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秀連(中山大學中山大學哲學系研究員及博士候選人)
民族生命的命脈就是內在於其中的文化生命。民族生命的調適、暢順、開導與發展,即該民族心靈在歷史中據其最強烈關注的問題,自由抉擇或揚棄相關觀念,並據此為中心點,輻輳出一個貫穿於各時代中,不斷修正、轉變、交替其核心觀念之過程,這亦正是文化生命的活動形態。一個越成熟的民族心靈,在她的文化生命歷程中,越能通過觀念的自抉、自覺地領悟、實現由諸觀念互相交織、融合而成的「超感覺」價值,而轉現為一民族中的「精神性的存有」,或簡稱為「精神」[1]。
考諸印度文化,以入侵的雅利安文明為主體,融合原住民冥想文化而成的古印度文明,開創於西元前一千五百至一千年,距今已逾三千五百年歷史,期間,就宗教形態而言,歷經吠陀、婆羅門教(這兩者屬「正統」ãstika 教派)、佛教、耆那教、唯物派等教派(這三者屬於「非正統」nãstika教派,後世惟以佛教發展最盛,且對婆羅門文化數度產生威脅),另有後世的印度教(新婆羅門教)、回教各宗的盛衰起落,就宗教哲學形態而言,堪稱世上最宏富多姿,幾無一領域不被涵蓋[2]。然而,印度宗教哲學形態雖然繁雜多樣,卻從無掩蓋印度民族心靈在歷史中始終貫徹的精神追求,而使印度文化呈現為一高度集中的、高度自覺的、能藉實現其自抉觀念而源源不絕地開拓、昇進其精神理境的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精神生命。可以說,印度各宗派之間激烈的衝突,從思想發展的角度看,是其文化生命為了迫現真實理境而開展的辯證式思路進程。
那麼,印度文化的核心關懷為何?簡言之,就是宗教。印度人確實以宗教關懷為整個文化的支柱和終極目的。關於這點,凡對印度文化略加涉獵者均會贊同。梁漱溟先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談到印度文化的軸心路向,有如下判語:
他(印度)的文化中俱無甚可說,唯一獨盛的祇有宗教之一物,而哲學、文學、科學、藝術附屬之。……世界民族蓋未有渴熱於宗教如印度人者,世界宗教之奇盛與最進步未有過於印度之土者……。[3]
梁氏此觀點正說明,宗教在印度文化中始終獨盛,且勢力不墜,佔據著整個印度文化思想的中心位置,並同時顯示:印度民族亟欲求與宇宙的第一目的、最高存在或生成原理達成精神上的合一,這本是宗教的通義,而不必獨限於印度宗教之特殊目的而言[4]。梁漱溟的觀點乃是對印度文化的粗說,概括了印度文化最外層的表徵。我們可依梁氏的判語為基礎,進一步探問印度宗教的特殊形態為何,此時,我們便須回到印度先民向宇宙人生的提問為起點,由他們最強烈關注的問題,析出這些型構印度宗哲思想體系的根源問題底性質,以及獨有的活動導向,這些基要的問題既範導著印度各宗派的觀念發展和活動方向,亦共同塑造出印度宗教精神的特殊個性(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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