选手，活跃于社会。1982年，当他得知日本政府在教科书中歪曲了事实，便毅然站出来抗议，他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孙先生在以前就曾经给日本政府写过信，也给昭和天皇写过信，要求赔偿，那些信自然都已石沉大海。

　　孙建成觉得一个人的力量薄弱，决定呼吁全国各地受害者团结起来，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于是组织了“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得到各方受害者(包括当事者及遗族)响应，参加成为会员。事实上，这些人仅代表一部分被屠杀者。

　　这件事让新加坡的柯冰蓉女士知晓了，她想把证言与资料编辑成书，将日军侵略新马的史实更加有力地公诸于世，她也亲自动笔添写新加坡受害者证言，在她的努力之下，本书才得以实现出版的机缘。同时，很幸运地得到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与研究生们的大力支持，促成此书的整理、编辑和输入。更要感谢新加坡李氏基金，慷慨解囊，负责所有出版经费。

　　这部记录了在马来西亚发生的日军侵略史实，所公布的证言和资料，由新加坡和中国(南京)的热心人士联手协力出版，我感到是一件非同寻常、很有意义的事。一言以蔽之，事实俨然存在，无可推诿。可是，今日日本政府或日本社会人士，在包括补偿问题的战争责任事项上，施以冷淡处置的态度，令身为日本人的我感到羞耻。

　　本书的出版是一个契机，我将继续尽力把日本军侵略的事实传达给国人，同时也希望本书在亚洲能吸引广大的阅读者。

　　日本国立琉球大学教授

　　日本教科书起诉案原告2003年9月14日（柯冰蓉译）

[ 本帖最后由 炎龙噬日 于 17-6-2006 08:06 PM 编辑 ]

历史是一种责任

　　张连红

　　侵略战争和违反人道的暴行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对恶魔，但人类似乎乐于记忆战争本身，却容易遗忘战争暴行对人类伤害的事实与教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新兴帝国日本


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时，在其所占领地区所犯下的违反人道的血腥暴行，至少有将近半个多世纪为世人所淡忘，如果不是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事实的挑衅，我们无法想像今天我们还能否知道诸如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强制劳工、军票掠夺等日军暴行！

　　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日本向一战之后在远东形成的太平洋华盛顿体系发起挑战，中国东北首先成为牺牲品。自此之后，日本对亚洲侵略战争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1937年7月7日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战火燃向华盛顿体系的霸主美国，随后，日军兵锋直指东南亚、南亚。日军铁蹄所到之处，人类文明与尊严受到无情践踏与蹂躏。近十余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二战期间日军在华暴行诸如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细菌战与化学战、慰安妇、强制劳工、重庆大轰炸等的调查与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是，作为华人一分子，日军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所犯下的暴行我们却知之甚少，从1992年开始，马来西亚华人孙建成先生坚持不懈地执着调查，其所获得的宝贵资料为我们揭开了几乎被遗忘的一页。

　　一、 新马华人成为日军暴行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来亚为英国的殖民地，辖地包括马来亚半岛的中部、南部以及新加坡。马来亚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最南端，其南端的马六甲海峡是联结欧亚澳非四大洲的交通要冲，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发动了大规模侵略东南亚的战争。占领马来亚是日军整个南进政策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因为只要占领马来亚，一则可以控制通往南亚和印度洋的咽喉要地马六甲海峡；二可以摧毁英国在新加坡建立的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和维多利亚空军基地，而解日本南进后顾之忧；三可以获取马来亚半岛的锡、橡胶、石油等战略物资。

　　1941年12月8日，日军先遣队分别在泰国宋卡、北大年和吉兰舟的哥打巴鲁登陆，迅速占领飞机场和克拉地峡，与此同时，日机对马来亚各地机场进行大规模轰炸。12月10日，英国远东舰队的两艘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和“反击号”(Repulse)在关丹以东的海域被击沉。12月12日，日军突破马来亚北部的主要防线——日得拉防线，并缴获了英军大量物资和武器。19日，日军占领槟榔屿的空军基地。1942年1月11日，吉隆坡陷落。1月31日，英军被迫炸毁马来亚长堤，退守新加坡。2月9日，日军分两路强渡柔佛海峡，14日，占领新加坡水库，切断城内供水。2月15日，英国马来亚陆军总司令白思华（A. E. Percival）将军率8万守军向日军马来亚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投降。

　　日本占领马来亚半岛之后，实行民族分化政策，以马来亚人的解放者自居，宣扬“马来是马来人的马来”，他们一方面将英国殖民势力彻底赶出马来亚，另一方面将迫害矛头指向占马来亚人口近半数的华人。当时在新加坡，华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在同英军谈判的过程中，山下奉文虽然答应饶恕平民的性命，可是在随后的几天里，“许许多多的欧洲妇女和儿童被逮捕，关进章宜监狱，大批大批的华人毫不留情被处决。”［英］约翰·科斯特洛著，王伟、夏海涛译：《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上册，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245页。 在日军统治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新马华人遭到日军残无人道的屠杀、掠夺与迫害。“无论是肃清或是奸杀掠夺，日军只对付华裔平民，而且每一次的搜捕行动，皇军都会让半岛的非华人清楚看到日军并不打算干扰华族以外的居民。这可能是东京发动大东亚战争，准备长久地掠夺东南亚的资源时所厘订下来的极重要战略。”白铁儿：《肃清的背后》，马仲汉主编：《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亚太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8月版。

　　另外，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马来亚华人纷纷支持祖国抗战，此举早为日军间谍报告日本军部，日军认为马来亚华人都是抗日分子。全面抗战爆发后，230万马来亚华人每月捐款寄给国民政府的金额达420万元国币，平均每人每天捐款近2元。据陈嘉庚估算，抗战初期5年，华侨直接汇款回国给家人加上义捐之数达到50亿元。据何应钦称，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为18亿元，由此可见南洋华侨的贡献。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72页。在人力方面，许多华侨更是纷纷回国参战，如1939年在陈嘉庚的发动下，有3193名司机分九批由海路到昆明参加重修滇缅公路的艰巨工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日军对新马华人的暴行是对他们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一项“膺惩”行动。

　　二、 大屠杀、死亡铁路与军票

　　日军“膺惩”新马华人最为残酷的暴行是对华人进行的所谓“检证”和“肃清”大屠杀。在日军进攻马来亚半岛和统治初期，日军发动的大规模的集体大屠杀就有：在新加坡进行的大检证，在吉隆坡进行的大肃清，在槟榔屿的两次大检举，在马六甲的大镇压，在新山、麻坡、马力四隆、文律进行的大屠杀，在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等村进行的清乡屠杀，另有较小规模的屠杀达29次之多。据称，即使不计华人义勇军的死亡人数，日军在马来亚所屠杀的华人总数亦当在15万以上。李恩涵著：《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2页。在新马华人惨遭屠杀的暴行中，新加坡“检证”大屠杀最具典型，它同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大屠杀被后人列为日军在亚洲所犯的三大暴行。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为了稳固其统治，山下奉文下令从2月18日开始展开扫荡行动，以搜捕敌对的华侨，其搜捕标准共有9条：1. 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之人士。2. 曾经最慷慨地捐输给筹赈会之富裕人士。3. 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之追随者以及校长、教员和律师。4. 海南人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共产党分子。。5. 凡在中日战争以后来到马来亚之中国出生华人。6. 凡是文身之男性在日本人看来，文身的男子皆为秘密会党的成员。。7. 凡是以义勇军之身份，替英军抵抗日军之人士。8. 公务员以及可能亲英之人士。9. 凡是拥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之人士。明石阳至著，张清江译：《日本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20页。在这次大“检证”中，所有18—50岁的华籍男居民被日军指定到5个地区集中检证，凡认为可疑人员均被押上卡车送到海滨或用船只送到海面上以机枪扫射，许多华人仅仅因为自己是华人就遭到逮捕屠杀。据李恩涵先生研究，在新加坡检证大屠杀中，华人死亡人数在2.5万—5万人之多。李恩涵：《1942年初日军对星洲华人的“检证”屠杀之役考察》，见李恩涵著：《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蔡史君：《日军检证大屠杀人数之商榷》，见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868—871页。

　　强迫华人劳工修筑“死亡铁路”是日军在新马所犯的另一暴行。1942年初，日本帝国大本营决定在暹罗和缅甸境内修筑一段铁路，试图将已有的仰光至丁那沙宁铁路和新加坡至曼谷铁路连接起来，这两条铁路之间大约为250英里。铁路要通过崇山峻岭、跨过湍急河流和经过蛮烟瘴雨之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通常需要五至六年才能建成，但是，日军为了战略需要，要求这条铁路必须在18个月内完成。日军在征调英美等战俘从事修筑的同时，还通过强征或欺骗的手段使用了大约15万名民工，其中华人劳工约占总数的20%以上。据幸存者回忆说：他们“清早6时被号令起床，洗刷后，没有食物裹腹，取了工具便前去工作地点。中午11时，有专人将食物送去工厂。午餐休息半小时，11时半继续工作至下午5时。放工后回到宿舍、沐浴、进餐。6时再度工作，至下午12时，夜间，没有食物，挨饥入睡。同时要挨饥至翌日中午10时才有食物。……一个苦力不幸死亡，就如死去一条狗那么简单。”参见本书载《南洋商报》（柔佛版）1993年12月2日。由于粮食很少，生病后缺医少药，且无人照顾，病人死亡率很高，据统计惨死者有6万余人，伤残者4万人，也就是说每一里长的路轨，是用64名战俘和240名民工的性命换来的，因此这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马来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编印：《精魂忠骨，永昭日有：日据时期殉难同胞追思活动1995年—2001年纪念刊》，2002年8月，第14页。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有2.4万余人滞留在曼谷，其中约有4000余名是华工。除了泰缅“死亡铁路”外，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也有一条120多公里的“死亡铁路”。1944年4月，日本强征一批华人前往印尼苏门答腊岛，他们被迫建筑一条从巴干峇鲁直通马鲁的铁路，这条铁路途径大片森林，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疟疾丛生，他们受到的虐待与超负荷工作如同泰缅“死亡铁路”的劳工一样，“由于不能忍受当时恶劣的环境，而有约半数人身亡。”而侥幸生存下来的劳工也是百病缠身，战后生活异常艰难。

[ 本帖最后由 炎龙噬日 于 17-6-2006 08:09 PM 编辑 ]

日军对新马华人的经济掠夺更是厚颜无耻。在占领新马初期，他们强迫华人自动交纳“奉纳金”5000万元以示惩罚。由于时间紧迫，华侨协会到期只筹集到2000余万元，在无法筹足的情况下，华侨协会只得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贷款凑足，山下奉文在接受奉纳金时训话说：“华侨在战前，因为受到英美反宣传的影响，更由于重庆政府的欺诈和怂恿，曾有过排日的行动。更甚者，是参加英美宣传和帮助英美攻击日军。这种行为，本来应该以敌人论，但华人数千年来，在孔子及孟子的道德熏染中成长，所以最后能翻然觉悟，痛自反省，而以自愿的态度，发起筹募捐奉纳金。但你们必须深加明了，大日本是注重精神的，你们切勿以为奉献了奉纳金以后，各人的责任就已经完尽了，你们必须痛改前非，勇于改过。如果还不理解自己的过错，仍然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马仲汉主编：《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亚太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8月版，第223页。这篇训话讲稿充分暴露日军的强盗逻辑。

　　除了赤裸裸地强迫华人交纳“奉纳金”外，日本在占领新马期间更为险恶的掠夺手段是通过大肆滥发军票因日军发行的军票10元票面上有香蕉图案，故军票俗称香蕉票或蕉票。日军在马来亚地区发行的军票上印有“保证可以兑换”字样，但是日军战败后这些军用票立即成为废纸。的方式掠夺华人财产，据估算日军在占领新马期间共印发军票70亿到80亿元。《日本滥发军票与搜括物资一斑》，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4页。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重新收复接管新马的英国政府拒绝承认此项军票，因此，日本发行的军票一夜之间成为废纸。据1946年1月调查统计，仅新加坡一地普通华人和华人商会军票损失达270822000元。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年，第379页。

　　在日占新马期间，华人所遭受的痛苦远不止上述数种。岁月的流逝虽然冲淡了众多受害者对当年日军暴行的痛苦记忆，但有心人前赴后继的调查与研究将给历史留下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三、 寻求历史真相与伸张人类正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政府曾成立市民咨询局对日军在占领新马期间的暴行进行调查登记，南侨总会成立新加坡市内外调查委员会曾逐户分发调查表格进行调查，1946年6月成立的新加坡集体鸣冤委员会也对受害情况做了一些登记，许云樵教授经过20余年的艰辛努力，到1971年时已寻找调查到新马华人殉难名单8500个。但是，由于受到冷战体制的影响，战后新马地区华人受害调查同亚洲其他受害国一样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得到充分展开。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事实的挑衅引起了亚洲受害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一些学者和普通民众为了寻求历史真相与伸张人类正义，踏上了漫长的调查日军暴行的征程，在这一群人当中，马来西亚华人受害幸存者孙建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2年3月16日，在日军一次大屠杀中，当时只有7岁的孙建成全家有9个亲人惨遭杀害，他由于机智躲避才侥幸逃脱日军的屠杀。在日本友人的鼓励下，1985年，他开始参加揭露日军暴行的活动，1992年，他发起成立了“日治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呼吁受害华人积极协助提供受害事实，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经过近10年的努力，他调查搜集了560余份受害华人的资料，其中屠杀受害调查210余份，建筑“死亡铁路”受害调查120余份，军票受害调查220余份。另外，新加坡华人柯冰蓉女士长期以来一直热心参与受害调查，本书收录的李桦卓、黄再炎、叶尚友等8名新加坡受害华人资料则为柯女士提供。由于孙建成先生和柯冰蓉女士的艰苦努力和执着追求，为我们再现了半个多世纪前一幕幕惨案的历史真相，为人类共同反省战争暴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

　　在调查新马华人受害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来自于加害国日本的部分学者和普通民众也参加和推动了新马华人受害事实真相的调查。日本国立琉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高岛伸欣先生，在他还是一名中学教师的时候，他就到马来亚半岛调查二战期间日军暴行。据了解，20余年来，他先后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达上百次，足迹几乎遍及整个马来亚半岛。除此之外，他还利用有利条件，在日本国内广泛查阅档案资料，如他曾调查发现一份原日军《阵中日记》，该日记中记载1942年3月日军在森美兰州一个乡村就屠杀居民1500人。另外，日本“想念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牺牲者铭刻于心”组织，每年8月都邀请亚洲包括马来西亚的受害者，到日本各地举办证言集会，日本横滨的亚洲论坛组织也自1996年开始，每年邀请一位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受害者前往日本作证。实际上有许多有远见的人们都在努力，促使加害国与受害国国民能真诚面对悲惨历史，以寻求加害国与受害国国民之间的真正和解。

