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疫》《东升西降》《厉害了》抗疫战是新时代的国运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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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坚决抗疫，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步胜利。但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疫情形势并不乐观。截止2022年4月11日，国外确诊病例累计超过4.8亿人，死亡病例超过614万人[1]。如果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看作是一场抗战的话，中国已经渡过了战争初期最为艰难的阶段，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国外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一、对当前引发思想混乱的三种观点的辨析

当前全国的疫情风险总体可控，我国动态清零政策的重点已经由“内防扩散”转为“外防输入”，这是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防疫效果的正确举措。但是国内外对我抗疫路线一直存在不同声音。有人提出我们应该学会“与病毒共存”，西方媒体尤其是BBC连发三篇文章，以“成功的‘受害者’中国能否放弃‘清零’与病毒共存”[2]的呼吁与之遥相呼应。此情此景，“得言不可以不察”，否则将“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3]。值此关键时刻，有必要将将三种引发思想混乱的观点逐一辨析。

第一种观点是疫情结束遥遥无期，西方国家没有隔离清零的可能，因此全球也不会有隔离清零的一天。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西方是否有清零的能力，答案是完全有。现代医学起源于西方，传染病隔离、防治的理论和实践包括技术手段等等都已经非常成熟，理论上西方国家已经具备隔离清零的能力，是否执行关键在于国家意志。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采取强制隔离路线，导致疫情不断反扑。一般认为西方是出于资本盈利的考虑，比如说封锁不利于经济生产，疫情的大规模蔓延既可以消灭福利负担的老年人、穷人，又能大幅增加对疫苗的刚性需求等等。但事情还应该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我们不能对西方自由主义产生思维定势，好像西方人是因为“自由惯了”所以反抗隔离导致政府抗疫不成功。自由主义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并不是西方文化的内核，西方文化内核与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基督教徒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彼此是兄弟姐妹，但是其他同为人类的异教徒却要下地狱，并且为了送异教徒下地狱必须听从上帝的旨意。这就逐渐形成了西方文化漠视人权（或者说“低人权”）以及高度组织化的特征。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种族灭绝、掠夺殖民成为西方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自由民主博爱”的口号，自由主义由此滥觞，但是西方文化中“低人权”与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并没有改变。因此，西方社会完全有可能较快地组织起来（或者说是被煽动起来），又是由于“低人权”，西方“乌合之众”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消灭一个个异教徒或原住民（极端例子如德国法西斯）。因此，西方国家的清零能力可以在比我们“粗暴得多”的同时也非常高效。

如果中国深陷美国式的疫情泥潭，有能力自救清零吗？答案是非常非常难！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高人权”，即人命大于天，“高人权”给清零战带来了难度。因为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禁止部分病人就医住院，不能用机枪坦克封锁街道，不能任由老百姓死在家里，不能让零基础学徒当医护主力等等。正是对人权的漠然，在医疗产业化的美国，没钱的人去不了医院，医疗资源就不会被挤兑，但我们则会有，因为我们的原则是“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免费治疗。只要回想一下去年救援武汉是什么状态，就可想象到全国清零的难度。因此，在同等灾难级别的疫情下，中国很可能比西方更难自救。当不得不靠外来力量清零时，我们自己的权利必然会被西方瓜分殆尽。

因此，西方不是没有清零的能力，而是不到时候不清零。

第二种观点是既然全球不会隔离清零，只有中国维持内部清零状态，就会变成世界孤岛，因此中国必须放弃“清零”与病毒共存。

换句话说就是，严防死守成本太高，阻碍了经济发展，人民广泛接种疫苗后就没有必要如此严防死守，正如美国“彭博新闻社”所威胁的那样“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开始尝试与新冠肺炎病毒共存，而中国却试图长期彻底消灭新冠肺炎病毒，这将会付出很大代价”[4]，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

首先，新冠肺炎病毒的杀伤力堪称生化武器，人类目前无法与之共存。

从广义的角度而言，人与各种细菌、病毒一直是共存于地球上的。但是真理再向前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当我们面对的病毒是新冠肺炎病毒这一特定病毒的时候，“必须学会与病毒共存”就变成了暗箭，一支完全能致我们于死地的暗箭。一般的病毒通常情况下其毒性会随着演变降低，但这对新冠肺炎病毒不适用，它可以做到在毒性变异得越来越强同时传染性也极大地增强。譬如德尔塔毒株的传播能力比以往毒株提高了1倍，病毒载量是原始病毒的1260倍[5]；而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染性是德尔塔毒株的5倍以上[6]，病毒载量是原始病毒的8000～16000 倍[7]！日本科学家发现，奥密克戎毒株的致命性比季节性流感至少高出40%，这突显了过快解除防范措施的危险，因此认为奥密克戎是“大号流感”的说法低估了该病毒的健康风险，是极具误导性的[8]。

