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在滿州國 系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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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在滿州國 系列報導

二戰末期，日本不得不在台灣設立軍工廠、製造戰機，同時也開始設立工業學校，但台灣無法容納諸多畢業生就業，於是很多人前往滿州國發展，下面是一些關於公視製作的紀錄片「台灣人在滿州國」的一些報導，讓我們得以一窺台灣人在當時如何逆境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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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在满洲国 吴念真述史事  青年远赴“伪满”打拚 回国身分受阻 “有家归不得”

2013-1-5

被誉为“台湾最会说故事的欧吉桑”吴念真导演，昨天为中天电视年度纪录片《台湾人在满洲国》担任串场主持人。站在3D虚拟摄影棚内，吴导表示，他看过部分内容，佩服台湾人勇闯天涯的决心，也为这群台湾人在满洲国灭亡后，必须面对身分认同的问题，甚至妻离子散的经历感到难受。

甲午战后 追求自由

《台湾人在满洲国》是中天电视旗下的“长天传播”继《黄金密档》、《最后岛屿》、《惊涛太平轮》等3部百年迁徙系列的历史钜作后，又一部探讨台湾过往历史的动人史诗纪录片。节目一开始，吴导即以他带有磁性、温暖人心的声音，娓娓道出这段不被记入教科书的台湾人故事，内容囊括台湾人勇闯天涯的精神、复杂的国族认同、及离散的家族命运。

吴导说：“这是探讨台湾历史的纪录片，资料弥足珍贵，也让我们对过去动荡的年代，有更深的认识。”这支纪录片描述甲午战后，台湾被清廷割让给日本，台湾人从中国人变成日本人，一群年轻台湾人不愿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次等公民，远赴大陆东北，在日本扶持、满清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统治的满洲国打拚。

这些人之中，不乏许多台湾知名耆老，如已故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而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的父亲蔡洁生，少年时是从屏东到满洲国修飞机；单亲家庭出身的许丙以台湾红顶商人之姿，成为溥仪的座上宾；因娶同姓妻子而被迫离乡，在满洲国奉天（今辽宁沈阳）度过数年艰困岁月，却写出感情敏锐、文藻美艳作品的《原乡人》作家钟理和。

最鲜为人知的是来自新竹的谢介石，他在日本念完大学后，即到天津，为曾发起“满清复辟”事件的张勋工作，因而结识溥仪，并随其到日本人建立的满洲国任职，最高曾当过外务部首长，1935年还顶着满洲国驻日本大使的头衔衣锦还乡，在广播电台发表《敬告台湾同胞》演讲，激起更多台湾年轻人摆脱殖民耻辱，到满洲国追寻自由生活的风潮。

摆脱耻辱 到头成空

最令吴念真不舍的，是二次大战结束，这群远赴满洲国打拚的台湾青年的经历：“回头看这段故事，觉得那时代‘很悲惨、很失落也很悲伤’。中华民国不承认满洲国，称为‘伪满’。二战结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人重获自由天空，但这群原本到北大荒追寻自由的台湾子弟，却成为最不自由的人，许多人回到台湾，卷入二二八事件，留在大陆的人不久后又陷入国共战争，身分认同成了大问题，有家归不得，我真的很为他们感到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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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在满洲国  受伊藤博文赏识的谢介石(之一)

2013-2-20

编者按 1934年的“满洲国”，是溥仪从执政转变为皇帝的一年。而台湾当时受日本统治，台湾人“来去东北”的潮流，逐渐带动了两岸之间的交流，彼此的流行文化也渐渐地有了交集。长天传播公司为了不使这段历史留白，特地制作了“台湾人在满洲国”5集，将于2月26日起在中天新闻台播出。本报特先节录部分内容整理刊登。

即使飘洋过海到了遥远的东北，一个叫做“满洲国”的地方，台湾人的草根性依旧能在荒芜中绽放，这是属于台湾人的奋斗史，属于这块土地的记忆──台湾人在“满洲国”。

1932年，昭和7年，日本内阁总理犬养毅被11名日本海军军官暗杀。从1895到1945年，日本统治台湾的50年里，1932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台湾总督像走马灯一样连续换了3个人，大部分的台湾人当时并不清楚，犬养毅被刺杀，频频更换台湾总督，其实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壮夫的征兆。