　　四、 历史是一种责任

　　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马来西亚日军暴行资料已相继出版多种，如，1984年许云樵、蔡史君主编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1996年李业霖主编的《太平洋战争史料汇编》、2000年出版的《奉纳金资料选编》；1999年出版的冯仲汉主编的《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芙蓉出版社也曾出版森州华族蒙难史料。这些资料集对我们深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的暴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现在汇集整理而成的《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是孙建成和众多受害人近10年的辛勤劳动。从1992年12月开始，孙建成先生便开始调查搜集日侵时期新马华人个体受害事实，难能可贵的是每份投诉资料都有受害人姓名、受害地点、受害事实和投诉人联系地址，而且还附有大量的受害人或投诉人照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这份资料汇编并不是全部新马华人的受害投诉，只是其中一部分受害人的资料，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资料已足以让我们震憾不已！

　　本资料集共编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新马华人遭日军屠杀的投诉材料共222份，其中8份新加坡华人的受害调查是由柯冰蓉女士提供的，总共蒙难人数为687人。第二部分是关于新马华人被强征建筑“死亡铁路”的投诉材料，此类投诉材料共有126份，其中有70多名华工在建筑铁路时死亡。第三部分是关于华人军票损失投诉材料，此类投诉材料共226份（其中有2人未登记具体数额），虽然同孙建成联系的军票持有人很多，但更多受害者则未能前往登记（据报道1994年4月10日有200余名报名，但实际前往登记的人只有50余人），仅就其登记的226份投诉资料统计，其军票数额已超过850万元。在编辑每一部分投诉资料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有关投诉材料的背景，我们还编辑了同部分投诉材料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受害人和投诉人相关背景资料的列表。

　　由于孙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诉资料初稿几乎全都是手写记录的，且多为口语化语言，文字则有中文、英文和马来文三种文字，这给我们的整理编辑工作增加了很多难度。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理解，我们作如下几点说明：1. 关于语言文字。全书原则上统一译成中文，但是凡涉及人名、地名是马来文或英文时，如果有比较准确翻译的我们将它译成中文，无法确定者则保留原文。另外，由于投诉资料均为手写体，因此，部分人名和地名可能会出现差错。一些人名中无法确认的字，则以“×”或“某”代替。2. 关于语言的表达方式。由于用语习惯，新马华人有许多称呼和用语同我们表达的方式并不一样，如自行车在新马一带则被称为“脚车”，卡车被称为“罗厘”，日军则被称为“蝗军”，为了便于国内读者阅读，在投诉材料中，我们都将此类名称改为习惯用语。另外，在忠于原文和投诉人感情的基础上，我们对投诉材料作了一些改动，对一些明显的错别字作了修正，对一些表达过分口语化的用语也作了适当调整。在军票投诉资料中，许多投诉人投诉内容有许多表述语句相同，我们则作了必要的删减。而对于所附新闻报道，其内容和用语我们则完全忠于原文，未作任何改动。3. 关于图片的使用，在孙建成先生提供的投诉材料中，绝大部分都附有受害人或投诉人的照片，原则上我们以收入直接受害人的照片为第一选择，没有受害人照片的情况下则收入投诉人的照片。4. 关于部分投诉材料的处理，在孙建成搜集的投诉人材料中，还有极少部分投诉材料不是反映华人受害事实，但考虑到史料的重要性，我们也将其收入，以供读者参考。

[ 本帖最后由 炎龙噬日 于 17-6-2006 08:12 PM 编辑 ]

在本资料集的整理过程中，杨国誉、张启祥、许书宏和王艳飞付出了很多艰苦劳动，张朔人、谢刚和钱春霞也协助校对了本书初稿，王艳飞还承担了全书照片扫描等后期出版的许多工作。为了促成本书的整理出版，邵子平先生和柯冰蓉女士多方努力，柯女士在得到李氏基金会的支持后还专程从新加坡前来南京指导，最后，本书能顺利出版，还要特别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吴源社长的大力支持。

　　经过近一年的整理与编辑，《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终于付梓出版了，它凝聚了孙建成先生、柯冰蓉女士和众多投诉人以及关心支持这一工作人们的心血，我们期望此书的出版能给人类提供更多反省的素材，为呼唤人类和平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历史是一种责任，它不仅为了过去、为了今天，更是为了明天。“历史正义不能随意被颠倒，为了让逝者得以安息，生者得以安慰，让年轻一代得以坦对历史，让所有掌权当政者在作任何决策中有所警惕，有所借鉴。……（我们）不应视历史为包袱，而是一种责任，从而思考我们对历史所该负有的责任。”参见《南洋商报》2001年8月14日。

　　2003年12月28日于南京

　　孙建成

　　1． 蒙难者：




　　孙紫针，男，32岁，商人

　　孙雪霞，女，3岁

　　郑蜜，女，35岁

　　孙维，女，12岁

　　孙建国，男，8岁

　　王在，男，38岁

　　孙腰，女，29岁

　　王意，男，8岁

　　王梅，女，6岁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孙紫针之子孙建成（Soon Kian Seng），58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0898892，现住于345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我的父亲孙紫针，32岁；妹妹孙雪霞，3岁；二伯母郑蜜，35岁；堂姐孙维，12岁；堂哥孙建国，8岁；姑丈王在，38岁；姑母孙腰，29岁；表兄王意，8岁；表妹王梅，6岁。以上九个亲人，无缘无故，冤枉无辜，被日军杀害。我孙建成家族九条人命及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如今我本人是受害者的后裔，本身也是劫后余生者。我要求日本政府凭着良心，给我一个合理的要求，赔偿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3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

　　杨振华

　　2． 蒙难者：

　　杨金鸿，男，30岁，商人

　　杨云章，男李九妹，女蔡德妹，女

　　杨信鸿，男李玉妹，女蔡亚妹，女

　　杨坤鸿，男李玉，女杨小妹，女

　　杨金鸿之另外三妻

　　杨金鸿之子女五人

　　杨金鸿二弟子女四人

　　杨金鸿三弟子女三人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杨金鸿之子杨振华（Yoong Chin Fah），61岁，退休，祖籍广东梅县，身份证号0223668，现住于298. Taman Tutuk, Sikamat Seremban，Negeri Sembilan，邮编70400。

　　投诉内容： 日占时期，我的家属，一家大小25人被毫无人性、惨无人道的日本军人杀害，日本政府为何不负起一切后果？这场屠杀使我家遭受了生命财产的双重损失，没有人能弥补我的这一巨大损失。没有人能想像出我的悲哀。这一事件（的记忆）将伴随我终身。我们受害人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应当维护人类基本人权，给予蒙难者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3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

　　叶苟

　　3． 蒙难者：

　　叶庚，男，33岁，务农

　　郑娘，女黄四，女叶正娣，女

　　叶显房，男叶苟，男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叶庚之子叶苟（Yap Yak Keu），60岁，退休，祖籍客家，身份证号2961583，现住于C66 Jalan, Dato Ngau, Ken, Lock Temmerlok, Pahang, Malaysia。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我本人名叫叶苟。我本来生活在一个七口之家。但是，1942年3月16日，在瓜拉庇朥的港尾村，日本兵杀害了我们家的五口人，我受了七处刀伤却死里逃生。我的这些被杀害的亲人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的另外一妻，我的姐姐和我的弟弟。惨案发生那一年，我才9岁，但我能够记得那个难忘的日子里发生的一切。一大队日本士兵开进我们村庄，我母亲建议离家躲避，但父亲反对，因为他说刚才回来时已见到日本兵，手已打了印，不必恐惧。不久我们被要求到一块空地上排队，我父亲和我还有其他一些人被带到河边。这些人都被杀害在河边，我的背上被刺了七刀，昏过去了，直到天黑才清醒过来。我不敢哭，爬起来，并且找到另外一个小孩子。我们在一起直到天亮。我们可以看到火光，是日本兵在烧我们村庄的房子。我们被一个高州人救了，直到我们的伤口完全康复。想当年，日军用最惨无人道、最残暴的手段杀害我一家六人，我的亲人无辜牺牲在毫无人性的日军刺刀下。如今我们受害人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凭良心、站在人道的立场上，赔偿我们家族生命、财产双重损失。日政府不应该违背良心！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

　　蔡德胜

　　4． 蒙难者：

　　蔡湘郎，男，34岁，务农

　　蔡湘郎之妻

　　蔡菊英蔡谭妍蔡德修蔡德明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5日。

　　投诉人资料： 蔡湘郎之子蔡德胜（Chai Teck Choon），63岁，退休，祖籍客家，身份证号0225565，现住于54，Jalan Lister, Rd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5日，一队野蛮的日本兵骑自行车闯进了瓜拉庇朥的港尾村，这些毫无人性的家伙命令所有村民到一块空地上排队站好，日本兵把这些村民分成人数不同的好多组。我当时11岁，我们这组被带到田后的一块泥地里，所有人都被刺了许多刀，我也挨了一刀。当我被刺了一刀以后，立刻就昏了过去，凶残的日本兵认为我像其他人一样也死了。当我恢复知觉以后，成功地离开了屠杀现场，我无比恐惧，以至于一直在树林里呆到第二天。我在寻找食物、住处和朋友的途中，遇到了受伤的小伙伴“发油仔”，他想自杀，但在我的劝说下，他决定活下去。一位好心人收留了我们，我们一直住在这位好心人的家里直到伤口痊愈。我被凶残的日本兵杀害的家人包括： 父亲、母亲、两个姐姐及两个弟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这些家人的被害作出完全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7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4）

　　吴旺

　　5． 蒙难者：

　　吴紫语，男，52岁，木工

　　郑氏，女，46岁，家庭主妇

　　吴承娘，女，11岁，求学

　　吴定娘，女，5岁

　　吴金生，男，9岁，求学

　　吴金喜，男，2岁

　　吴谭喜，男，7岁

　　吴谭安，男，16岁，求学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吴紫语之子吴旺（Ng Wang），65岁，商人，祖籍广东丰顺，身份证号3404604。现住址： 森美兰州武吉不业律24号，邮编71960，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1942年，我们家住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我家共有九口人，我在那时只有13岁。1942年3月16日清晨，早饭前，一队日本兵大约8个人，来到我家，并要求家里的所有人都到外面去。日本人让我们走到约一英里外的镇上去，镇上已经有大约500人，其中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所有人都呆在一处，当时大约是上午10点，日本人让我们排队，每队大约20人，所有人都被带到森林边上并在那儿被屠杀。我所在的那组被赶入一处建筑，日本人一次喊出7人杀害。当快要轮到我时，我跑了开去，却又被日本兵抓住了。我被从身后刺了一刀，倒在地上装死。因此日本人不再注意我，我才躲过一死。之后，我听到了房屋燃烧的声音，心想我们全家大概已经都死了。因为害怕被发现，我在森林里饿着肚子呆了一夜。

　　第二天，当日本兵走后，我才从森林里出来，我见到所有的房屋，包括我家的屋子都已经被彻底烧塌了。我估计损失大约有50万元。

    我所有的家人都被杀掉了，他们包括我的父亲吴紫语、母亲郑氏、兄长吴谭安、妹妹吴承娘、胞妹吴定娘和胞弟吴金生、吴金喜、吴谭喜。这就是我们家所遭遇的一切。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负责一切后果，给予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3日。王伍尾

[ 本帖最后由 炎龙噬日 于 17-6-2006 08:21 PM 编辑 ]

　　6． 蒙难者：

　　王伍尾，男，20岁，农耕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M）。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20日。

　　投诉人资料： 王伍尾（Wong Ng Wee），男，70岁，脚车修理工，祖籍客家，身份证号3557316，现住于森美兰州瓜拉庇朥县德拉积甘榜亚逸依淡万巴（BT. 16/2 Terachi Kuala Pilau N. Sembilan），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港尾村内石叻门山顶区（Parit, Tingg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投诉内容： 我叫王伍尾，在二战期间被日本人抓住，被灌肥皂水，被拳打脚踢，我在日本人那里受了各种各样的酷刑，看看我光秃秃的手指，看看我瘦弱的身体。我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我能向谁寻求补偿？日本政府应该补偿我所遭受的一切伤害。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5）

　　邓亚梅

　　7． 蒙难者：

　　邓保，男，46岁，务农

　　熊玉香，女，62岁

　　邓监兴，男，24岁

　　邓亚梅，女，14岁

　　蒙难地点： 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邓保之女邓亚梅（Teng Ah Moy），65岁，退休，身份证号1645017，现住于A3 Kampung Baru Rahang Sban N.S/No.3220 Jil 32 Tmn Kayak, Seremban, N.S.Malaysia，邮编70450。日本侵占时住址： 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6日，一队野蛮的日本兵骑车闯入了庇朥港尾村。他们屠杀了几百位村民，其中包括我的父亲邓保、母亲熊玉香和哥哥邓甘兴。我也身中18刀，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在被刺伤以后，我昏了过去，躺在尸堆中三天三夜都没有醒过来。一些好心的村民救了我。他们细心地照料我，直到我能够下地行走。在那时，我只有13岁。此后，我的生活是非常凄惨的。谁该对我的遭遇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我该不该为自己的悲惨遭遇索取赔偿？当然应该。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6）陈谭娇

　　8． 蒙难者：

　　陈王，男，40多岁，胶工

　　尤娣，女，胶工

　　陈王之子，10岁

　　陈王之幼女，5岁

　　陈谭娇，女，8岁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陈王之女陈谭娇（Chen Tam Kui），54岁，身份证号0229213，现住于NO.233 Tampinrd Kuala Pilah N.S.。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我叫陈谭娇，1942年3月16日，日本兵在瓜拉庇朥的港尾村进行了大屠杀，我在这场屠杀中被刺了九刀，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及一个妹妹都在屠杀中被杀害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因为我的大伯救了我。你能够想像那些刀伤给我带来的痛楚吗？许多人帮忙给我治了好几个月，我在8岁小小年纪受了这么重的伤居然还能活下来，真是上帝保佑。那些残忍的毫无人性的日本人杀害了我的家人，并且刺伤了我，你说，我能原谅并且忘记他们吗？我要提出索赔。日本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并且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7）