国外大量新冠肺炎病人导致病毒反复交叉变异，最终产生了高载毒量、低检测性、疫苗突破率高、重症死亡率高、高后遗症率等特征同时存在的新冠变异病毒，这样的变异还不止一种。2021年2月全球著名的《自然·医学》杂志发表论文指出新冠肺炎病毒仅在南非就产生了16个新的变异毒株[9]；3月我国的《国家科学评论》一篇论文指出，新冠肺炎病毒株已产生了149个突变点[10]，而且多数是近期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冠肺炎病毒的杀伤力堪称生化武器。相比其它疾病，新冠肺炎的可怕之处在于只要没有合理隔离，其感染者会呈指数级增长。人口最多的大国与新冠肺炎病毒“共存”，其结果就是贡献新版的超级新冠肺炎病毒，在引爆世界的同时，让自己成为爆炸中心点。因此和新冠肺炎病毒“共存”，是一条死路！

其次，新冠疫苗不是“群体免疫”的希望，隔离清零仍然是最佳方案。

尽管全球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接种疫苗，但在没有隔离清零的情况下，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同时伴随新冠肺炎病毒变异不止。以色列是世界新冠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近80%的成年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11]，但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使该国感染病例在2022年1月再创新纪录[12]。

无独有偶，美国也是新冠疫苗成人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一段时间内，它的感染曲线曾趋于平滑，但在德尔塔、奥密克戎等新毒株出现后快速反弹，其单日新增确不断创下新高，2022年1月18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再次突破100万例[13]，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处于新冠肺炎病毒高传播地区[14]。然而，更惨的是，新的变异新冠毒株仍然不可意料。参考美国的情况和我国人口规模、密度，与新冠肺炎病毒共存的结果是每天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感染、几千人死亡。历史上一场黑死病曾夺走了欧洲至少1/3人口的性命[15]，但从来没有出现“群体免疫”，侥幸活下来的人被感染一样一命呜呼。直到居住环境的改善，加上人们对隔离防治的认识，切断了鼠疫的传播途径，鼠疫才逐渐消退。新冠肺炎这种呼吸道疾病，唯一能根治的希望在于全球合作抗疫，通过隔离清零等手段战胜新冠肺炎病毒。总之，人类从新冠疫苗上还看不到构建“群体免疫”屏障的希望。

有人也许会说新冠肺炎死亡率参考车祸癌症等等似乎还“可以”接受，但在每天都有几十万上百万人从劳动力变成需要其他劳动力照顾的病患的情况下，我们的家庭和社会能承受这个损失吗？再者，死亡率并不是判断疫情危害的唯一标准，还需要按人口比例计算疾病后遗症造成的整体失能和长期医疗负担。新冠肺炎会带来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损伤，很多患者在病愈后很难恢复原有机能。如果青壮年大规模患上新冠肺炎，不孕不育率也将会更高，严重损害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能力，就算放开生育也意义不大。

第三种观点认为，隔离清零的经济成本太高，阻碍了经济发展。

我国在核酸检测、免费治疗和疫苗注射上确实所费不菲，隔离措施也使某些经济部门遭受了打击。但有比较才有鉴别，以不执行隔离清零的美国为对比，可以看出这种做法是否“划算”。

在经历了疫情大传播之后，美国政府被迫推出新冠疫苗免费接种计划，指望靠疫苗实现群体免疫。两款主流疫苗的有效率据称高达95%左右，截止2021年8月，70%的美国成年人至少已经注射一剂新冠疫苗，但是美国并没有采取隔离清零政策，因此在德尔塔、奥密克戎等病毒面前，这些“免疫屏障”也难以阻挡它们的蔓延，美国新增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持续攀升。为对抗疫情下的经济衰退，自2020年3月至今，美国已累计出台约6万亿美元的财政纾困措施，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救助规模[16]，但其效果犹如杯水车薪，疫情已经使美国经济陷入74年来最严重衰退[17]。