外交工作最佳人选

其实最重要的征兆还是1932年中国东北成立了一个被外界称为“满洲国”的政权。同年3月，当时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刊出了发自一千多公里外──中国东北的新闻，一个名叫谢介石的台湾人成为“满洲国”的外交部总长。

报纸上，用幸运儿来形容他。在日本与“满洲国”的外交协议上，谢介石见证了日满建交仪式。在政治上，谢介石是个忠贞的复辟派；他一直站在末代皇帝溥仪的阵营里。

今年85岁，家住北京的谢白倩是谢介石最小的儿子。他是谢家在大陆的第二代，家住沈阳的谢辉，则是谢家的第三代、谢介石的长孙。他们是祖籍台湾的大陆人，却从未来过台湾。谢白倩说，父亲生在台湾嘛，对日本整个的情况和社会情况比较了解，而且他们上层的关系也多少更清楚一些，当时，日本人因为要和溥仪交往，所以对我父亲来说，被视为外交工作的最佳人选。

谢介石原名谢海，字介石，他比蒋介石还早用“介石”这个称号。幼年就读新竹明志书院，有很好的汉学底子。1895年，日本北白川宫亲王率领日军登陆澳底，接收台湾。16岁的谢介石成为第一批 “新竹国语传习所”学生。所谓国语传习所就是教授台人日语，成为“通译”的场所。

凭着他在地方通译的优异表现，让他有机会遇到当时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获得了随行通译的机会，而其流利的双语能力以及沟通技巧，被伊藤博文赏识，认为谢介石这个人，是一个能修补台日关系的重要引线，于是将谢介石举荐到日本担任本土语（台语）讲师，教导准备来台湾任官的日本人，后来谢介石到日本明治大学就读法律。

谢介石的长孙谢辉说，祖父回到台湾以后一直觉得很不得志，所以想到外边发展，据说在新竹树林头的那个地点，有一个算命先生就告诉他，叫他要往东走，将来有发展。据他的家人讲，祖父也信了他的话，同时祖父在日本求学期间，认识张勋的儿子成为同窗好友。张勋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遗臣，也是“复辟派”的代表，精通汉语和日语的谢介石因缘际会下走向支持溥仪复辟这条路。

当时已经是民国21年，谢白倩说，溥仪那时候到东北主要是想恢复帝制；日本呢，也正好用这样的心理，当时他父亲因为是跟溥仪在一起，所以这时期他父亲对中华民国开始反感。谢辉说，借力使力，日本政府也想利用谢介石达到他们控制“满洲国”政权的目的。

来去东北成为时髦

旧称新京的长春，有一栋谢介石故居。如今故居已然成了一家高级餐厅。当年这里同时也是“满洲国”外交部的临时办公室。谢介石为台湾人组织了一个“台湾同乡会”，许多台湾人到“满洲国”谋职问路的第一个停靠站就是此地。

谢介石外孙谢同生回忆，家里院里起码有十几口锅，开流水席，那时候从台湾来大陆投奔他外公这边的人络绎不绝。谢白倩回想，只要有人来求，他们就绝对帮忙，尤其是台湾来的人，他们多半会想办法。台湾人谢介石在“满洲国”担任外交部总长，激发不少想出外打拚台湾青年的斗志，而社会人脉通常决定了前往“满洲国”后的职位高低。

黄光国的父亲黄子正，当年自台北医事专门学校毕业后，透过谢介石介绍辗转前往“满洲国”当医生。黄光国说，当时台湾人当总长叫谢介石，谢介石要为皇上物色一个医师，正好谢介石跟我家是认识的，所以就介绍我爸爸去给溥仪当御医。

黄光国父亲那辈去“满洲国”工作待遇好很多，足足有台湾薪水的3倍，就是收入好很多。学校刚毕业，年轻人总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所以那个时候台湾人去“满洲国”发展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和谢介石一样，出身新竹的郭辉，就是受到谢介石的激励，前去东北。他的女儿郭孚瑜在东北长大，如今还记得东北黑土白云的大土地。