　　冯梅妹

　　9． 蒙难者：

　　冯维启，男，35岁，商人

　　冯维启两个儿子

　　冯维启之女

　　冯梅妹，女，14岁

　　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香蕉芭。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5日。

　　投诉人资料： 冯维启之女冯梅妹（Fong Mei Mei），64岁，退休，身份证号1147760，现住于No.7.Y4,Block A,55200 JiL,Hang Tuah Kuala,Lumpur,Malaysia。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金马士。

　　投诉内容： 我叫冯梅妹，1942年3月15日，我和父母及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住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的港尾村。那天，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日本兵押着我们离家，我们和另一些村民被命令排成一队，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把我们带到另一个地方，我的父亲和弟妹都被杀死了。我和母亲却侥幸未死。妈妈和我虽背后中刀，也应声仆倒，但伤势不重，很清醒，本着求生本能，妈妈在我身边叫我装死勿动。我和我的母亲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我们希望日本政府站在人道立场，遵守人类基本人权，还给我一个合理的赔偿，因为我们的亲人无辜惨死在日军的尖刀下，日本政府有什么理由不给我们补偿？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3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8）

　　白亚银

　　10. 蒙难者：

　　张亚莲，女，34岁，耕种

　　白炳水，男

　　白亚妹，女

　　白亚香，女

　　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张亚莲之女白亚银（Pok Ah Ngan），59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身份证号1586725，现住于柔佛州麻坡（45 Jalan Abdullah Muar Johor），邮编84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6日，日本军队在瓜拉庇朥的港尾村杀害了我的以下亲人，他们是： 我的母亲张亚莲、姐姐白亚妹、妹妹白亚香和弟弟白炳水。他们是和另外许多人一起遇害的，我当时也在即将遇害的人群中，但我躲过了日本兵的杀害，因为当我见到鲜血从其他受害者身上喷涌而出时，我就晕了过去。当我恢复知觉以后，我只见到周围的地上满是鲜血和尸体，你能想像到一个8岁的孩子是如何面对这巨大的悲痛的吗？我不敢哭，只是拼命甩开两腿跑去寻找帮助和庇护，我走遍了全村，可是一个人也找不到，我就这样饿着肚子无依无靠地走了两天，直到一对好心的夫妇收留了我。你怎么看待这些毫无人性的日本人？你说他们还是人吗？是谁给了他们如此大开杀戒的权力？你能想像得出我的家人都被杀光后我的悲痛吗？那么谁又该对这些事件负责呢？虽然惨案已过去半个世纪，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本着人类道德心，尊重人权与人道宗旨，合理赔偿受害人家属后裔。日本政府更不应该执行强盗的政策，而宁愿永远成为一个没有人道的国家。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9）

　　吴梅兰

　　11. 蒙难者：

　　吴留，男，55岁，胶工

　　冯萍，女，47岁，养鱼

　　冯平光，男，22岁，杂工

　　吴苟，男，22岁，杂工

　　吴谭金，男，16岁，学生

　　吴亚虾，男，14岁，学生

　　吴小个，男，10岁，学生

　　吴亚发，女，8岁，学生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今名巴力丁宜）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

　　投诉人资料： 吴留之女吴梅兰（Yoo Mue Lan），70岁，家庭主妇，祖籍新惠，身份证号2484095，现住于丹绒怡保大街33号（No.33,Pekan Tanjung Ipoh N.S.），邮编715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我想讲出我的悲惨经历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马来西亚日治时期的那些日本兵有多么的凶残。我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八口之家。在1942年初，我的父亲吴留，母亲冯萍，舅舅冯平光，哥哥吴苟，弟弟吴谭金、吴亚虾、吴小个及妹妹吴亚发住在港尾村。他们都是农民，作为农人，大人从早忙到晚，他们从不招惹谁，也不伤害谁，但他们突然间就被杀掉了，是谁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是那些日本兵。日本人连一声警告都不曾有过，问也不问，也不作任何说明，在一天之内就杀害了我家的这八口人，亲人们的尸体被抛在空地上任鸟兽啄食，空气中充满了尸体的腐臭味，各种小虫遍布地面，没有人敢从附近经过。你想像得出当时的情形吗？你怎样看待那些日本兵呢？他们是人还是野兽？这些日本人还配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吗？谁应该对这一事件负责？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那些受日军伤害的人们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19日。

　　12. 蒙难者：

　　李风，男




　　叶娥，女

　　李福，男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5日。

　　投诉人资料： 李风之子李辉（Lee Fui），69岁，退休，祖籍客家，身份证号0525551，现住于Apt. Blk 34 Stra Thmore Aye 3181 Singapore。日本侵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5日，当时我17岁。这一天，一队骑车的日本兵闯入了瓜拉庇朥港尾村，这些士兵随身带着步枪和刀。村长首先慰劳了他们，因为他被告知，这些日本兵是来检查村里的居民并分发口粮的。我却跑开躲了起来。欢迎仪式结束后，日本兵命令所有的村民到一块空地上集中，并分组排好，一组组的村民被带到村里的不同地点，并在那儿被杀掉。我的父亲、母亲和哥哥就在这些被日军杀害的人之中。惨案发生迄今已经过去52年了，日军当年草菅人命，我们家族遭受生命财产双重损失，我们这些受害人的后裔，不希望日本政府一味奉行强盗的宗旨，始终宁愿违背良心，不肯尊重人权，令人感到遗憾。假如日本政府真有维护世界和平和执行民主人权的政策的诚意，必须妥善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样才有资格称作一个民主人权的国家，因为你们拖欠我们的血债还没有解决。日本政府应当对当年的滔天大罪负责，必须对我亲人的被害进行完全赔偿。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0）

　　李少明

　　13. 蒙难者：

　　熊玉香，女，家庭主妇

　　郑×兴，男，教师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熊玉香之外孙李少明（Lee Sau Min），男，53岁，商人，祖籍客家，身份证号1558049，现住于158，K.S.M, Kg Larong Jelebu N.S.，邮编71600。日本侵占时住址： 庇朥炎端伴。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6日，一队日本兵带着罪恶的目的骑车闯进了港尾村。起初，村长赶去慰劳他们，村长告诉村民们这些日本兵是来给他们发身份证的。但随后，村民们遭到了屠杀，几百名村民被杀害，日本人甚至连一个月大的婴儿也不放过。我的外婆熊玉香、舅舅郑×兴也在遇害者之列。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外婆和舅舅的无故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6日。

　　何振平

　　14. 蒙难者：

　　何伍贵，男，44岁，小商人

　　钟远娇，女，72岁

　　叶玉娣，女，38岁

　　何志兴，男，15岁

　　何金莲，女，13岁

　　何伍贵另外三优??岁，7岁，5岁

　　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何伍贵之侄何振平（Hor Ching Peng），68岁，退休，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 2004595，现住于芙蓉沉香路738号，邮编70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文丁。

　　投诉内容： 1942年，日本兵在瓜拉庇朥的港尾村杀害了我家八口人，他们是： 祖母钟远娇、叔叔何伍贵、婶婶叶玉娣、堂兄何志兴、堂妹何金莲以及另外三个堂兄妹。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也没有同幸存者及受害者遗属进行对话。当年日军犯下人类最残忍的滔天大罪行，而今日本政府应该负起一切后果，公平合理地赔偿给我们蒙难者家属后裔，日本政府才有民主可言。否则天理何在？人类道义又在哪里？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8日。赖源

　　15. 蒙难者：

　　Low Ah Tee，女

　　Lai Ah Ngau，男

　　Lai Ah Lai，男

　　Lai Peng，男

　　Lai Kin Mee，女

　　Lim Ai Lian，女

　　Lai Khoon，男

　　Lai Tian Lai，男

　　Chu Mok Lian，女

　　Lai Mok Sang，男

　　Lai Ah Kim 女

　　蒙难地点： 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8日。

　　投诉人资料： Low Ah Tee之夫赖源（Lai Yin），身份证号2014353，现住于KamPung Cina, Bahau, N.S.。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8日，日本人在瓜拉庇朥的港尾村杀害了我家11口人，我这些被害的亲人是： 我的妻子Low Ah Tee，我的儿子Lai Ah Lai、女儿Lai Kin Mee，我的堂兄弟Lai Khoon、堂嫂Chu Mok Lian，我侄儿Lai Ah Ngau、侄女Lai Ah Kim，堂兄弟Lai Peng、堂嫂Lim Ai Lian, 侄儿Lai Tian Lai、Lai Mok Sang。我的这些亲人都是守法公民，他们的年龄从1岁到31岁不等。残暴的日兵为什么要杀害我们家这么多亲人？他们应不应该为杀害我这些亲人付出代价？我认为，日本政府必须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向我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5日。

　　李少文

　　16. 蒙难者：

　　叶娘，女，55岁，农妇

　　黄新，女，28岁，农妇

　　李观涛，男，10岁，学生

　　李观凤，女，9岁，学生

　　李观玉，女，8岁，学生

　　李观胜，男，6岁

　　李观发，男，4岁

　　李福（音译），男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李福之侄李少文（Lee Than Lin＼Lee Sau Woon），51岁，园主，祖籍广东保安，身份证号2485083，住址： No.63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甘榜珍那。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李福（音译，Lee For）是个农夫，家住瓜拉庇朥港尾村。他家八口人被凶残的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杀害了。在他自己身上，也有八处刀伤，当被刺伤后，他就躺在地上装死，在1942年3月16日的港尾，他就这样躺在那些死尸中。在那些日本兵离开屠杀现场后，他爬了起来，去寻找救助和医治，叔叔到了我们家，我父亲给了他所有的帮助，直到他痊愈。从那以后，他几乎不能干什么重活，也挣不到什么钱，生活非常艰辛，我要为我这些亲人受到的伤害向日本政府索赔。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日。

　　何德铭

　　17. 蒙难者：

　　黄英，女，56岁，家庭主妇

　　张丽，女，34岁，家庭主妇

　　何凤，女，5岁

　　蒙难地点： 瓜拉庇朥港尾村。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6日。

　　投诉人资料： 黄英之子何德铭（Ho Tuck Ming），78岁，退休公务员，祖籍广东顺德，身份证号0186713，现住于17706 Rumah Kerajaan, Jalan Kesang, Jasin，邮编75450。日本侵占时住址： Brt. Rambai Malaka。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16日，日本兵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屠杀了600多位村民，这些遇害者中有我的三位亲人，她们是我的母亲黄英、嫂子张丽和侄女何凤。我的这些被害的亲人是完全无辜的，为什么日本兵要杀害她们？那些日本兵真不是人。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就我这些亲人的被害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邱宜赞

　　18. 蒙难者：

　　邱宜钦，男，27岁，商人

　　邱宜钦之妻，23岁，家庭主妇

　　邱宜钦之女，5岁

　　邱宜钦之女，一个月

　　蒙难地点： 庇朥英文学校后。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邱宜钦之弟邱宜赞（Khoo Gee Chan/Gan San Chuk），63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0224198，现住于69 Senaling, Jalan Tampi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邮编7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69 Senaling, Jalan Tampin,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更多投诉资料请详阅《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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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9年7月20日（星期二）《新明日报》，叶寿权： 《蝗军杀我九亲人》

　　新闻正文： 虽然事隔40多年，港尾村全村600多人被杀，只有30人逃出生天之情景，宛如昨日，历历在目。

　　“蝗军疯狂屠杀，造成尸遗遍野，鬼哭神号，他们禽兽不如，是魔鬼的化身！”




　　坚持讨回公道

　　港尾村大屠杀见证者孙建成斥责蝗军暴行

　　孙建成是一名的士（出租车）司机，每天穿行首都梳邦国际机场路线，他对本报说，在1942年3月16日，这个他永世不忘的日子里，蝗军夺走他9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生天，当时他才7岁，祖母则65岁了。

　　在其他罹难者家属的配合下，孙建成将继续寻求日本政府对受害者家人作出应有的赔偿，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东西，日本政府若这样做，将表示他们承认犯下错误，并负起责任……

　　在港尾村被蝗军屠杀的孙建成亲人计有： 父亲孙紫针（32岁）、妹妹雪霞（3岁）、二伯母郑蜜（35岁）、堂姐孙维(12岁)、堂哥孙建国(8岁)、姑丈王在(38岁)、姑母孙腰（29岁）、表兄王意（8岁）、表妹王梅（6岁）。

　　日军入村屠杀

　　1942年，孙建成只有7岁，在一颗小小的心灵上，即烙下了悲惨而不可磨灭的创伤。

　　孙氏追忆往事时，连每一个小节都记得十分清楚，宛如这幕悲剧在昨天发生一样。

　　“1942年3月16日早上大约7点多，我跑去镇上路口看热闹，当时日本脚车队以2人排成2行的行军队伍，缓缓而过，后面紧跟一辆黑色的汽车，里面坐着一名军官……”

　　蝗军以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手无寸铁

　　的村民，此情此景令人发指。

　　孙建成说： “港尾村村长杨金鸿之前已接到消息说日军将来这里和居民对话，并派发安居证。”传话者是严田中尉和侨本少尉。这两名军官还下令村民要夹道欢迎日军抵达，以示敬意。

　　杨金鸿于是以村长身份吩咐村民热情欢迎日军，就好像全体村民那样，有谁敢违拗日军的意思呢？

　　由于村长早已吩咐在先；一些日本兵跑到村民屋前指手划脚讲出一番人们听不懂的日本话时，村民就知道要出去小镇，等候日军到来。

　　只有十多间店面的港尾村小镇大街，斯时间变得热闹起来，当时已聚集了大约几百名村民，他们都被令坐在草场上。

　　躲在五角基看热闹的孙建成，当时望见地面上堆砌着一堆堆的枪杆，上面插着阴森森的刺刀，小小心灵彷佛觉得这里快要发生大事似的。

　　大约80名日本军人在大块朵颐，狼吞虎咽似的饱尝美食后，就有所行动了……

　　想到这里，孙建成说： “我们全部受骗了，蝗军有这么好心派发安居证？”

　　当时，大约是早上10点多吧，日军拿起枪杆，把村民团团围住，这时，大家都知道大祸临头了，老妇、幼童，甚至是大人都哭了起来，无助的哭声传遍整个山野……

　　婆孙躲进床底

　　孙建成说，蝗军这次不想浪费子弹，首先把人群分散，然后以枪杆上的刺刀逐个杀！

　　“我不知道其他人被押去哪里，我的11个亲人，父亲、妹妹、姑母、姑丈等等都被分开押走。”孙建成说： “祖母和我则押在一块，朝着芭上的2间屋走去。”

