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三代被人叫了一辈子“破烂王”，他们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旧物全部留存，然而当这项工程进行到第四代人，回头看，他们竟然聚沙成塔，“无意间，保存住了历史”
袁裕校几乎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收藏感到惭愧。从记事时起，他便和别人嘴里的“破烂”生活在一起，这些“破烂”来自他父亲、他爷爷，他自己，如今还延续到了他女儿。破烂是四代人生活的日用品，他们尽最大努力做到一件不丢，从家具、衣服、电器，小到一张成绩单，一根绳子，总共达两万多件。 他并不穷，也不打算拿这些换钱。收藏这些与其说是他的爱好，不如说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不过眼下，他终于不再为这些“破烂”感到难为情了。 2011年秋天，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家庭博物馆在湖北宜昌正式成立，所陈列的展品，便是曾被讥讽的破烂。 “每天早晨，我打开门，走进这里，就好像穿越回过去的生活。”袁裕校浓眉大眼，头发黑亮，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完全看不出已经51岁了。他身兼馆长、讲解员和宣传员于一身。“这可不是简单的穿越，而是活生生、可以触摸的历史。” 琐碎的记忆 这个历史的尽头，是一个偶然。 1920年代，袁裕校的祖父袁之仕到县城去。他是个30多岁的农民，不识字，向别人打听墙上贴着的布告。“原来是个睁眼瞎。”别人这样讥笑他。 袁之仕觉得受到了侮辱，下定决心，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让自己的子孙成为文化人，并且记录下奋斗过程，使后人铭记。 家中旧物的保存，便从那时起，以“记录奋斗过程”的名义开始，一保存，便是90余年。 1922年，袁裕校的父亲袁名龙出生。袁之仕供他上了私塾，之后又读了初中，1950年，袁名龙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任工作队队长。父亲发誓为翻身所给予的教育，给了袁名龙机会，他后来调至县农业银行工作，直到退休。 袁裕校出生时，袁名龙40岁。从他记事起，家里就被村里人叫为“破烂王”，因为父亲几乎什么都要留着。 一次，袁裕校把用完的作业本扔了，父亲用竹棍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并且罚跪一夜。“为什么一定要留着？”袁裕校问。父亲回答：“这是你爷爷定下的规矩。” 旧物越来越多，袁名龙在自家平房上添了层阁楼，专于储藏。平常没事儿，就带着袁裕校在阁楼里看这些破烂，东翻翻西摸摸，给他讲每个物件的来历和故事。 袁裕校还记得，小时候，村里要求上交土地证房产证，袁名龙不交，说：“地可以不要，但证件必须留着。”村干部每天来袁家做工作，袁名龙几次跟村干部起冲突，最后干脆跑到山上躲了好几天，等风声过了，才回家。 文化大革命时，袁家被抄，袁名龙从私塾起积累下来的古书、手抄本都被烧了，连家具也没放过。袁名龙心疼，连夜抱着这些破烂上了山，有的藏在山洞里，有的寄存在农户家，直到去世，都没敢拿回来。 收藏几乎没有标准。“猜猜这是什么？”袁裕校小心翼翼地拿起两块长方形的木板，使劲抹去上面的灰，“这是我父亲小时候装书的私塾盒子，很少有人认识。” 他又举起一把手电，四四方方，灯头有一只手掌大，靠一旁的摇把发电才能亮。“这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手电，比我的年纪还大。” 但袁裕校的同学们却很开心。学校里没有的小儿书、故事书，袁裕校家都有，这里成了附近孩子们的图书馆。袁裕校对此非常紧张，借出去的书，过一段时间，就得追着要回来，否则被父亲发现了，等待他的将是屁股受苦。 “那是个只要你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时代” 但直到一个朋友把他的收藏故事写成文章前，袁裕校一直害怕别人知道自家有这么多“破烂”。为了防备不支持的妻子把破烂卖掉，袁裕校一直偷偷在外面租房“藏破烂儿”。 朋友的文章吸引了关注。有人找到袁裕校，要求看看他的破烂，进而，有人希望听他讲讲这些破烂的故事，还有人评价，“你这是在保存一部活的中国历史”。 这些破烂竟然有价值！袁裕校获得了鼓励，开始有意识地把藏品归类、整理和记录。从前不设标准的存留，经过时间的沉淀后，显示出了力量。 仅仅是照明用具，袁家就有松树子灯、菜油灯、桐油灯、洋油灯、煤油灯、罩子灯、马灯、煤气灯、电灯；杯子也有上百个，从土杯子、木杯子、到陶瓷杯、不锈钢杯、电杯、热水瓶；更不要说电子产品的变化了，从袁裕校小时候玩儿的土电话，到摇把电话，固定电话，再到BB机、手机…… 袁名龙从银行退休后，袁裕校接班做了会计。