从1932年“满洲国”成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保守估计14年间共有超过5千名台湾人去到“满洲国”。这些台湾人怀抱着各自的理由和愿景，陆续向“满洲国”他们心中想像的美好国度前进。1930年代“来去东北”成为当时青年的时髦名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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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在满洲国  挣脱同化命运的李朝舟与林凤麟（之二）

2013-2-21

长期被日本殖民统治的结果，让大部分逐梦的台湾人能在一千多公里外的东北，摆脱了受殖民地位，得到一种特殊身分，正是这种优越感，勇闯东北黑土地的台湾人，找到某种归属感。

满洲国国歌说自己是新天地。1932年3月1号东北的“新京”、现在的长春，出现了一个新国家──“满洲大帝国”。

领导者是大清帝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执政”是溥仪在满洲大帝国的正式官衔。日本关东军只同意给他这个头衔。

满清皇族爱新觉罗．毓山詹回忆，至今印象极深。他说，管理溥仪的就是关东军的参谋叫吉冈安直，这个日本人和许多日本军官，随时可以到溥仪那里，只要人家跟他说吉冈安直来了要见你，溥仪反应往往是连忙称“甭管干什么，马上见！”

吉冈安直只是日本关东军的小参谋，可是在溥仪的满洲帝宫内，他是最高总管。

如今的吉林省委办公大楼是过去的日本关东军总部。日本军人在这栋日式风格明显的建筑中宰制“满洲国”，扮演太上皇机构的角色。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自传中说，请爱新觉罗．毓山詹“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援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对溥仪来说，尽管只是个儿皇帝，但他至少挣脱了“末代皇帝”的恶名。他梦想建立一个新国家！

表露中国人认同

出身台北大稻埕的李朝舟，当年是“满洲国”兴农部的参事官，他常向孩子们提及酷寒东北的生活经验，其子李博信说，“满洲国”本来就是满人的国家，他们侵略中原，建立了一个大清帝国，整个从满州到中原地区就是他的国家，直到辛亥年革命成功以后，推翻了满清政府，满州人就回到了东北自己的国家。这是那个时代的满族人一般的想法。

日本关东军少壮派要用“以夷治夷”的方式，把“满洲国”建设成一个可以和日本竞争的国度。为了展示平权，“满洲国”把日本人、满人、蒙古人朝鲜人以及汉人统称为“五族”，而“满洲国”的国旗更以五种颜色，宣传五族协和的概念。但骨子里，在“满洲国”仍然日本人最高，满人其次，汉人地位最低。当时官方有一种表示平等的制服叫做“协和服”。李朝舟就喜欢穿协和服。

李博信说，“满洲国”很冷，坐南满铁路的时候，车窗是两层的玻璃，那两层玻璃之间可以把买来的牛肉、蔬菜，放在玻璃夹窗中，效果就像冰箱一样。父亲对他说过，满洲国到冬天搓耳朵，耳朵会断裂，水滴下来马上变成冰柱。就是这样酷寒。

来自温暖南方台湾，李朝舟体验了雪国，即使妻子是日本人，对这位接受日本法学教育的台湾青年来说，国族认同的复杂和矛盾始终难以忘怀。

李博信认为，“我父亲那个时代一方面他自认是华裔，一方面又接受了完整的日式教育，思维、价值观念方面，都跟日本人相像，但血统还是汉人。”当父亲面对在东北的中国人，他自己会表露也是中国人的认同，很自然会使用国语（华语），也会表露自己是从台湾来的，并不是真正的日本人。

不愿做殖民工具

不过矛盾心情还是存在，同属“满洲国”法务部专员的林凤麟，试着挣脱被日本同化的命运。

林凤麟，台中人，台一中毕业后前往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知自己有机会参与“满洲国”新法律全集编订工作时，东北就成了林凤麟施展抱负的梦想地。

林凤麟后人林敏政说，一路上都是日本教育的，受到的训练让他父亲非常清楚，即使回到台湾，也是扮演殖民者继续压迫台湾人的工具而已，他不愿意。在日本这4年，他觉得自己好像被同化，也受到日本人的国民待遇，不再感到自己次人一等。

林敏政说，“满洲国”可以给父亲机会重新去订定法律，对他非常有号召力，所以他考虑了以后，事前跑到东北去看了一趟，才发觉，原来东北这么漂亮，地广人稀，物质又这么丰富，人情也不错，他毅然回来答应举荐他的教授，请推荐人向日本的法务部推荐，同年的9月就被派到满洲。