　　遭日本蝗军残杀的森州港尾村

　　六百余人的尸骨，被掘起之影。

　　孙建成和祖母进入其中一间屋子，里面已有八九个人蹲在地上。当时有一名日本军人，在他们婆孙俩面前，用碗背磨刀，示意杀人……

　　这个军人出去了一阵子，又回到屋内拿枕头，不知有何用处。由于出去两趟，孙建成婆孙俩才有机会躲进床底，逃过厄运。

　　婆孙俩躲进床底不久，就开始听到村民嘶喊及尖叫声，他们纷纷被刺杀了。

　　回忆往事，想来命大，孙建成追忆说，看守他们的这个军人，也许是故意放他婆孙俩一条生路，竟然连床底都不去搜查。虽然如此，几百条村民的性命，却在同一时间丧失。

　　佯言对付共党

　　孙建成斥责蝗军在港尾村刺杀600多名无辜的村民后，自称只是对付共产党。

　　他说，蝗军当天区区数十人在面对这么多共党时竟然没有人受伤，没有人被杀？这简直是鬼话，自欺欺人，有谁会相信？

　　40多年来，就好像港尾村蒙难者家属那样，孙建成希望日本对蝗军大屠杀事件有所交代，并交代清楚。

　　他也希望日本不要堂而皇之地指责别人滥杀无辜，因为日本曾犯下更严重的大屠杀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1）

　　2． 1994年11月26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被蝗军刺九刀死里逃生，杨振华受邀述血腥暴行》

　　杨振华说：日本蝗军用刺刀从我的背部猛插后，留下多个伤痕。

　　日本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马来半岛时，干下一连串滥杀无辜良民的罪行，有关人神共愤的大屠杀血腥暴行，造成一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尸体到处暴晒，冤魂遍野，真的是鬼哭神号，悲惨万分。

　　当年日本蝗军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展开大屠杀行动，共有670余人惨死在日军的刀尖下，连村长杨金鸿也不能幸免，一家26人被杀光，只有儿子杨振华一人被蝗军刺中九刀后大命不死，劫后余生。

　　杨振华，现年60岁，目前居住在森美兰州芙蓉小甘密忠诚园住宅区，在瓜拉庇朥联合巴士有限公司任职。

　　杨氏受到日本“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团结委员会”的邀请，于12月5日飞往日本，在该国六个城市举行的“亚洲公开讨论会”中，为蝗军大屠杀暴行史实作出证言，以下是杨氏讲述的当年亲身经历的悲痛事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半岛时，杨振华与家人是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居住。

　　当时的港尾村约有100多间房屋，男女老幼人口共有600余名。大多数村民以务农为生，种植香蕉、黄梨、木薯，同时也养猪、养鸡、养鸭等。还有部分村民是在附近的大园丘当割胶工人。

　　一家26人被杀

　　杨氏父亲杨金鸿，当时是港尾村村长，他们一家大小26人，包括祖父，祖母，父亲，两位母亲，两位叔父，三位叔母，还有姑姑，多位堂兄弟姐妹，以及他本身的兄弟姐妹共9人，全部都牺牲在蝗军的刺刀下。

　　1942年3月15日下午3点多，一队日本蝗军骑脚车进入港尾的“香蕉芭”，先将该处的七八户人家杀死，并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屋。

　　当天下午5点多，该批杀人放火的日本蝗军从香蕉芭出来，到港尾村街场，驻扎在当地的华文学校里。他父亲身为村长，便带了一位姓陈的年轻人去会见日本蝗军军官，以示尊敬。该年轻人会讲日本语，他的母亲是日本人（战争发生后，这批日本妇女即被英政府扣留）。

　　后来，他的父亲叫人杀猪、杀鸡、煮饭，请日本蝗军吃晚餐。接着蝗军军官命令村长通知村民们，于次日上午9点钟，必须到街场店铺前面的空地集合，等待领取“良民证”或“安居证”。

　　16日早上，另一队日本蝗军也蹬着脚踏车进入港尾村，与较早前驻扎在华文学校的蝗军会合。当天村民都遵照蝗军的命令，陆续到达会合地点，而日本蝗军也早已在空地四周列队，他们的步枪都装上了刺刀，街口还架着机关枪。

　　过后，日本蝗军将集合在空地上的全村男女老幼村民，分成数十人一组，押到店屋前面或后面的果园、荒地、烂芭（低洼地）等处，然后再分为七八个人，或十多二十人的逐次加以刺杀。

　　杨振华当时已经安排在即将被虐杀的人群中，他看见村民一批一批被蝗军押走，同时也听到他们，尤其是妇女们的哭声、呼喊声，以及惨叫声……

　　过了不久，终于轮到杨振华一家人了，他与父亲、祖父、叔父和其他几个村民被押到屠场去，日本蝗军强迫他们跪下，上身向前俯，两手着地，蝗军于是从背后用枪口刀向他们猛刺。

　昏死后醒来

　　杨氏当时被刺了九刀，尖刀由背部刺下，一直穿透到胸前，由于他当时把右手掌按在胸前，所以无名指被刺断了两节，他被刺后便昏死在尸体堆中。

　　日本蝗军的尖刀从背部直刺透过胸前，把他右手的无名指刺断两节。




　　次日天亮了，杨振华醒了过来，看见父亲卧躺在地上，便伸手去推他，叫他起身逃走。但是父亲没有反应，他已经死了，背上有两个染血的刀孔。当杨氏进一步向周围观看时，看到祖父也死了，叔父也死了……他们也与其他村民一样惨死在日本蝗军的刺刀之下。这是一场野蛮、毫无人性的大屠杀！杨振华终于痛哭起来……

　　在那遍地尸体的村庄一角，另一位刀下余生的小孩，听到杨氏的哭叫声，也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他们于是向街场走去。杨氏当时想要回家，走了不远，忽然听到劈劈啪啪的声音，他们感到非常害怕，心想蝗军一定还没有离开港尾村，马上又转头回到尸体堆旁躺下来。后来他们果然看见蝗军在港尾村街场放火焚烧房屋。

　　遇救命恩人

　　杨振华那时在尸体旁躺下的地方，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当他感到口渴了，肚子饿了，便到小溪边喝水。他在其父亲尸体边又躺了一夜，现场的血腥味吸引了一种黄褐色的大蚂蚁爬到他身上的伤口吮吸……情况惨不忍睹。

　　到了第二天，当太阳偏西的时候，杨振华便与那位姓叶的小孩，再次向街场走去，他们看见该村的店铺和住家全部被日本蝗军烧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叶苟悲伤地追述48年前家人在港尾村遭日本蝗军惨杀经过。

　　他们在那儿遇见一位好心的广西人，当对方知道了他们的不幸遭遇后，便带他们回到附近的“石岩门”，住在公司屋（工人宿舍）里。该广西人用草药为他们两人以及其他被蝗军刺伤、死里逃生的村民们治疗伤口。那位救命恩人收留了他们两个多月，终于把他们的伤口治好了。

　　（参见本节案例2）

　　3． 1990年2月24日，锦华： 《一家六人惨死日军刀下——叶苟目睹父亲被杀心灵伤痛毕生难忘》

　　讲起日本蝗军于1942年3月16日在庇朥港尾村暴戾不人道残杀无辜，前日现身的另一名余生者叶苟，在接受报界访谈时，大有旧仇新恨之慨。

　　他在日本反战组织领袖之一的林博史之跟前默默无语，他只希望反战分子能将当年的史实公诸日本社会，为无辜牺牲者申诉。

　　叶苟，现年已经57岁，当年他只不过是个9岁的孩童，可能在大屠杀中对他下毒手的刽子手不忍下重手，因此他的背后一共中了六刀，所以命不该绝，给他生还，但是他的至亲共有六人却惨死在蝗军的枪尖下，此种悲天动地的一幕幕使他小小心灵创伤。憎恨，毕生不会忘掉。

　　当年他与父亲叶庚，生母郑娘，父亲的大婆黄四，姐姐正娣，弟弟显房与其他的村民居住在港尾村（巴力丁宜），以养猪种植为生，父亲且兼看管庇朥大伯公山——中华义山，在义山的宿舍，他的父亲还有一位第三太太陈祝英。

　　叶苟也证实，3月16日那天早上，一大队日本荷枪脚车队开到港尾村，父亲一早用脚车载香蕉到庇朥市场去售卖归来。

　　母亲听说已有大批日本兵开到村内，大家都感到害怕，母亲建议离家躲避，但父亲反对，他说： “刚才回来时已见到日本兵，手已打了印，不必恐惧。”

　　父亲且说： “我们绝对不能逃跑，否则日本兵生气会杀掉全村人。”

　　就因为父亲的一番话，我们举家都未逃避。

　　不久，一队日本蝗军来到家里点算人数，说是要发安居证（良民证），吩咐一家人不可离开，说完后离去。

　　过了不久，另一个蝗军来到，吱吱咕咕再点算人数，并示意全部跟他去，在此种情况下，谁也不敢违抗命令，只好跟着他走。

　　叶苟说： 到了市镇，那边早已集中了许多村民，大家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只有听蝗军指示排好队。

　　“我看到日本兵都将枪‘三角交叉’置于路上，他们嘻嘻哈哈在饮食。”

　　日军吃饱后，不久，一名类似军官者，在武装日兵护送下，抵达旷场，与在场的日兵交谈一阵驱车离去。

　　紧接着，在场的蝗军队长开始下令，将集合的不知多少百人，分成一队队，每一队十多20人，各由两名持枪刀的蝗军带领向不同方向而去，所被带去的人都一去不回头，另带一批离去，除了听见惨叫、嚎啕声之外，就不见有一个村民回来。这时大家才知那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欲逃不得，求救也无门，只有听天由命。

　　大约是中午时候，除了父亲紧牵着我的手之外，母亲姐弟都被分散到其他队伍去。

　　村民被押至河边屠杀

　　叶苟解下上衣，让笔者见证其背部遭日本兵刺戳留下的刀痕。

　　我和父亲及其他村民约20人被押到一条小河边，蝗军用枪指指点点，令我们仆在地上，父亲牵着我不肯仆在同一队内，但最终也屈服仆在另一边，这引起蝗军生气，枪尖恶毒地一刀刺在父亲之背部，并且脚踏住父亲身体，将枪刀拔起，父亲惨叫，蝗军狞笑，我则在旁大呼大哭，结果背部也被刺了多刀，我也昏死过去……以后其他的同伴当然也都被杀。

　　直到傍晚我苏醒过来，庆幸自己并没有死，只见父亲仆地动也不动，我哭着去拉父亲，但一动也不动，我痛哭。

　　这时我也看到同来村民的尸体，也看见一名满身受伤未死的小孩，他就是余生的杨振华（村长的儿子）。

　　我们两人负伤本能地离开现场，不知痛，也不知怕，只怕见到日本鬼。

　　一路上，只见浓烟密布，尸体满山野，远远发现有日本兵，吓得我们又仆在地上，很久以后，见日本兵离去，再起身向村里行。

　　在路上遇到一位受伤，肚皮露出恐怖肠肉的负伤妇女，她叫杨玉妹，她说要回家，但已是有家归不得，结果，我们只好落难，挨着痛苦走到一片胶园，伏在胶房似昏似迷住了两昼夜，只以脏水充饥。

　　叶苟说： 第三天，我们为求生存，再次踱出胶林，走向被摧毁的村庄，幸运地遇见一位好心的高州人，他带我们到他的家，那地方应该是石叻门的木厂，日本兵没有杀到这地方。

　　在那边我们见到很多位身中刀伤，死里逃生的村民，都是由高州佬采草药为他们治刀伤。

　　叶苟指出： 我在高州佬的家里居住及接受医治十多日，深深感激高州佬的侠义精神。

　　叶苟另一个居住在中华义山宿舍的母亲陈祝英，已获知港尾村全村罹难的消息，但没有人敢涉足港尾村，心知其夫及一家人可能全部被杀，感到非常悲伤。

　　十多天后竟然有人传来消息，知道叶苟受伤未死，并由高州佬收留医治，即刻遣人到石叻门将叶苟接到义山宿舍，延医为他医治。

　　叶苟说： 待我的刀伤复原后，陈祝英派出义山工作人员，由我带他们到父亲遇难的河边，由于事隔十多日，遍野尸体腐烂，臭气熏天。但我认得父亲的腐尸，但无法收拾，工友砍一枝木棍在尸体边立木为据。

　　再过一段不知多少日子，其母才促义山工友将他父亲的骨骸收拾，移到中华义山埋葬。

　　因此他肯定父亲的骨骸并未与其他的罹难者埋葬于一穴，不过另两位母亲及姐弟的尸骨完全无从认领。

　　叶苟感慨万千地表示，时间虽然能冲淡一切，但蝗军惨无人道的港尾大屠杀，以及一家人无辜地惨死在魔掌的历史，是毕生难忘的。

　　数十年来，为了生活，他离开伤心地到外地去谋生，至今才有机会回到庇朥见到日本反战的林博史，并能够将本身的不幸遭遇吐露，以作为蝗军血腥无人道无辜杀戮百姓的史实印证。

　　（参见本节案例3）

　　4． 《星洲日报》增版6，郑顺智： 《蝗军血洗港尾村又一明证——全家七口死剩一人蔡德胜中刀不该绝》

　　1942年3月16日，蝗军在庇朥港尾村（巴士丁宜）展开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600多名手无寸铁的华裔乡民全部被斩头，想不到尚有不少命不该绝者逃出生天。

　　惨剧至今已将近半世纪，随着不久前蒙难遗属展开挖骨建纪念碑，加上日本反战分子前来搜查史实而掀开这宗惨案始末。




　　昨日，当日本和平反战组织一要员林博史教授到来访问一些当年死里逃生者时，因此又有两名当年负伤“死里逃生”者现身追述遇难之过程。发安居证为藉口

　　蔡德胜，现年60岁，当年他只不过是10多岁而已，一家七人只有他一人死里逃生，其他六人，包括： 父亲蔡湘郎，母亲，姐姐蔡菊英、谭妍，弟弟德修、德明，都惨死在蝗军枪尖下，尸骨无从寻觅，遗恨终生。

　　蔡德胜讲述蝗军

　　杀害他一家

　　蔡德胜在记者访问时称： 他的父亲蔡湘郎，当时与家人共住在港尾村，务农为生，父亲为其亲戚管理树胶园，生活美满安乐。

　　1942年3月16日，他知道数十名荷枪实弹的日军脚车部队到达港尾村，以发安居证为藉口，召集所有的村民到街上旷地集合，所有村民谁也不敢反抗，也不知道这是死亡的前奏。