我们的动态清零政策确实严格，但在全国疫情零星发生的情况下，基本上保障了社会生产的稳定。从全世界来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在很多国家产生了某些工业生产本地化的刚需（因为长途运输效率太低），而这些工业生产必然需要他国的各级别、各领域的支撑。中国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具备支撑世界各国建立所需工业的能力，世界经济趋于形成中国“一对多”的大经济圈。这将是中国经济最优的局面。仅从外贸数据来看，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1万亿元人民币，比2020年增长21.4%[18]。在全球经济萎缩的背景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并强调中国的“经济恢复得益于快速控制疫情”[19]。因此，尽管我们付出了一定代价，但是经济在困境中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更加令人激动的是，在疫情防控的极大压力下，我国还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因此，中国现在并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闭关锁国，从外贸增长和国内外人员的有序流动就可以看出来。现在某些专家和一些媒体一本正经地讨论中国何时解封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有人还会说疫情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但承认中外防疫的政治策略差异导致了430万人死亡的局面，这是一切科学讨论的前提。而且“解封”问题引发广泛讨论、西方媒体跟进造势本身就已经说明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再者，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成为全球性的政治大问题。只要与人命相关，死多少人，让谁死，怎么死，这就是政治问题，不仅与科学毫不冲突，更赋予所有人关切的权力和义务。广大人民群众是坚决支持和配合党中央国务院的精准防疫路线的，在住房、教育和医疗的改革正在进行的当前，我们只有稳定国内防控形势，避免被疫情各个击破的困境，才能有所作为。

“上医治未病”，避免传染总比治疗疾病效率更高。前述事实证明，美国付出的代价远超我国，这完全是没有实施隔离清零的后果。所谓抗疫成本高、阻碍经济发展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短视的。若以短期经济利益为重，必定得了芝麻丢了西瓜，最终丢失人心。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抗疫原则的根本不同，我国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却是资本利益至上，这必将导致不同的后果。二者的对立是社会制度不同的直接反映，中国优势根本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西方何时隔离清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最终将倒逼西方不得不隔离清零。当然，这种局面不会自然出现，而是充满了风险和博弈。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西方国家才会隔离清零呢？

我们仍然生存在一个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统治下的世界，对于华尔街而言，中国的崛起（不管是和平的还是被迫伴随着战争的）必定是打破他们霸权的主要力量。那么，即使是在华尔街所在的美国深陷疫情的情况下，资本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仍然会“超出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兴趣”[20]（乔治·索罗斯，2019）。

疫情发生以来，西方经济在原地踏步甚至是倒退，中国经济却在快步前进，西方巴不得中国尽快变隔离清零为“与病毒共存”，消灭中国的“净土红利”。假如中国“解封”了，14亿人口成为病毒培养盅，新冠肺炎病毒变异会更快地迭代，正如从德尔塔型到拉姆达型，变异的危害在迅速增加，时间间隔在缩短。下一版超级毒株出现时，浸泡在疫情中的国家不但会击穿医疗，更会击穿物流和供给保障，击穿消费的每个环节，甚至击穿富人阶层原本有效的防疫措施。要不了几个版本迭代，就是无间炼狱（无间炼狱，指大资本也没法赚疫情钱，甚至有的大资本会被更大的资本分食）。病毒在击穿西方本国保障体系的同时也会击穿中国防线：患者人数必定呈指数级升级，医疗资源被挤兑，生产失序，社会陷入崩溃……世界各国再也无法承受由之带来的代价时，只能选择隔离清零，大家同时产生清零刚需。那时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病患最多，社会陷入大动荡，西方各国会不约而同地转变风向，迅速组织隔离清零（西方国家人口加起来还没有中国人口多），然后用援助的手段帮助中国“清零”，进而划分它们在中国的利益，那时等待我们的何止广场协议。西方的策略几千年来从没变过。这个策略是西方默认的博弈起点，但对我国绝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好在中国的顶层设计是清醒的，不管有人如何煽动老百姓，就是坚决清零，因为清零的不便相对于真正的风险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西方国家现在坚决不隔离清零，可以看作是一种极为隐蔽的政治策略。他们在赌一个超级加倍的新冠肺炎病毒变异毒株，会迅速击穿中国的防线，这是西方现在唯一的翻盘点。

三、采取积极主动策略应对当前防控存在的风险

从美国等国的疫情防控措施来看，民众的生死并不重要，死亡更多的是少数族裔、老年人和穷人等弱势群体，有钱人基本上是安全的。对待自己国家的人民尚且如此冷漠，更不要期待我们开放国门与病毒共存就能从西方得到更多的利益。要在抗疫战这场新时代国运之战中取得主动权，我们起码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坚守当前的精准防疫路线，严守国门安全

我们的国门一直没有关闭，而是在严格防疫基础上有序对外交往。因此，我们坚守当前的精准防疫路线，严守国门安全，就是对一线疫情防控人员最大的保护和减压。相反，如果当前的一些杂音使我们的认识不能形成合力，如果社会有相当大的声音认为防疫一线人员在做无用功，那么防疫战线就有可能一溃千里。只有隔离清零的思想和声音形成合力，才能更有效地帮助一线人员摆脱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为他们做出真正的帮助和保护，也更促进隔离防疫技术向自动化和数字化发展。