日治时期，台湾称日本为“内地”，也就是祖国的意思。而台湾人则被日本人称为“本岛人”，对“满洲国”的老百姓来说，台湾人到东北协助执政，其实就是日本的政治代言人。

长期被日本殖民统治的结果，让大部分逐梦的台湾人能在一千多公里外的东北，摆脱了受殖民地位，得到一种特殊身分，正是这种优越感，勇闯东北黑土地的台湾人，找到某种归属感。但并不是所有台湾菁英都存在相同的感觉。

东北人、“满州国民”张冰玉就说，“日本对台湾，对台湾人，就比对我们好，因为台湾是日本殖民地，他们对台湾人，比对我们满洲国人好，我们是满洲国人，怎么也不是日本人，享受不到国民待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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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在满洲国  巧用政商关系的许丙与辜显荣（之三）

2013-2-22

日本关东军让满洲人和台湾人担任首长，可是在政府机关担任副手的日本人，才真正握有实权。然而日本人对满洲人的掌握有限，他们需要相对理解中国的台湾人作为中间的沟通桥梁。

1934年是影响世界局势的关键年。在德国，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在义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从欧洲蔓延到亚洲。日本是“法西斯主义”的跟随者，那年，日本在“保皇派”和“少壮派”的斗争中，让“满洲国”的溥仪有机会脱离“执政”的头衔，再次当上皇帝。

最早知道这项消息的是台湾人许丙。他是日本贵族院议员。这是日本人给台湾人最高的政治头衔。在得知日本“保皇派”打算扶植溥仪当皇帝，确保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的地位后，许丙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溥仪。

作为中介沟通桥梁

早在1920年代许丙就和溥仪家族结识。许丙的后人许博允说，“当初我家族与皇族有交情。溥仪、溥杰、溥儒，他们从小跟我祖父、我叔叔、我父亲感情都很好。”

穿梭满洲、日本、台湾之间的许丙不仅和溥仪关系良好，也和日本“保皇派”台湾总督有着深厚的交情。在台湾4位日本贵族院议员当中，许丙的出身最特殊，他其实是板桥林家的大掌柜。

板桥林家在中国大陆尤其在台湾，拥有大量家产。日治初期，来自福建的林家曾经为了台湾庞大的家产返台观望。

林家后人林明成说，当年我们是先回大陆，不想在日本统治之下住在台湾，所以只剩下我们的义勇跟一些管家在这里继续抗日的工作。他描述说，日本官员曾经到福州来劝导我们回来，但先祖还是表示，日本人没收了我们的东西，我们怎么还会要再回来呢？日本人回应因为当时有人占据、反抗，才出此下策，日本官员还是力劝我们先祖家人一部分先回来台湾，后来讨论一阵后，我父亲跟我祖母才重返台湾，办理土地过户等工作。

尽管不愿屈于日本统治，但板桥林家仍得接受无可逆转的政治现实，在家族事业里，他们需要一位人物和日本接触作为桥梁，这让精通日语并且擅长外交的年轻人许丙有了机会。

出身医生世家、从小失怙的许丙，家境并不宽裕，自幼就和母亲相依为命。

人脉加上努力，许丙有机会当上日本贵族院议员，他掌握充裕的人脉，溥仪可以当皇帝的内线消息几个月之后果然成真。1934年，原本“满洲国”执政──溥仪，重新当了皇帝，年号也从“大同”改成“康德”。那年是“满洲国”的康德元年。

如今长春市新民大街附近的建筑群，是当年“满洲国”八大部的集中区。日本关东军让满洲人和台湾人担任首长，可是在政府机关担任副手的日本人，才真正握有实权。然而日本人对满洲人的掌握有限，他们需要相对理解中国的台湾人作为中间的沟通桥梁。这股需求造就了台湾人在东北的工作机会。

溥仪办公的地方称满洲宫内府，当年许丙到东北，经常到宫内府拜访溥仪，协助溥仪当上皇帝后，许丙担任“满洲国宫内府顾问”，1930年代，他的事业版图扩及东北的“满洲国”、朝鲜、东京和台湾，成为台湾前五大富豪，权势如日中天。