他心灵手巧又热心肠，很快在单位出了名。1980年代，照相机开始流行，袁裕校花100块钱买了一台，到处拍照，然后向报纸投稿，得到湖北省农行行长的赏识，被调去做了行长秘书。 三峡工程启动后，袁裕校当上了三峡移民兴山县移民局局长。但害怕“权力太大，早晚犯错误”，一年后他就辞职下了海，涉足房地产、餐饮和文化等产业，五六年间，他的家产已达数千万。于是，他把独生女送出国留学。 这个家庭成员的百年命运变迁耐人寻味：农民、银行职员、商人、留学生。袁裕校说，“我们四代人的身份变化，也是中国人命运的改变过程。” 这么多藏品中，袁裕校最珍惜祖父留下的一架纺车。正是靠着它，农民出身的祖父不仅养活了全家人，还供儿子们读了书。 父亲袁名龙最珍惜的，则是上学时留下的一屋子古书。但袁裕校觉得晦涩难懂，常对父亲说这是“宣传封建迷信”。 袁裕校也有一个类似的精神寄托，是他上高中期间，用暑假种田赚的120块钱工分买的一台缝纫机。他用这台缝纫机给全家修补丁、做衣服，偶尔还赚些零用钱。几年后，缝纫机被姐姐分家拿走了，为了换回来，袁裕校费尽周折又买了一台全新的送给了姐姐。 搬到城市后，老家的房子全部用来装旧物，袁裕校还另租了十几套200平米左右的房子。他富有了，但更怀念过去，“那是个只要你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时代”。 “爸爸居然瞒着我们一家人藏了这么多东西” 直到2011年，袁裕校的女儿袁伊轩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收藏。“又震撼又惊奇。”这个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回来的27岁女孩儿形容她最初的感受，“爸爸居然瞒着我们一家人藏了这么多东西。” 她于去年毕业，成为澳大利亚一家律所的市场总监。她几乎把所有的藏品都看了一遍，最喜欢一架近百年前的床，木质厚实，雕工精细，看上去“十分有安全感”。 但袁裕校却觉得，真正让人感到有“安全感”的恰恰不是实物，而是所有留存的100多卷家庭档案、票据、证件、公粮契约、购物清单……那才是证明他们生活过的痕迹。 根据资料，袁裕校整理出了袁家从1949年以来的家庭年收入表。1949年时，全家年收入只有260元，但到1999年袁裕校下海后，全家年收入已超过10万。 2011年年底，袁裕校终于有勇气把这些藏品公之于众。几经申请，一幢废弃的小学校舍成了展出地，几十间教室里，塞满了这些历时百年的家什。 学校破旧的大门口写着“破四旧、立新风”，正中挂着毛泽东画像。这个极具时代感的外貌，还吸引来一些影视剧的拍摄。饶有兴味地围观之余，袁裕校偶充当“顾问”。“不对不对，那时候讲课可都是死记硬背，从来没那么科学过，我可是过来人啊。” 历史并不总是给人以信心和前进的力量。 在袁裕校的收藏中，有一个类别让他唏嘘——近300封家庭通信。 刚刚工作时，袁裕校在离家三十余里的镇上，一个月只有四天假，父子间的许多交流都靠书信完成。通信的频率是每十天一封。父亲的信多是嘱他好好工作，他则嘱咐父亲好好照顾身体。袁裕校说，他写信很认真，先写草稿，再规规矩矩誊写到信纸上，“好像所有感情都用在写信的过程中了。” 但随着科技进步，家庭通信的数量也直线下降，到女儿留学时期，父女各处两大洲，但通信却几乎没有，几乎靠电话、微信，交流通畅，反馈迅速，却又无法留存，转瞬即逝。 但无论如何，相比于其他人，袁家四代人的生活，已通过这些曾经的“破烂”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延长。不过，袁裕校唯一的担心也正在于此——它们还能留存多久？许多藏品正在不可逆转地腐坏，数十年来的报纸、书信，手一捻，就碎成了渣。湖北的夏天潮湿闷热，每次打开一个展馆讲解结束，袁裕校就要立刻关门上锁，以便防虫防潮。 对于能否继承父亲的收藏事业，女儿袁伊轩说，“我还达不到那样的境界。”她坦言她的偏好与父亲不同，她更喜欢藏品中的家具与服装，感觉有种非常精致的美。她目前所能做的，是帮助父亲做家庭档案的英文翻译，“留学前感受不深，觉得国内更多关心怎样生财，但走出去之后才发现，文化价值才是更应该被看重和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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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4-7-2013 02: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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