我们要继续加强防疫教育和宣传，打好这一场防疫的人民战争，对于各部门、各单位尤其是关键部门如机场、媒体等领导的组织考核不仅有专业方面，更应该考察党性、考察是否有大局观，避免出现大的纰漏，给精准防控带来不必要的代价。

[21][22]二是要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应对困难。

第一，鉴于近期我国本土聚集性疫情都与境外输入有关，有必要梳理国外入境、进口物流和国境线等防疫前线的漏洞，加强相关防疫工作，将风险因素降到最低。首要的工作就是做好一线防疫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他们自觉抵御风险的认识和能力；要确实保障一线防疫人员的各项福利，使他们能够精神百倍地投入工作；其次，国外入境人员的隔离观察工作要结合各地先进经验不断升级，形成全国统一的程序和标准，杜绝感染人员因疏漏成为传染源。最后，进口物品不仅仅是冷链食品有携带病毒的风险。从北京的案例来看，无论是国外银行纸张还是韩国进口服装等物体都成为了传染源，所有进口物品和纸质邮件等都应当以污染源等级进行相应的消毒或防护处理，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全国绿码应统一，并实时联网；建议风险等级应与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数量直接挂钩。杜绝任何脱离联网授权的通行证，只认全国统一的绿码。无症状感染者随时可转化为感染源，应将其与确诊病例同样统计为感染者，以便确认高风险地区；不能以身份证居住地为高风险区域划分的唯一标准，确保不因层层分解导致原本应为高风险的地区消弭于无形，这将使绿码失去合理性。从风险上讲，无症状感染者甚至更危险，因为无法从外表上、体温上判定这个人是否是感染者。因此，建议国家将风险等级与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数量直接挂钩。

第三，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在此过程中合理均衡社会各群体利益。如果以“大号流感”为由消极抗疫，必将使感染者大量出现，即使多数人没有出现肺部症状，但是也会使劳动者健康受损。当医护人员、零售人员、配送人员等社会基础支撑群体大规模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后，他们的劳动力亦会受到很大损害，无法胜任工作，导致民生问题大量出现。疫情的反复，不可避免会使部分民众利益受损，同时，也使少数行业利润猛涨。在此攸关时刻，国家应多关注低收入群众的生存状况，确保他们的基本生存所需。

第四，必须从“生物战”的高度来看待疫情。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俄罗斯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揭露的资料表明，生物战早已经悄然打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战争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发生，在金融、网络、粮食、能源等等领域都可能迎来严峻考验。无论是金融体系、食品安全、国民基因信息、卫生保障和传染病医疗体系等都须查缺补漏，提前布局，以应对空前挑战。

第五，继续发扬光大过去两年我国在抗疫战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目前，各国一般都公认控制新冠肺炎病毒传播最有效的办法是“非药物干预手段”，包括佩戴口罩、物理隔离等等。[23]以深圳为例，经过7天的全城管控，有力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另一大特点就是中医药的运用。不同于美国的新冠神药——不仅昂贵还被反复证明无法控制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疫情的发展，我国的中医药从2020年初武汉抗疫开始就一再证明它是应对新冠肺炎最有力的武器，就在最近还涌现了“河南首例运用针灸治疗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已痊愈出院”的新闻。[24]与上海的大都市不同，对于广大经济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的内陆地区而言，中医药无疑是防控新冠肺炎的最佳选择。与一轮又一轮的疫苗接种相比，“中药漫灌”预防新冠肺炎是简单、价廉、高效的防治方法。综上，我国应继续隔离防疫加中药漫灌的办法直至打赢这场抗疫之战。否则，我国极有可能陷入越抗疫财政负担越重的泥淖，地方及中央财政将不堪重负。

三是疫情防控这场仗我们还没有打完，这是一场持久战、人民战，不能投降也不能速胜

新冠肺炎疫情目前还无法预测结束的那一天。很多人对疫情是否能终结过于悲观，就像疫情初期很多人对于疫情的严重性过于乐观那样，这两种态度就像抗战时期的投降论和速胜论那样，本质上是被恐慌和烦躁剥夺了全局观。

用抗战来类比，我们渡过了疫情初期最艰难的阶段，已经与疫情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只要全民上下坚定信念不放松，反攻阶段就必然会到来。如果不战而降，那不仅现有的成果保不住，还将陷入困境，西方趁火打劫，一切陷入被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将成为泡影。

作者：于赫夫，长春工程学院理学院讲师；宋丽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抗疫战是新时代的国运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