许博允认为，先祖许丙产业在不动产方面比较多，也有很多的经商生意，“小时候我听祖父讲，跟外国人、洋人买卖古董，或是嗽精之类药品”，产业后来交给许博允一个叔叔经营，还有电影方面的接触，比方说东宝、东映、日活，或是瑞典的电影公司，都是许家总代理。

展开另种政治交易

新旧政权交替中不论在“满洲国”还是在台湾，有人抓到机会趁势崛起，有人则被命运之神钦点。像商人辜显荣，他在1895年日军进入台北城时，莫名成了历史的关键人物。

辜宽敏是辜显荣的八子，他受访时说，日本人接收时，台北治安非常乱，没有维持治安的人，为了和平接收要请几个台北代表性的地方仕绅跟日本人沟通。但疑虑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原本的仕绅都没有出现，就在现在的龙山寺，大批群众就在那里等，大家开始骚动，有人提议叫我父亲代表出面，我父亲就说，大家要我去我就去好了。他并不是当时在台湾有什么显赫身分的人，他是鹿港来台北发展的，谈不上多大影响力。

辜显荣成了台湾总督第一位认识的台湾人。很快地，他也成为贵族院的议员。辜显荣心里清楚，“满洲国”是南京国民政府一个棘手问题。辜宽敏记得，父亲辜显荣为了日本跟中国避免打仗，他东京南京来来去去，当时到南京去，跟外交部长张群互动，当年军事就是蒋介石主导，政治也就党政由汪精卫领导，最大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就是“满洲国”的问题。

辜显荣和许丙，一位和蒋介石认识，一位和溥仪熟识，他们依着自己的政商脉络，发展出不同的政治交易；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来自台北的大稻埕。（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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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在满洲国  两个台湾女艺人的生命际遇（之四）

2013-2-23

台湾人终于有一个可以用自己的母语唱自己的音乐，而且是可以用比较西方的唱腔来表现的歌手出现。

日治时期台北大稻埕就是台湾商人最主要的集中商圈，从大稻埕的老地图中，可以看到板桥林家、淡水许家、鹿港辜家座落在大稻埕的位置。19世纪末乃至20纪初，大量商业活动都集中在大稻埕一带，茶、糖、南北货为主要的交易大宗，当年成功的商人都在大稻埕设有商号，出身鹿港的辜家也不例外。

1934年台湾总督府开始在西门町一带开发新商圈。此时西门町的“菊元百货”已经开业2年，这是台湾第一家日商百货公司。楼高7层，同时也是台湾第一座设有升降梯的建筑。

母语歌唱的林氏好

电影、唱片等新兴的娱乐事业，集中在西门町一带，这些新兴行业大多属于日本商社旗下，那年日商拥有的古伦比亚唱片公司，签下了第一位台湾女歌手，她叫林氏好。

历史学者张幸真说，台湾人终于有一个可以用自己的母语唱自己的音乐，而且是可以用比较西方的唱腔来表现的歌手出现。林氏好当年所唱的《一颗红蛋》红遍台湾，后来林氏好甚至前往日本和满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天涯歌手。但林氏好远渡重洋其实和先生卢丙丁的失踪有关。

卢丙丁原本是位教师，他和蒋渭水一样为台湾民众党成员。卢丙丁还是台湾工友总联盟的主要干部，后来他转行做一名“辩士”。30年代的辩士，是为默片电影旁白配音的职业。卢丙丁表面从事娱乐工作，实际上号召台湾人团结反日。

张幸真认为，这些辩士也就是当年的名嘴，用的手法也很有趣，比如说他们跟官方申请放映北极熊动物电影，官方也许觉得北极熊主题没有威胁，但默片放映时辩士话题一转就开始讲：冰天雪地的地方，那么困难的环境当中，北极熊还会互助，我们台湾人更要团结云云。就是用这样的偷渡话题方式，在公众场合半演说。日本警察坐在下面一听，啊？怎么会有“台湾人”词句？就制止！辩士就在警察斥诫，台湾人起哄，辩士钻漏洞的循环中反覆。

1931年蒋渭水病逝，卢丙丁于1935年被台湾总督府送进乐生疗养院，从此和家人失去联络、行踪成谜。张幸真说，他因为曾经被毒打，皮肤上伤痕看来疑似麻疯病的病征，被抓到乐生疗养院，院长诊治以后觉得算是轻微的，当局跟他谈妥协的条件，请他离开台湾，等于流放。