　　当全村的人，男女老少都集齐后，在日军号令下，这些待宰的村民被分成一组组，每组十多名，各在两名或三名日本武装蝗军押送下，被带到不同的方向而去。

　　他说： “当时我根本没有跟父母姐弟一起，我也不知道他们被押到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但只领悟到，一组组的人一去不回头，只能听到惨叫救命声从远近传来。

　　“我自己被混在另一组里，被押到河边的一个斜坡，手持枪刀的蝗军露出狰狞的脸孔，示令大家排成一排，蹲跪在地上。”

　　“惨唉！我被排在最后的第二人，眼见惨无人道的蝗军，一刀刀刺在每个人的身上，一个个惨叫而倒毙。”

　　一刀穿腰而过

　一刀穿腰而过

　　在此种情况下，心里想死定了，果然日军一刀刺到他的右腰间，仆地倒下，但冥冥中似乎注定不该死就不该死，那一刀虽然穿过腰间，但并不中要害，昏迷中隐约听到日军吱吱咕咕，并在小河中洗东西。大约半小时之后，他完全苏醒，不见蝗军，只见同被押来的人的尸体散布在周围，惨不忍睹，不知道什么是怕，也不觉得痛，只是心里很悲痛。


　　他说： 求生是人的本能，尤其是在最恐怖最痛恨的时刻萌生之念更强，忍着痛苦，负着重伤，爬行至森林边缘，就在那里迷糊地度过漫长恐怖的一夜。

　　第二天，只望见村里烟雾密布，那是蝗军杀了人放火烧掉房屋，四周寂静，到处尸体，令人不寒而栗。

　　离开森林，向村里走，不知何去何从，也看不到父母姐弟亲人，下意识地明了，他们全部是难以逃过劫数。

　　负伤走到一间未烧完的房屋，屋外有一口井，巧遇另一名同村负伤逃生的“发油仔”，他很悲愤，觉得生不如死，叫我一同跳井自杀，以免出去又被日本蝗军杀掉。

　　他说，他不愿这样死，也劝“发油仔”不要跳井，一同出去求生。

　　负伤蹒跚逃走

　　他们一同负伤，忍痛，挨着饥饿向着“石叻门”走去，那时日本蝗军可能全部已离去。

　　港尾村被蝗军滥杀数十年后挖出的骷髅，移葬在纪念碑。

　　就在石叻门附近，他们幸运地遇到一名高州人，他是一位好心的人，带他们到他的家，石叻门的森林，以后蔡德胜知道这是一间当时的锯木厂，那边早已有很多受刀伤的同村人，惨叫呼痛，此情此景，悲忿填膺，无语问苍天。

　　这位侠心的高州人很热心，每天到森林里去找药草，为伤者洗伤口，敷草药，然后协助伤者离开到庇朥各地去。

　　蔡德胜说： 我在高州人那边给他疗伤约十天，伤势大为好转，才独自离开，孤身到庇朥，投靠当时胶商裕和号张耀泗，因为以前我父亲看管的胶园，胶片都是卖给他。

　　他表示非常感激当年救他为他医治的高州佬。

　　在庇朥裕和住了两天，带着悲愤的心情到芙蓉亲戚家，那是他父亲管理胶园的园主，获得留下长住。

　　他痛恨蝗军的无人道血腥惨杀行为，使他家破人亡，只有他逃出生天。

　　（参见本节案例4）

　　5． 1993年2月21日《中国报》，陈逸平： 《阿伯控诉——逼我带路找共党蝗军踏烂手脚趾》

　　日本军占领马来亚时期，王伍尾是一位年约20岁，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当时他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目前的巴力丁宜），以农耕为生，当时过着的是一段相当清苦的生活。

　　想不到生活在平淡的日子里，一件令人不敢相信的不幸事件却在他的身上发生了，日本蝗军不知从哪里得到错误的情报，诬赖他是共产党的成员，将他扣留后以各种残忍的手段逼供。由于王伍尾与共产组织根本无关，因此对蝗军提出的问题也一无所知，所以完全没有答案，谁知蝗军因此而恼羞成怒，以军靴踩踏他的一双手掌的十双手指和右脚的五双脚趾，以达到逼供的目标，结果造成王伍尾的有关手指与脚趾后来因为得不到良好的医治而腐烂了……

　　酷刑逼供

　　王伍尾今年已经是一位72岁高龄老年人了，祖籍是广东海丰。不过他在很早前已经皈依了回教，另取名为“雅谷敏沙末”，目前是居住在瓜拉庇朥县德拉积甘榜亚逸依淡万巴，靠着一双仅有少许拇指，而没有手指的光秃秃的掌盘，为该乡村地区内的居民修理脚车过活。

　　王氏指出，日治时期，他是居住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内部的石叻门山顶区。1942年，日本蝗军在港尾村展开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悲剧前三天上午八时左右，他在踏着脚车朝着瓜拉庇朥市区而行时，在途中被三名日本蝗军截停下来，原来对方硬指他是共产党成员，并迫他马上带领日军进入森林攻打共产党的营寨。虽然王伍尾当时曾表明他并不是共产党分子，不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可是对方怎样也不相信，一定要他带路进入森林对付共产党，结果当时一行人进到森林地带走了一圈而没有任何收获。

　　第二天，王伍尾回到瓜拉庇朥，那些为蝗军服务的爪牙仍不放过他，将他带到瓜拉庇朥警局扣留起来。当时扣留所内早已有数十名人士在那儿，各人都被蝗军或爪牙以种种残酷的刑法来逼供，惨叫之声此起彼落，教人听了都感到心寒。

　　王伍尾被送进扣留所后，有关爪牙迫他必须供出共产党的下落，否则将会蒙受更多苦头。由于王伍尾对共产党的活动一无所知，只好哑不出声，对方在盘问中得不到任何答案，因而怒气冲天，除了拳击脚踢之外，同时进一步以军靴跟底，将他的一双手的十只手指，以及右脚的五只脚趾踩踏得稀烂，鲜血不停地流。当时的他，受到这种没有人性的蝗军的折磨，的确痛楚万分，恨不得马上死去，以避免继续遭受血肉之躯的痛苦。

　　草药治伤

　　王伍尾的右脚没有了脚趾，虽然过了51年，其伤口还不时流出血水。

　　后来他得到负责瓜拉庇朥区军事的日本军官岩田亲自下令释放，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当时王伍尾一双手十根手指和右脚五只脚趾的伤势非常严重，于是便到医院求医，但是医生对他的手指和脚趾几乎变成肉酱的情况，表示无能为力，只给了他一些药品暂时敷住伤口而已。

　　当时王伍尾的母亲和两位妹妹都居住在马口，事后他虽然重回巴力丁宜的住处，但是在那里他举目无亲，有谁来照顾他这位受了重伤的人？结果天无绝人之路，当地一位外号叫“曹操”的农民对王伍尾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于是收留了他，并想办法采草药替他治伤。

　　自我训练

　　当时求生意志坚强的王伍尾并没有向恶劣的环境低头，虽然一双手和右脚已经残废了，可是他并没有倒下去，反而更勇敢地站立起来，为了日后的生活，他决定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到底，自力更生。

---更多相关新闻请详阅《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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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二、 “死亡铁路”华人受害调查二、 “死亡铁路”华人受害调查

　　陈来

　　1． 蒙难者：




　　陈平，男，30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陈平之子陈来（Chan Loy），50岁，身份证号3810616，胶工，祖籍广东惠阳淡水，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是陈平，听我母亲说那时我父亲才30岁，我们一家住在黄梨山，种植木薯、番薯、黄梨和其他的农作物等。1942年底，他在马口街上被日本兵捉去。听说是送去金马士，然后被送去泰国修铁路，就这样没有回来。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因为脚部溃烂没有药医治而死在那里。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有时候，我父亲被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拳打脚踢。那里的生活非常恐怖。当我父亲离家后，我母亲就必须承担整个家庭的重任，在我父亲离开的那段日子，她忍受巨大的伤痛。谁让我们这么痛苦？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陈天送

　　2． 蒙难者：

　　陈新，男，40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陈新之侄陈天送（Chan Thln Soong），51岁，身份证号3814722，什工，祖籍广东淡水，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叔父和我父亲陈生住在马口黄梨山，以种农作物为生，种些木薯、番薯、黄梨等。1943年的某一天，我叔父到马口在街上和其他人一起被日本军捉去坐火车送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已40岁。他的死是由于无法忍受死亡铁路的艰苦生活，在工作期间他尝尽了日本人的虐待。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父的死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7日。

　　赖三昧

　　3． 蒙难者：

　　赖某，男。

　　投诉人资料： 赖某之子赖三昧（Lye Sam Mol），51岁，身份证号2012944，胶工，住址： No.25C，Batu Bahar,Bahau,N.Sembilan。日占时住址： Bukit Keledek Estate,Ayer Kuning,N.Sembilan。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赖三昧，51岁。1943年，我的父（母）亲住在Bukit Keledek Estate,Ayer Kuning,N.Sembilan做胶工。大约是1943年7月的某一天，我父亲被日军抓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听一位从泰国回来的工人说，我父亲在工地受伤之后由于缺少药品而过世了。从那以后，我们家就陷入了贫穷与困难之中： 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必须与生活抗争，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由于饥饿，甚至我的一个妹妹不得不被他人收养。为什么我们必须承担这些不幸？直到今天，我心中仍充满着仇恨与痛苦。如果日本人没有侵略我国，所有的这些痛苦都不会发生。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日本政府应对受害者的子孙给予赔偿。或许这样能够减轻那些痛苦心灵所遭受的创伤。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9日。

　　李浩

　　4． 蒙难者：

　　李旺，男，35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李旺之子李浩（Lee Hau），50岁，身份证号3564419，胶工，祖籍广西陆川。住址： 113，Kg Baru Air Titan Bahak N.S.，邮编72120。日占时住址： Johore（柔佛）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李浩，我父亲名叫李旺，住在柔佛也各。1943年4月，我父亲被日军抓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所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告诉我母亲，我父亲被日本人虐待，几乎没有食物吃，没有衣服穿。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父亲被抓走后母亲生活得十分困难，她不得不担起家庭的重担，靠种蕃薯、养鸡及拿鸡蛋去卖来维持生活。等我长大后，母亲对我说，我父亲被捉去建死亡铁路还没有回来，她辛辛苦苦地把我养大，我们都很痛苦。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何亚细

　　5． 蒙难者：

　　何镜文，男，30岁，经营香烟。

　　投诉人资料： 何镜文之子何亚细（Ho Ang Au），51岁，身份证号2484974，胶工，祖籍广东。住址： 1.KG Banu Mahsan Bahau N.S., 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英里。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38英里，我父亲何镜文被日军抓夫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也失去了父亲。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因为那里没有任何药品医治我父亲的疾病，生活也非常艰苦。日本人经常虐待那些强制劳工，只要一不高兴就会对他们拳打脚踢。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日本人占领期间，我们过着悲惨的生活。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9日。

　　姜金山

　　6． 蒙难者：

　　姜祥，男，33岁，种菜。

　　投诉人资料： 姜祥之孙姜金生（Kiang Kam Sang），47岁，身份证号2010344，胶工，祖籍广东信宜。住址: No.22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巴都巴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埠，我祖父姜祥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金马士，然后到吉隆坡，最后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33岁。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祖父在修筑死亡铁路时，被日本人拷打过。那里工作条件很艰苦，他无法忍受，又没有足够的食物，住的地方也很差。我祖父的死是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

　　谭观金

　　7． 蒙难者：

　　谭发，男，36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谭发之子谭观金（Tam Kuan Kam），57岁，身份证号2484490，胶工，祖籍广府。住址： No.19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巴都巴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2）年，在马口，我父亲谭发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36岁。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而死。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日本人虐待我父亲，还拷打过他。那里生活很艰苦，对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我父亲被抓走后，家中生活的重担落在我可怜的母亲身上，她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何柏岭

　　8． 蒙难者：

　　何文，男，32岁，卖烟。

　　投诉人资料： 何文之子何岭（Hoo Pak Ling），52岁，身份证号410218055023，木工，祖籍广东。住址： No.67 Kg Baru Mahsan Bahau N.S., 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庇捞路三十八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在马口庇捞路三十八埠，我父亲何文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患疾病而死。他们告诉我母亲说，那里的生活很恐怖，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睡的地方，没有穿的衣服，劳工经常被虐待。对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我母亲不得不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过着悲惨的生活。童年时代，我们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接受过教育。我要求日本政府尤说乐饕宄龇ⅲ?晕疑畎?母盖椎乃兰拔颐撬?馐艿哪ツ炎龀龊侠淼呐獬ァ?/p>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李友文

　　9． 蒙难者：

　　李友，男，28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李友哥哥李友文（Lai Yen Nan），85岁，身份证号1302490，祖籍广西。住址： 8.Kg Baru Mahsan Bahau N .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Pilah。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庇朥，我弟弟李友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我弟弟还没有结婚，都没有后代。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人说，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我弟弟被日本人拷打。他总是生病，后来因为无药医治而死。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深爱的弟弟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黄友

　　10． 蒙难者：

　　黄友明，男，35岁，杂工。

　　投诉人资料： 黄友明哥哥黄友（Wong Yew），80岁，身份证号2485069，杂工，祖籍潮州。住址： 49A.Kg Baru Mahsan Bahau，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埠庇朥路。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9月20日，我弟弟黄友明在家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弟弟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而死。在那里日本人虐待我弟弟，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我作为他的哥哥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我所深爱弟弟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6日。

　　谢义生

　　11． 蒙难者：

　　谢行甫，男，45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谢行甫之孙谢义生（Che Nee Sang），42岁，身份证号4200235，胶工，祖籍广西。住址： C.2.Ldg Bahau N.S.，邮编72110。日占时住址： 金马士亚逸君令双溪拉玛。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10月中旬，在亚逸君令双溪拉玛，我祖父谢行甫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残忍的日本人拷打过我祖父。在那里，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无法承受艰苦的工作环境，因此病倒并去世。现在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卢荣

　　12． 蒙难者：

　　卢富，男，36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卢富之子卢荣（Lo Weng），65岁，身份证号2014001，祖籍广西。住址： A 19 Pak Ka Choon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笨打利胶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笨打利胶园，我父亲卢福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曾经和我父亲一起的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我总共有五个姐弟，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被抚养大的。因为太穷，以至于我母亲没有让我们上学。为了把我们抚养大，她不顾身体劳累。谁应该对我们所遭受的磨难负责？当然是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何亚九

　　13． 蒙难者本案投诉内容同本节第5个案例，因投诉人不同，故保留。：

　　何镜文，男，30岁，经营香烟。

　　投诉人资料： 何镜文之子何亚九（Ho Ah Kaw），50岁，身份证号3560604，机器工，祖籍广东。住址： No.1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英里。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在马口38英里，我父亲何镜文被侵占马来西亚的日军抓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还告诉我母亲，日本人经常虐待我父亲，几乎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那里的生活就像在地狱里一般。那时许多人因为缺少药品医治疾病而死于各种各样的疾病。我父亲被抓走后，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们要感谢我伟大的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悲惨的生活都是由日本人所造成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苦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8日。

　　李平珍

　　14． 蒙难者：

　　钟易明，男，41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钟易明之妻李平珍（Lee Ping Chan），74岁，身份证号7724716，祖籍广东。住址： 马身花园64号，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榕桔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榕桔园，我丈夫钟易明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丈夫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于疾病，死在哪里也不知道。生前经常遭受日本人的虐待，在他生病的时候，几乎没有药品用来治疗。我丈夫被抓走后，我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自此过着艰难的生活。我的孩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他们几乎没有受过教育。谁使我们生活如此困难？就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遭受的磨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9日。

　　陈金生

　　15. 蒙难者：

　　陈南，男，30岁，农夫

　　蒙难地点： 柔佛甫来。

　　蒙难时间： 1944年。

　　投诉人资料： 陈南之子陈金生（又名亚生）（Chan Ah Sang），52岁，卡车司机，祖籍广西，身份证号3570560，住址： 63 Sua Grensing, Ayer Kuning, Rantau, N. S.，邮编7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甫来。

　　投诉内容： 我1941年12月12日出生于柔佛（Johore）。当年我们家住在柔佛州甫来山下，我和我的父母及姐姐住在那儿，我母亲的名字叫Lam Lan。1944年，在日本撤出马来西亚之前，他们从我们村逮捕了15到20个人到他们的军营，并把他们带到泰缅边界修铁路，我的父亲就在这些被捕的人当中。日本人撤走后，那些被抓去泰缅边界的人就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但我们村的人一个都没回来。我们从那些回来的人口中得知，我们村的那些人全死了。我亲爱的父亲就这样在日本人的驱使下，把性命丢到了泰缅边界。我们经常谈起这件事，我母亲因为我父亲的死而一直痛苦万分，最终她也去世了。这些事情都是我的母亲和邻居告诉我的。我的姐姐也因此吃了许多苦，因为母亲无力抚养，在此期间，母亲把她卖给了别人家。我想通过以上的细节说明，我的家被日本兵给全毁了。我要就我的巨大损失向日本政府索赔。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4日。

　　邱洪

　　16． 蒙难者：

　　邱乾，男，34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邱乾之子邱洪（Hew Foong），63岁，身份证号2481133，退休。住址： No.5，Jalan Tan 2110，Taman Tuanku Ampuan Naji Hah Sungai Guout，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71450。日占时住址： （1942年尾）士毛月老同，园丘。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蒙难时间： 1942年尾。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笨打利胶园，我父亲邱乾被日军用军用卡车强迫拉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那里被日本人虐待。生病也没有药品治疗，最后惨死在那里。父亲被抓走后，为了支撑整个家庭，我母亲不得不努力工作，她很辛苦。当时我12岁，妹妹邱月芙才9岁，也必须忍受这种磨难。我们这一生的痛苦都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使得我们家破人亡。如今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瞿汉仁

　　17． 蒙难者：

　　翟定，男，驾驶员。

　　投诉人资料： 翟定之子翟汉仁，56岁，身份证号1215449，经营果苗场。住址： Sungei Purun Estate Batu19 Semenyih Selangor，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Sungei Puru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6月12日，我父亲翟定被日军强迫拉夫去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人。我所深爱的父亲被抓走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们，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他死去了。在那里，他劳累过度，生病也没有人照顾，活活病死在工地，可以是说是日军变相的谋杀。我有9个兄弟姐妹，都由我母亲照顾。你能想像我们幼年时代的生活吗？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根本就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我们很小时就不得不工作来维持生存。我们应该谴责谁？是那些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家庭所遭受的伤害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29日。

　　辜炳煌

　　18． 蒙难者：

　　辜某某。

　　投诉人资料： 其子辜炳煌（Koh Pen Fong），59岁，身份证号340928105063，胶工，住址： 167 Kg Baru Ulu Langat Semenyih Selangor，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死亡时间： 1942年底。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被日军逮捕并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从他朋友那里得知，他已经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我父亲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叶乔仔

　　19． 蒙难者：

　　叶锦生，男，76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叶锦生之子叶乔仔（Yap Keow Chai），54岁，身份证号2672600，胶工，祖籍广东淡水。住址： 士毛月新村门牌No.97号（No.97，Kampung Baru，Semenyih，Selangor，West Malaysia），邮编7145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因为建筑“死亡铁路”得病亡故。

　　蒙难时间： 1942年尾。

　　投诉内容： 我父亲叫叶锦生，出生于1898年12月12日，是死亡铁路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和Lam Yin Chon先生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边界的Burma修筑死亡铁路，1945年就回来了。事实上，在他回来之前，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已得了轻度感冒。不幸的是，1945年回到马来西亚后，病情加重，经短期治疗，似乎并未好转。医生说他实际上已得了肺结核，已没有治愈的希望。因为患病，父亲不能工作，我与母亲不得不照顾他，直到1976年12月9日他去世。自1945—1976年期间，我们花费了5—6万马来西亚林吉币，其中包括了父亲的丧葬费。在这里，我期望日本政府对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廖亚荀

　　20． 蒙难者：

　　Liew Mok Sang，男。

　　投诉人资料： Liew Mok Sang哥哥廖亚荀，身份证号3811511。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弟弟Liew Mok Sang被强迫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被抓走的还有他的朋友Lim Yeng Cheng先生。这位先生说，我弟弟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已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弟弟的生命给予合理的赔偿，日本政府应对此付出代价。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29日。

　　李思才

　　21． 蒙难者：

　　李苟，男，1923年生，胶工。

　　投诉人资料： 李苟之侄李思才（Lee Soo Choy），58岁，身份证号2705357，胶工。住址： 104 New Village Semenyih Selangor，Malaysia，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雪兰义士毛月新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李苟，出生于1923年10月18日，是死亡铁路的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和Lam Yin Chon先生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的Burma修筑死亡铁路，1945就回来了。回来时身体很虚弱，因为叔叔的腿受了伤，无法正常活动，因此，也无法工作。由于他仍是单身，在1945—1972年期间，母亲和我不得不照顾他，直到1972年10月24日他去世。在这里，我期望日本政府对我们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1日。

　　陈友权

　　22． 蒙难者：

　　陈Sak，男。

　　投诉人资料： 陈Sak之侄陈友权（Chin Yoo Kneng），身份证号2705265，胶工。住址： 45，Main Road，Semenyih，Selangor Malaysia，邮编435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告诉你的是关于我叔叔陈Sak的事，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的1942年6月，他被日军逮捕送到泰国，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希望你们能帮助找到证据，并要求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3月19日。

　　曾珠生

　　23． 蒙难者：

　　曾Seng Fatt，男。

　　投诉人资料： 曾Seng Fatt之侄曾珠生（Chang Chin Cheng），身份证号3979092。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叔叔曾Seng Fatt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被送去的人说，他死于疾病。他不能忍受那里的生活，一直生病，几乎没有药品来治疗，最后就死了。作为他的侄儿，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叔的死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叶芳

　　24． 蒙难者：

　　叶林，男，胶工。

　　投诉人资料： 叶林弟弟叶芳（Yap Fong），70岁，身份证号3397724，住址： No.118 Pekan Salak，Sepang，Selangor Malaysia，邮编439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黄华公司。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已经占领了马来西亚。住在园丘的许多20多岁的华人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铁路。1943年，我哥哥被抓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未和家人联系。日军投降后，只有少数幸存者回到了士毛月，他们说我哥哥双腿患有疾病，由于缺乏药品和治疗，溃烂而死在边境。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

　　邓传生

---更多投诉资料请详阅《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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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报》： 《公公去建死亡铁路遇害后不知埋哪儿（姜金生）》

　　（马口18日讯）马口的姜金生控诉日本蝗军当年害死他的公公姜祥，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姜氏是根据他母亲告诉他说，姜祥是在1942年，在马口被日军捉去泰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结果被日军害死，客死异方，埋尸哪里一点也不知。

　　他说，姜祥当年被日军逮住后，强拉到金马士乘火车载送到泰缅边境做死亡铁路，结果一去不回头。

　　姜金生目前住在马口花园，他认为日军当年在大马半岛滥杀无辜，强逼人民参加死亡铁路的工作，其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令人齿冷的，因此他说日本政府必须对此作出赔偿，以偿还他们当年所造的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6）

　　2． 1993年9月11日《南洋商报》第十版： 《哥哥日治期蒙难要求日本赔偿，老人积怨爆发讨公道》

　　（汝来10日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蝗军铁蹄南侵陷沦时期，雪州士毛月一个公司被捉去二十余名华人，前往泰缅边境建造死亡铁路，结果惟一的大哥被捉去，那是1943年中的事，终于等到和平后，由在死亡铁路生还归来者口述透露，兄长是在该地工作约数个月后，由于身患重病缺乏药物治疗，双脚溃烂而死。

　　上述是由来自森州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一位老者叶芳，现年71岁，于昨日来谒见本报记者，描述掩藏在心中数十年的积怨而作控诉，以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

　　他说，其父亲有五名儿女，他与哥哥叶林是家中的男丁，哥哥当年被捉去时30岁，而且已有妻室并育有一名女儿，大伙共居住在士毛月一名称为黄华公司园丘内，以割胶为生活，而在1943年中的一个早上，大批日军乘着罗里到该园丘找壮丁去泰、缅边境修筑铁路，由于叶芳当年只有16岁，而且个子矮小而没被征抽而逃过一劫。

　　随着日本蝗军投降撤离后，只有少数人回到士毛月，其中一位姓黄及另一位名叫叶九，在彼等口中述说，其哥哥到达后数个月后得大病，在药物奇缺下，双脚腐烂而死去。

　　他继说，其嫂得悉丈夫罹难后，便随即离家出走，丢下其侄女由他照顾，后来他迁居至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俗称日本园丘，其哥哥惟一的遗孤在几年后亦由于患病，被一名妇女庸医治疗后，亦死去，可谓家散人亡。

　　叶芳老先生居住在汝来数十年，由于得悉最近各报章刊登一些在日军南侵的受难者家属向日本政府追讨血债及赔偿，因此他亦代表其哥哥叶林申冤，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交代。

　　本报记者得悉，在汝来曾有无数人士及家庭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亲人，因为汝来曾有一个别名，英政府称为“鬼域”，也就是说是乱葬岗的意思，据以前的人说，汝来曾是日本军动刑后安葬死人的坟场，同时亦有一间慰安所位于大街，但是由于历史悠久已失去追查的资料，不过笔者曾在年幼时看到汝来火车站（在1960年拆除）的一条石柱上尚写着日本字体，因此一般相信，日军曾在雪邦律（汝来的旧名）盘踞一段时间。

　　（参见本节案例24）

　　谢瑞英：父亲一去成永诀。

　　3． 1993年2月9日《星州日报》： 《“病死没人收尸！”蝗军征召建死亡铁路，四人上路只有一人回头》

　　谢瑞英，61岁，来自马口巴架峇都。

　　她父亲谢平（当年38岁），居住在“不二乡”一马路（即现在马身新村）。于1942年，日本占领时期，一家人以种稻为生。

　　某日，村长来到她的家，告诉她父亲说： 日本军人要征召壮丁到泰国建铁路，任何人不能抗拒，结果父亲与其他三名同村人士到马口警察局去报到。

　　一去成永诀

　　据说： 较后，父亲与人共乘火车到金马士，然后转火车直到泰国，谁料一去成永诀。同时三人在战后都不见回来，很肯定都已埋尸异乡。

　　“由于这演变，那时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三姐妹，以后由于生活非常困窘，母亲只好将两个妹妹送给他人抚养，我则留在母亲身边，母亲种禾，我赶鸟儿，挨到日本投降。”

　　她说，这是日本蝗军迫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两个妹妹也从此失去联络，日本实应该给我们合理的赔偿才对。

　　（参见本节案例54）

　　4． 《“父亲被蝗军杀了”，李凤： 家人痛苦了半辈子》

　　李凤每当忆及父亲的遭遇，就悲伤不已。

　　（马口12日讯）“日本蝗军害我家散人亡，虽然事隔多年，但是一提及往事，就触痛我们心灵上的创痛。”

　　父亲在日治时代被日本蝗军害死的李凤说，他的父亲李青当年被日军捉去时，只有35岁，一家人正需要父亲的抚养，却料不到日军侵略马来亚半岛后不久，残酷的日军便把她父亲捉去泰缅边境，参与死亡铁路的工作，而至今音讯全无。

　　原籍广西的李凤相信，她的父亲肯定是在建筑死亡铁路期间被日军害死，可怜她年纪小小便失去父亲，而且还使她一家人因此痛苦半辈子。

　　李凤的母亲廖秀经常提醒她不要忘记当年日军捉她父亲的悲事。1942年底，她们一家人当时住在柔佛的也阁园丘，一天中午，园丘内突然出现车头插着红太阳小旗的卡车，大群日军一见男性壮丁就捉，当时有十多二十人被捉。

　　李青在那个时候也被日军捉上卡车，然后绝尘而去，这一去，从此成擞辣穑?站?炎扯∮没鸪荡游艏幽┰厝ヌ┟灞呔常??扑?墙ㄖ?劳鎏?范?退酪煜纭?/p>

　　廖秀已在20年前去世，而李凤后来嫁到马口，目前住在老同城园丘。她说，几十年来，每当忆及父亲的悲惨遭遇，就使他们难忍心头上的创痛，这笔血债日本政府应该负起责任给予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55）