就这样，林氏好也离开台湾这个伤心地，远赴东北发展，作为第一位在唱片界响亮名号的台湾女歌手，林氏好的出现标示着另一种歌声，象征传统艺旦表演走下坡。

扶持丈夫的王香禅

艺旦表演的内容有南北戏曲、京戏和歌仔戏等，在大稻埕附近的艺旦间，有一位最有名的女艺旦──王香禅。早在1905年，王香禅就跟着夫婿去了东北，她的丈夫就是后来在“满洲国”担任外交部总长的谢介石。

谢介石之孙谢辉说，“祖父所以从政和王香禅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谢家人讲，王香禅在台湾的知名度，当时比祖父要大得多；其二，祖父从政期间所有的资助都是出自王香禅引介，据说当时王香禅拿出5斤重的黄金，资助祖父从政。王香禅也看出祖父是个人才，必有大用，所以拿出自己的积蓄等于是投资祖父的政途。”

扶持丈夫的王香禅还有一位著名的诗词老师──连横。师生情缘使1912年王香禅邀请连横前往东北，后来连横在《吉林新报》当记者，批评恢复帝制的袁世凯。

连横之孙、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说，他推估连横之所在东北待了两三年，和他的记者职业有关。连战说，《吉林新报》和《边声报》批评袁世凯，除了日本人以外，没有人来管，所以这类反袁的报，不但是全中国大卖，还从吉林卖到海外去，我认为反袁言论的宽松是祖父在东北长待的原因。“否则在那个地方、在东北，待了两三年干什么？”

连战说，父亲连震东在所著的大陆游记里，对东北有过相当论述。王香禅女士跟他的先生原名谢凯，后来改名叫做谢介石，当时已经在东北定居。

1915年连横放弃长达19年的日本籍，加入了中华民国国籍。隔年37岁的谢介石，也跟随连横的脚步，成为中华民国国民。

谢辉说，日本占领台湾以后有个规定，台湾的住民两年以内没有离开台湾，就可以归化日本籍。谢介石也是日本籍，但是谢介石后来1935年改成中国籍。如果谢介石对日本真得非常亲近认同，为什么又要改籍呢？

至今没人可以代为解说这位早在1905年就到东北闯天下的台湾人──谢介石心中真实的国族认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谢介石和所有出外打拚的台湾人一样，都期待风光返乡的一天。（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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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在满洲国  谢介石出头天风光返乡 （之五）

2013-2-24

台湾人之中有人当那么高的官，是史无前例的，日本的殖民地加上日本人起用台湾人向来不会让人在政界出头，所以谢介石是非常非常红的。

1935年4月2号，“满洲国”皇帝溥仪搭乘日本军舰“比睿号”来到日本。在东京车站，迎接他的是日本天皇裕仁。

对溥仪来说，“满洲国”是日本一手扶植，日本也是他唯一能出“国”前往的地方。正是谢介石安排溥仪前往日本，此时，他已经从“满洲国”外交部总长转任为驻日大使。

谢白倩说，父亲当时在日本的大使角色，无异于“皇帝”般大权独揽、一切包办。

日本官场崭露头角

国联派出英国李顿爵士就“满洲国”和九一八事变进行调查，发表了谈话。尽管李顿的结论是“满洲国”可以自治，但仍属中国管辖，不过这个结论却令日本无法接受，而以退出国联抗议。就这样，日本明目张胆地支配“满洲国”，从1932到1945年，短短14年历史“满洲国”共有28个邦交国，但中国近代史始终称它是“伪满洲国”。

当年前往满洲的台湾人并不认同“伪满”这种说法。李博信的父亲李朝舟也这么想。李博信说，台湾人到满洲去，有各种不同想法，我父亲认为，将满洲国政府视为一个伪政府的，也就是国府人员。不过，台湾人到“满洲国”任职的心情，也各有不同。

跟随溥仪去日本的谢介石还带着他和王香禅生的儿子。谢吉吉生等于是谢介石的私人祕书。和父亲一样，谢吉吉生同样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此时 谢吉吉生还是个单身汉，但他的父亲谢介石心里有了一个新盘算；和“台湾始政40年”有关。