　　5．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报》： 《被捉去建死亡铁路，父亲或已埋尸荒野》

　　（马口18日讯）在三年八个月的日治时代虽躲过了日本蝗军刀锋，但是亲人却逃不过日军强拉壮丁到泰缅边境，参加修筑死亡铁路而客死他乡的蒙难者何其多。

　　目前住在马口朱区的黄梅说，她的父亲黄信（当年30多岁），被日军捉去后，至今音讯杳然，她相信父亲一定是当年被日军捉去做死亡铁路时，也像其他千千万万的大马无辜者一样死在泰缅边境，埋尸荒野。

　　据她说，当年他们一家人住在芙蓉附近一个小园丘，蝗军是在1942年中某一天上午出现，那天，黄信刚好到芙蓉购物，从此一去不回。

　　黄梅根据她的母亲谭二梅告诉她说，当时有人看到日军把黄信逮捕送上一部卡车载走，卡车上还有数十名壮丁，事后听说卡车上的人全部被送去建死亡铁路。

　　在兵荒马乱、日军动不动滥杀无辜的时代，黄信被日军捉去后，仅剩下黄梅及其妹妹黄亚珠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由于生活艰苦无法抚养两名女儿，谭二梅当时忍痛把黄亚珠送了给别人，以后便断绝联络，至今完全没有她的下落。

　　谭二梅在1984年逝世，黄梅目前非常想念她的失散妹妹黄亚珠。她说，日本军害她们家散人亡，罪孽深重，日本政府理应对此作出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74）

　　6． 1993年9月15日《星洲日报》： 《谭妹： 血账难了！父亲横死泰缅铁道》

　　（马口14日讯）“日治时代日本蝗军搜捕壮丁送去参加建死亡铁路时，我父亲谭门当时刚好从五区吉禾地芭住家到马口，他便在马口被日军捉去，从此音讯全无。”

　　目前住在马口志同成园丘的谭妹（52岁）控诉说，日本蝗军把她父亲捉去后不久，便有消息传来他在送抵泰缅边境参与死亡铁路的艰苦工作时，因为水土不服，也受不了山岚瘴气而死在铁道上。

　　她说，日本蝗军霸占大马半岛三年八个月，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民家破人亡，这笔账不能因此了事。

她因此趁日本新政府上台，并对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罪行道歉时，向报界痛陈辛酸往事，希望日本政府对大马半岛当时的蒙难者家属及后裔作出合理的赔偿。

　　她追忆说，当年他们一家人住在马口五区吉禾地芭，1942年中的一天中午，他父亲出门在马口买东西，却不幸被搜捕壮丁的日军捉去。




　　当时他们一家人感到非常恐惧和悲伤，尤其是她母亲谢梅，更加是肝肠寸断，声声痛责日军的惨无人道。

　　她说，不久之后，便有消息传回来说她父亲在参加死亡铁路工作时客死异乡，从此她母亲便忧郁成疾，直到十年前悒悒而终，临终前仍对日本蝗军害到她家破人亡而感到悲忿不已。

　　（参见本节案例75）

　　7． （主要关于准拿督何成、李振球、何木森、李德贵、萧新华、易兴良、黄南、陈开銮、李金祥九人的报导三篇）

　　（1） 1993年6月28日（星期一）《南洋商报》增版： 《战时被迫到印尼苏岛建死亡铁路吡州七名虎口余生者决向日本当局索赔偿》

　　（怡保27日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强迫运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的虎口余生者，欲召集其余已失去联络的生还者，以便通过马华与巫青团洽商后，呈资料给日本当局，以要求给予他们所应得及合理适当的赔偿。

　　他们一行七人以何成（68岁）为首，其余者包括萧新华（68岁），陈开銮（83岁），李德贵（80岁），易兴良（67岁），何木森（69岁）及李金祥（70岁），今日向报界揭露当年惨事。尚有两名黄南及林昭德日前居住在狮美，但由于行动不便而不克出席记者招待会。

　　何成表示，这条鲜为人知的印尼苏门答腊岛铁路是由该岛的巴干峇鲁直通到马鲁，共长120多公里，但在他们兴建完竣后，还没有正式通车时，日军已宣布投降，而他们才有机会重返祖国。

　　余生者当中的萧新华在追忆往事时指出，他曾于1942年被强迫到暹缅修死亡铁路长达一年多，随着该铁路的建竣，他于1943年回来我国，但回国后不久于1944年4月不幸的再次被迫前往苏门答腊建铁路，在这一次的行程中，他便结识了何成及上述五人。

　　由新加坡动身

　　他们皆异口同声表示，他们是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即现在的新加坡）出发前往苏门答腊的巴干峇鲁，而他们这批前往该处死亡铁路的吡叻州人士共有78名，到达后他们感到有受骗的感觉，因所受到的对待与在新加坡时完全不同。

　　陈开銮追忆说：“我们没有薪水可拿，日本蝗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有时在饥饿时迫不得已只有寻求大山芭的野果充饥，而该处高山为环，前有河川，使得死亡铁路工人不能逃跑。”

　　他表示，当时的蝗军监督工作，只管打点工作进度，惟有工人拒绝进行工作时，才会殴打他们，只要工人继续工作，蝗军便停止殴打。

　　他指出，但有时在赶工时，他们须不停的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如不做会遭到蝗军的拳打脚踢。

　　此外，他们也表示，在深山野岭工作，而该处又没有良好的医药设备，一旦患上疟疾时只有等待死亡时刻的到来，而该处也没有清洁的水的供应，再加上常年累月的没有足够营养，使得铁道工人很容易患上癞疮皮肤病及其他病。

　　病死者葬身荒野

　　他们说，当时许多人因为支撑不住而死亡，有时一天多达几个也有，遗体是随处埋藏的。

　　1945年，日本蝗军投降后，他们被迫去苏门答腊死亡铁路的78名吡叻州人，能生还被遣送回国的并不到20巴仙，回国后由于各忙各的许多都失去联络，大家各处一方。

　　他们今次希望通过报章把其余曾被强迫去建死亡铁路的工人集合在一起，通过吡叻马华公共投诉局主席温政喜的协助，将有关死亡铁路资料，呈给马华中央公共投诉局主任张天赐与巫青团洽商后，呈交给日本政府，要求给予死亡铁路工人合理适当的赔偿。

　　（2） 1993年6月29日（星期二）《南洋商报》： 《饱受日军折磨摧残死亡铁路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赔偿》

　　（怡保28日讯）日战期间，被日军捉去苏门答腊兴建印尼的“死亡铁路”劫后余生的受害者，欲召集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赔偿费，以弥补当年饱受摧残的身心。

　　以怡保张何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何成为首的“印尼死亡铁路”受害者于昨天在本市利口福酒家召开一项记者会，揭发他们在日战期间，饱受日军折磨，用血与泪完成铁路的事迹。

　　这一批重聚在一起的受害者，年龄是67岁—83岁之间。他们是：

　　何成、陈开銮、李德贵、易兴良、何木森、李金祥、黄南、林昭亿（上篇报道人名为林昭德，疑上有错——编者）和萧新华。

　　他们呼吁当年遭日军捉去苏门答腊巴争吉兴建铁路的受害者，重新召集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赔偿费。

　　联络电话是： 何成572686、548489或陈开銮： 556648。

　　何成指出，这件事已向怡保华投诉主任温政喜作出投诉，并希望通过我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交涉。

　　通过政府与日交涉

　　这一批和报界会晤的受害者当中，年龄最老的是陈开銮。另外，受害者萧新华（68岁），在日战期间，吃尽苦头。他不仅被捉去印尼苏门答腊修建铁路，之前，他还被送去泰国与缅甸交界的地方兴建长达93英里的“暹缅铁路”。

　　据这一批劫后余生的受害者指出，该条铁路长120余公里，从苏门答腊巴干峇鲁通往棉兰附近的马鲁。

　　“这条铁路之所以称为‘死亡铁路’，是因为被日军俘虏到该处建筑该铁路的数千名劳役，由于不能忍受当时恶劣的环境，而有约半数人身亡。”

　　何成指出，当时被捉去建筑铁路的地方，置在一个大森林，生活条件极之恶劣，吃不饱、睡不好。天一亮就要进行建铁路工程，直到日落才休息。有时候赶工，晚上也要工作。

　　“在当时的环境，并没有医药照顾，若生病了则非常麻烦，当时，疟疾丛生，许多劳役皆患病不治身亡。”

　　这一批“死亡铁路”的受害者，和一批为数共78人，同在日军大肃清时，于1944年4月带往新加坡，然后越洋到苏门答腊进行“死亡铁路”建筑工程。直到一年余后，日军投降时他们才通过各种途径回来本土，结束那一段黑暗的日子。

　　（参见本节案例90）

　　（3） 1993年6月28日（星期一）中国××（国内新闻）《蝗军恶行苏门答腊建铁道生还者追讨血债》

　　（怡保27日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强迫运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的虎口余生者，欲召集其余已失去联络的生还者，以便通过马华与巫青团洽商后，呈资料给日本当局，以要求给予他们所应得及合理适当的赔偿。

　　他们一行七人以准拿督何成（68岁）为首，其余者包括萧新华（68岁），陈开銮（83岁），李德贵（80岁），易兴良（67岁），何木森（69岁）及李金祥（70岁），今日向报界揭露当年惨事。尚有两名黄南及林昭亿日前居住在狮美，但由于行动不便而不克出席记者招待会。

　　何成表示，这条鲜为人知的印尼苏门答腊岛铁路是由该岛的巴干峇鲁直通到马鲁，共长120多公里，但在他们兴建完竣后，还没有正式通车时，日军已宣布投降，而他们才有机会重返祖国。

　　余生者当中的萧新华在追忆往事时指出，他曾于1942年被强迫到暹缅死亡铁路长达一年多，随着该铁路的建竣，他于1943年回来我国，但回国后不久于1944年4月不幸的再次被迫前往苏门答腊建铁路，这一次的行程中，他便结识了何成及上述五人。

　　拳打脚踢

　　他们皆异口同声表示，他们是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即现在的新加坡）出发前往苏门答腊的巴干峇鲁，而他们这批前往该处死亡铁路的吡叻州人士共有78名，到达后他们感到有受骗的感觉，因所受到的对待与在新加坡时完全不同。

陈开銮追忆说：“我们没有薪水可拿，日本蝗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有时在饥饿迫不得只有寻求大山芭的野果充饥，而该处高山为环，前有河川，使得死亡铁路工人不能逃跑。”

　　他表示，当时的蝗军监督工作，只管打点工作进度，惟有工人拒绝进行工作时，才会殴打他们，只要工人继续工作，蝗军便停止殴打。




　　他指出，但有时在赶工时，他们须不停的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如不做会遭到蝗军的拳打脚踢。

　　此外，他们也表示，在深山野岭工作，而该处又没有良好的医药设备，一旦患上疟疾时只有等待死亡时刻的到来。而该处也没有清洁的水的供应，再加上常年累月的没有足够营养使到工人很容易患上癞疮皮肤病及其他病。

　　随处埋尸

　　他们说，当时许多人因为支撑不住而死亡，有时一天多达几个也有，遗体是随处埋藏的。

　　1945年，日本蝗军投降后，他们被迫去苏门答腊死亡铁路的78名吡叻州人，能生还被遣送回国的并不到20巴仙，回国后由于各忙各的许多都失去联络，大家各处一方。

　　他们今次希望通过报章把其余曾被强迫去建死亡铁路的工人集合在一起，通过吡叻马华公共投诉局主席温政喜的协助，将有关死亡铁路资料，呈给马华中央公共投诉局主任张天赐与巫青团洽商后，呈交给日本政府，要求给予死亡铁路合理适当的赔偿。

　　8． （1）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谈到日本赔偿想起死亡铁路》

　　我国各界人士多年来不时重提日本蝗军在山下奉文将军指挥策划下，“进出”东南亚时，在铁蹄下、刺刀下、检证下、汉奸走狗出卖下余生者的惨痛追忆，特别是集体屠杀的残局，主要是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而且提醒世人，不要再掀起血雨腥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亚人民除了被屠杀，也被日本蝗军强拐到泰缅边境兴建“死亡铁路”。

　　修“死亡铁路”的大约七万余名大马人或他们的家属，据说将与其他遭屠杀者的家属一样，有望获得日本政府的赔偿。

　　这是一项天大的好消息。但是，何时能够落实还是一个未知数。最重要的是，这还要看日本政府如何作出妥善的赔偿安排。

　　实际上，这些人士早就应该获得赔偿，只是过去的日本政府没有在这方面答应作出赔偿而已。

　　如今，日本新首相细川护熙宣布，日本政府准备设立一个1万亿日圆（约马币250亿元）的基金，作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的赔偿，“死亡铁路”受影响者要求赔偿的机会，也因此露出曙光。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为了落实“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于是进行侵略他人的国家，结果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马华人最大受害者

　　日本蝗军侵略马来亚时，不但到处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更强迫大批年轻力壮的各族青年（以华裔青年居多），前往泰国建筑泰缅铁路，以利日本当局扩展他们的军事行动。

　　为了建造这条全长415公里的铁路以及建筑桂河桥，蝗军害死了11万条人命，而在我国，共有6800多位各族人民被捉去当“苦力”，其中75巴仙一去不回头，客死异乡。

　　根据各方面的讲述和记载，当这条铁路完成时，共有11万余名劳工和盟军战俘因抵受不住日军的虐待和各种疾病的侵袭，而曝尸荒野，使得后人至今无处祭拜先人。

　　1941年12月，侵入中国多年的日军，扩大其野心向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国宣战，然后，迅速占领了泰国、缅甸、马来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预防供应网被切

　　1942年中旬，日本军事家认为应巩固他们在上述地区的力量，以及派出更大军力去抵抗盟军（美、英、中和荷兰等国）的反攻。

　　当时，前往缅甸的最佳通道是利用海路经过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抵达仰光，再从这里进攻印度。但是日本军事家担心盟军的海军实力将会切断这条重要的输送网。于是，日军总部决定建造一条新的轨道，衔接泰国和缅甸之间的铁路。

　　日军总部在1942年初策划建造新铁路，到了当年6月，始发出训令，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和动员大批人力来迅速完成铁路工程。

　　第一批来自新加坡的战俘于1942年6月被运抵曼谷附近NONG PLADAK，开始兴建铁路的工程，另一批盟军战俘则被送到缅甸的THENBYUZAZAT，展开延向泰国的铁路工程。

　　艰苦工程完成苦力死亡枕藉

　　上述两段铁路是在泰缅边界的三塔峡谷附近交接，在泰境内的轨道全长263公里，在缅甸境内的轨道全长152公里，这条泰缅铁路的全部工程于1943年8月完成，9月份，日军开始全面使用它来装运军火。

　　建造上述铁路时，由于其中大部分轨道经过KWAE NOI河边的森林和悬崖，因此困难重重。尤其是要建造桂河桥时，更面对河水冲击的危险和水涨的艰苦。结果，无数的劳工和战俘相继死去。

　　（2）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4百公里轨道沾血泪11万无辜异域化白骨》

　　根据一些战俘和日军的记载，当年，日军曾俘虏了大约6800余名战俘和征召大约20万名来自东南亚国家等地的劳工，强迫他们建造死亡铁路。

　　结果，总共有大约1800名战俘和大约10万名劳工，由于各种疾病、饥饿、意外和操劳过度等因素，先后毙命。

　　蝗军无仁火葬残病者

　　最令人切齿痛恨的是，许多劳工和战俘在进行建造铁路时，不只死在铁路旁的荒野上，无人埋葬，成为孤魂野鬼，而在变迁工作地点时，一些病重的病人，甚至被放火烧死。

　　此外，盟军为了阻止死亡铁路的连贯完成，曾经十次派出战机由印度的基地出发，载着大批炸弹偷袭和轰炸正在建筑中的桂河桥，企图击溃日军有意攻打印度的野心。结果，轰炸行动造成许多无辜的劳工和战俘被活活炸死，也使到桂河桥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

　　当日军建造桂河桥之前，首先在大约100尺外建起一座临时木桥，方便运送各种建筑材料（来自马来亚和印尼）和其他必需品等，然后才开始兴建坚固的桂河桥。

　　（3）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蝗军放火烧病患陈北水锯烂脚变终生残废》

　　陈北水终生残疾，孤苦一生。

　　另一位老铁人为现年66岁的陈北水，他来自马六甲野新岭叻地区，在讲述他的际遇时，他说，他在死亡铁路工作期间，由于左脚患上烂脚症，加上无法获得医药照顾，结果只好锯断了小腿，过后也失去了工作能力，以致一直来都没有结婚。

　　他说，日本占领我国时期，他只有15岁。他与母亲及弟弟一起住在柔佛令金拉央路的园丘，以割胶为业。

　　1942年，大约是7月或8月，该园丘负责人通知工友，由于接到日本军官的命令，训示所有居住在园丘的居民，每一户至少派出一人到指定的地点集会，以便由当局运送到泰国充当建筑铁路的劳工。任何人如果违背命令，必会遭受日本蝗军的对付。

　　当时该园丘内共有35人（年龄约由14—15岁不等），在报到后就被安排乘火车前往吉隆坡，然后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士一起再乘火车前往泰国，坐了两天的火车，终于到达泰国的“万邦”，接着再乘军车向名叫“高岭”的森林地带前进。到了目的地后，又再步行三天的路程，总算到达深山野岭的工作地点。

　　在那儿工作，大都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他是负责锄泥的工作，将高地锄低，其他的一些则用“鸡公车”推泥，以便把低地填平，前后曾换过几个工作地点。当搬迁工作地点时，有一些患病者无法步行离开，日军又不负责运载，于是放一把火将旧宿舍连病人一起烧掉了。这种毫无同情心、赶尽杀绝的手法的确残忍无比。

---更多相关新闻请详阅《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 本帖最后由 炎龙噬日 于 17-6-2006 09:03 PM 编辑 ]

杨文福

　　1. 受害者：

　　杨丹，男，9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杨丹之子杨文福（Yong Mun Fook），56岁，经营电器和自行车，祖籍福建兴化仙游，身份证号码为1371128。日本侵占时住毛边石头巷，现住毛边余广街14号。邮编31600。

　　损失数额： 73420元。

　　投诉内容：日本皇军入侵之后，要我父亲交人头税，供奉纳金，在那时，父亲没有钱交人头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树胶园卖掉来交人头税。在我父亲还没去世之前，曾三番五次地说，这些是我卖掉胶园所遗下的钱，你们好好收起来，这是我的血汗钱。所以留到了今天，希望日本政府要体谅，能够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24日。

　　林万才

　　2. 受害者：

　　林国呈，男，32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国呈之子林万才（Lim Van Choy），44岁，商人，身份证号码为500305085449。日本侵占时住Gunung Rapat Ipoh，Perak，Malaysia。现住30 Persiaran Madrasah，Hillview Estate，Ipoh。邮编31350。

　　损失数额： 39300元。

　　投诉内容：50年前，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位杂货店商人，他辛辛苦苦积下了一大笔日本军票。这39300元香蕉票是我父亲的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投降之后，这些钱都变成了废纸。我的父亲是二战的受害者之一。然而，我们仍然保存了这些钱50多年，作为战争的纪念。如今，这些钱已经被我继承了下来。我已经注意到这些香蕉票上面有“日本政府保证按票面价值兑换”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按照票面价值合理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陈良炳

　　3． 受害者：

　　陈良炳（Tan Leong Peng），男，82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陈良炳本人，祖籍福建仙游，身份证号码为2089621。日本入侵住13，High Street，Gopeng Perak。现住19，High Street，Gopeng Perak，Malaysia。邮编31600。

　　损失数额： 13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经营自行车轮胎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发行香蕉票时都保证可以兑换。目前日本国家提倡民主人权，是科技发达、先进的国家。那么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人权，不应该只是执行人类最野蛮的政策，令人遗憾。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一切的损失。只有这样，它才可以保存国家的美德，才可以维护国家形象，才可以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8日。

　　曾庆敦

　　4． 受害者：

　　曾春，男。

　　投诉人资料：曾春之子曾庆敦（Chan Jin Toon），61岁，职业：Burnh，祖籍福建永定，身份证号码为330306085185。现住2， Main Road，sg.siput（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 1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不承认军用票。父亲所留下的香蕉票达1万多元，这些军用票是我们的血汗钱，当时日本政府允诺可以兑换。希望当今日本政府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蔡逢泉

　　5． 受害者：

　　蔡加坤，男。

　　投诉人资料：蔡加坤之子蔡逢泉（Chuah Hong Chua），63岁，农民，祖籍潮州，身份证号码为0603981。现住489，Lorong 8，Kampung Bercham，Ipoh，Perak Darul Ridzuan，Malaysia。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13340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时期，我父亲养猪、种木茨，靠这两项收成过生活，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日本宣告失败后，就不肯承认香蕉票，以前的血汗钱就不能再用，一家大小靠吃木茨过三餐。日后的一切生活如衣食住行都成问题，不只是我们一家人，同时受害的还有许多马来亚人。对于过去种种的损失以及日本的迫害，日本政府更应当履行诺言，负责作充分的赔偿，这样日本政府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0日。

　　江玉河

　　6． 受害者：

　　江成武，男，33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江成武之子江玉河（Kong Yi Hor），62岁，商人，祖籍潮州普宁，身份证号码为0348044。日本入侵时住Sungai Bator Selama，Perak。现住No.8 Main Road，Rantau Panjang，Selama，Perak。邮编34100。

　　损失数额： 13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马来亚半岛时期，我父亲为全家的生活，以卖胶园和农场来集下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者有欠公平。可是，最近经友人提醒，我们发现这些由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因此希望日本政府能遵守一切诺言，换回这些已经保存50年的军用香蕉票，以作公平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6月9日。

　　陈雪芬

　　7． 蒙难人：

　　陈志柳，男。

　　投诉人资料：陈志柳之女陈雪芬（Chin Shet Foon），56岁，中医，祖籍广东河婆，身份证号码为380915015284。日本侵占时住Kluang，Johor，现住No. 49，Jalan Pasir Mas，Evergreen Park，Ipoh，Perak。邮编31650。

　　损失数额： 20310元。

　　投诉内容：本人陈雪芬向贵协会登记，我仍旧存有日本香蕉票20310元，是我生父陈志柳先生生前存着留下给我的。我希望能给我兑换成马币，感谢万分。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2日。

　　张亚荣

　　8. 受害者：

　　投诉人丈夫。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妻张亚菜（Teoh Ah Chye），73岁，退休，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3095150。现住No. 131 Bagan Panchor Pantai Remis Perak。邮编34900。

　　损失数额： 3万元。

　　投诉内容：我现在还存有我丈夫留给我的3万元香蕉票，这是我丈夫在日本侵占Bagan Panchor期间做生意所得的钱，他临死前将钱给了我，我保存至今。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能在适当的时机安排我们兑换军票。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5日。

　　黄俞清

　　9. 受害者：

　　黄培，男，85岁，从事农业。

　　投诉人资料：黄培之子黄俞清（Wong Yee Chern），48岁，商人，祖籍广东河婆，身份证号码为7584306。日本侵占时住Sungia Siput （v）Perak，现住T4 360. Kampong muhibbah Sungia Siput (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 18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卖六只大猪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香蕉票上有保证兑换的允诺。目前日本国家提倡民主人权，是科技发达、先进的国家。那么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只有这样，日本政府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才可以维护国家的形象，才可以挽回声望和荣誉。

　　特殊经历：黄培曾经于1943年在日本人刀下侥幸生存下来，受难地点是Sanaia Siput (u) Perak。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1日。

　　李志华

　　10． 受害者：

　　李伙仙，男，商人。

　　投诉人资料：李伙仙之孙李志华（Lee Chi Wa），29岁，鞋匠，身份证号码为A0319174。现住202，Sungai Buloh, Sungai Siput (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 5300元。

[ 本帖最后由 炎龙噬日 于 17-6-2006 08:50 PM 编辑 ]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新马半岛时，我公公做生意赚到的钱都买了日本军用票。自从日本帝国投降以后，这些军用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8日。

　　林龙通

　　11． 受害者：

　　林明富，男，36岁，鱼贩。

　　投诉人资料：林明富之子林龙通（Lim Ling Tong），59岁，退休，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2069393。日本侵占时住No.112 Main Road Trong, Perak, 现住K.B.14, Kampung Benggali JLN Simpang Taiping Perak。邮编34000。

　　损失数额： 1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我父亲是位鱼贩，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废纸，对我们受害人是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所发行的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保证一切的诺言，给予受害者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周广华

　　12． 受害者：

　　周润，男，4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周润之子周广华（Chow Kong Hwa），67岁，退休，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0622862。日本侵占时住76，Hume Street, Ipoh, Perak，现仍住该地。邮编30300。

　　损失数额： 44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做生意存下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这样它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维护国家形象，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2日。

　　林新民

　　13． 受害者：

　　林平（Lam Phang）。

　　投诉人资料：林平之子林新民（Lam Sum Beng），54岁，小贩，祖籍广东新宁，身份证号码为0590149。日本侵占时住20，Horley Street, Ipoh Perak，现住45, Jalan 4, Ampang Baru, Ipoh Perak。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233293元。

　　投诉内容：日本侵占马来亚时，我的父亲是经商的，所以在生意上只好以日军印的香蕉票作交易。可是他存下来的香蕉票在日军投降以后变得毫无价值，他只好将这些香蕉票保存至今，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到。先父逝世前便将香蕉票交给我保存至今。现在日本政府宣布凡拥有香蕉票者可以用1元换回1元马币。所以我现在呈上这份申请表格，希望日本政府遵守其诺言，换回我父亲的血汗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8日。

　　李爱文

　　14． 受害者：

　　李金保，男，78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李金保之孙李爱文(Lee OI Bown)，27岁，销售员，身份证号码为A0739864。现住A50 Kampung Baru, Sungkat, Perak Malaysia。

　　损失数额： 2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爷爷是小贩，辛辛苦苦储下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发行的军用香蕉票上印有“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们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国家所保证的诺言，换回你们国家的军用票，赔偿给所有持有军用票的受害者。日本政府经常说日本国家执行民主人权，维护世界和平，当然更必须尊重人类基本人权的存在，而不该一味维护强盗的宗旨，令人遗憾终身。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1日。

　　黄国祥

　　15． 受害者：

　　黄禄，男，9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黄禄之子黄国祥（Wong Kok Seong），44岁，工人，祖籍嘉应洲梅县，身份证号码为2734793。日本侵占时住288,Gunong Rapat，Ipoh, Perak, W. 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31350。

　　损失数额： 2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耕种和做点小本生意，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6日。

　　杜亚美

　　16． 受害者：

　　杜联庆，男，76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杜联庆之子杜亚美（Toh Ah Bee），51岁，小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430930085187。日本侵占时住Batu 10 Lekik Sitiawan Perak Malaysia。现住5, Jalan Lumut Sitiawan. Perak。邮编32000。

　　损失数额： 16911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做小生意，保存日本军用香蕉票。这些都是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原来是我们的命根，可是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但是我们受害者发现日本香蕉票都有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日本政府必须执行人道的精神，给予合理兑换。它必须负一切责任，履行诺言，尊重人类基本人权的存在，更不能永世成为一个强盗的国家。

　　投诉日期：1994年3月22日。

　　刘关雄

　　17． 受害者：

　　刘关雄（Low Kuan Hong），男，83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刘关雄本人，祖籍广东南海，身份证号码为1034292。日本侵占时住No.32 Main Road, Sungai Siput(N)，Ipoh Perak Malaysia，现住No.56, Jalan Bunga Cherry Cherry Park, Ipoh Perak。邮编30100。

　　损失数额： 7770元。

　　投诉内容：本人在日军统治新马时期，做机械工作，每日做足12小时。工作期间每月出粮出香蕉票，我辛辛苦苦储到的血汗钱共有7770元。日军一投降，我所有的血汗钱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因为日本军用票都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保留了50年的血汗钱，现在要求日本政府兑换给我。

　　投诉日期：1994年5月5日。

　　廖润新

　　18． 受害者：

　　廖荣贵。

　　投诉人资料：廖荣贵之子廖润新（Liaw Yoon Sin），65岁，退休，祖籍广东增城。身份证号码为0393446。现住28,Leboh Raya Shatin 6, Tmn Shatin, 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31650。

　　损失数额： 3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1日。

　　叶玉华

　　19． 受害者：

　　叶九，男，70岁，矿工。

　　投诉人资料：叶九之女叶玉华（Yap Yoke Wah），46岁，文员，祖籍广东东莞，身份证号码为1429645。日本侵占时住Pusing Perak,现住45, Jalan Thomson, Ipoh。邮编30350。

　　损失数额： 12000元。

　　投诉内容：我拥有我父亲给我的12000元香蕉票，这是日本帝国统治马来亚期间发行的。当时我父亲做矿工攒下了这些钱。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钱变得毫无价值。在这些军票上有“日本政府保证兑换”的字样。我现在希望能够兑换这些军票。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陈家英

　　20. 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