1935年9月27号，谢介石带着妻子王香禅儿子谢吉吉生和女儿谢秋生，回到台湾。“台湾始政40年”是总督府为宣传统治台湾40年所举办的一场官方活动，前往大陆和东北发展的谢介石离乡24年来，总共才回来台湾两次。他们下榻当时台北最豪华的铁道饭店。

谢同生的母亲谢秋生是谢介石唯一的女儿，谢同生说，母亲跟外公回台，是光宗耀祖、很隆重的，接待也非常好。总督中川健藏甚至发出邀请函以国宾的规格招待返乡的谢介石。

事实上，谢介石还没返台的半个月前他的名字几乎天天见报，名号已传遍全台。“谢大使返乡答礼之旅”是谢介石返乡报导的报纸标题，直接指出谢介石是拜总督府之赐才能在官场上崭露头角。

黄光国表示，台湾人之中有人当那么高的官，是史无前例的，日本的殖民地加上日本人起用台湾人向来不会让人在政界出头，所以谢介石是非常非常红的。

日本要利用谢介石来冲淡台湾的反日情绪，他的返乡之旅有人艳羡有人唾弃。繁忙的返乡之旅，谢介石和溥仪的日本行一样，都是一场傀儡戏般的政治表演；他广泛和社会菁英接触，还前去参拜了位于圆山的台湾神社。

谢郑联姻地方大事

1930年代台湾的民主运动早已深耕，谢介石在演讲中公开批评台湾风起云涌的“议会请愿运动”，并且提出台湾教育文化仍有问题、地方制度改造尚早的谈话，即便谢介石的公开演说完全符合日本的政治期待，但总督府对谢介石仍有戒心。谢同生就说，谢介石不难感觉到周边都是些盯着他的人，处处紧咬不放。

尽管台湾已经有了铁路和水坝等建设，但此时的满洲已经相当先进，尤其是东北的铁路建设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经营下，已经和日本旗鼓相当。行驶于“满洲国”新京到大连之间的列车“亚细亚号”，早在1934年首次启用时，时速已经高达130公里，超越了日本铁道的95公里，这比当时台铁最高75公里的时速，足足快了将近1倍。

谢介石心里清楚，“满洲国”的建设已经超越台湾他仍恰如其分地表示，可以把统治多年的台湾当成“满洲国”的典范。

故乡的政治版面抢尽锋头的谢介石回到新竹，谢家族人竞相合影，他甚至还探望新竹监狱。返乡那年他已经57岁，这次返乡的另一个要务是帮二儿子谢吉吉生娶一名台湾媳妇，和他结为亲家的是新竹首富郑肇基。

郑德宣是郑肇基之孙，他回顾了谢介石跟祖父的一段过往。他说，两人在新竹就认识，后来谢介石去上海发展，不久被拉到满洲国去之后，希望衣锦还乡，以前看不起他的人也好，他的宗亲面前也好，谢都希望能有面子，因此就希望跟我们结成亲家。“宴客地方就在这个院子里面，据说开了60桌，连续吃3天晚上的囍宴。像世纪婚礼一样，嫁妆非常的丰厚，有一个一公尺金打的棺材，当时他是外交部长，权倾一时，不能失礼我们也要面子，所以就尽量的铺张。”

“谢郑联姻”是当年新竹州的大事件。如今新竹城隍庙左右两边入口墙面上“正直”“聪明”4个字就是当年“满洲国”康德皇帝溥仪委交谢介石带回的牌匾散失后从原件拓印下来的。这是谢介石风光返乡的印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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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在满洲国  谢介石出头天风光返乡（之六）

2013-2-25

历史的无情，总带着一点荒谬。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禁锢，漫长岁月无尽期；在家乡的溥仪，尽管住在宫内，也形同被囚禁，完全无权决定大小事，连为他看病的医生人选他都作不了主。

1936年，小林跻造抵达台湾成为台湾第17任总督。出身日本海军的小林，此时的任务非常明确，他要为日本对外扩张做准备。

关于日本的野心，被日本关东军赶出东北的张学良非常清楚。1931年918事变后张学良带着东北军来到西安，担任由蒋介石任命的“西北剿匪副总司令”。

长期禁锢回乡无期

洪文山说，张学良认为自己是挂名总司令，心里当然不服气，他一直想要收复东北，可是蒋的看法是，为顾全国大局，不能跟日本提早开打，中国没有实力打不过它，相差的太悬殊了。所以蒋要拦阻他，张心里一直想要报复、要回东北，西安事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激发出来。

西安事变，近代史的关键事件。发生于1936年12月12号，张学良和共产党合作，胁持蒋介石，要求立即抗日，张学良一离开东北，“满洲国”就成立了，对离乡的张学良和返乡的溥仪来说，东北都是他们的故乡。

山海关以西称为“关内”，以东称为“关外”，更早以前“关外”被称为满洲。这里是大清帝国的发源地，也是满人的狩猎场。当时不准汉人前往开垦，“闯关东”则是一百多年前关内的汉人偷渡前往东北的开拓史。

郭相声说，满族的生活习惯文化在汉族进来后一杂混，就分不清了，很多闯关东的汉人一到了东北以后，发现土地肥沃、林茂、水多，粮食丰产，所以一批接着一批，清廷想阻堵但他们偷着、绕着就是往东北移民。一批接一批。

如今居住东北的满人后代不到一成，超过9成的人都是当年闯关东的汉人后代。他们主要来自山东和河北。其中，张学良的祖籍就是河北。张学良年纪轻轻就当上将军，主要还是来自父亲的庇荫。张作霖死于日本人之手，杀父之仇和东北汉人的期许，他深信和日本开战是他重返东北的唯一机会。

回不了家的张学良，一心想赶走日本人，而被日人送回家的溥仪，顶着“满洲国”皇帝的头衔，不但没有实权，四周更充斥着日本特务。他弄了一间小私塾，让落魄的大清皇族来皇宫念书。爱新觉罗·毓山詹就是当时的学生之一。爱新觉罗·毓山詹说，溥仪养活我们几个学生，干什么呢？这几个人就是他的奴才，专门要听他使唤。

满洲建国后，中国各地的满人纷纷回到东北协助建国。“满洲国”时期日本还供给皇家王爷们薪饷，是一般满洲人收入的十来倍。像爱新觉罗·毓山詹的父亲溥伟就是“满洲国”的末代王爷。

毓山詹说，我父亲那时候在大连，生活就指着“满洲国”一年给他一万块钱，他还要保持过去那个王爷架子，家里头守门人、厨房等人手少不了，对外交际活动还有一个专门祕书，一切开销几乎是“月月光”。

宫内囚禁敏感多疑

“满洲国”成立时，溥仪仅26岁。和他住在皇宫的是3个他不是很在乎的女人──皇后婉容、淑妃文糸秀和贵人谭玉龄。

此时围绕溥仪身边的主要还是被时代淘汰的清朝遗臣，以及监视他的日本关东军和特务。习惯被人侍奉的溥仪一直背负着末代皇帝的污名，身高170公分，体重不到60公斤的他，看起来瘦弱无比，眼神中总透露着敏感多疑。

毓山詹就记得，有一回他翻动一张报纸，溥仪讲，“你不知道我现在发烧吗？感冒发烧我得避风，你在旁边拿着报纸给我搧风啊！你不愿我病好啊！”再怎么小心也没想到他会介意这个，只好趴地磕头，脑袋得碰地，都磕破了。

历史的无情，总带着一点荒谬。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禁锢，漫长岁月无尽期；在家乡的溥仪，尽管住在宫内，也形同被囚禁，完全无权决定大小事，连为他看病的医生人选他都作不了主。

身为溥仪御医的后人，黄光国描叙，“满洲国”要成立，溥仪需要个西医，他当时已经有好几个中医，可他需要个西医，他不相信日本人，日本又不让他找中国人。台湾人黄子正成了溥仪御医。黄子正生于日本统治的1901年，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在谢介石的介绍下从上海来到东北担任“满洲国”外交部嘱托医师。除了担任溥仪的御医，黄子正还得为其他皇室成员看病，其中也包括皇后郭布罗·婉容。黄光国回顾父亲对他转述的经验，有一回，宫内府有电话来，父亲就要马上赶进去，看什么病不能讲的，他也没谈过，所以对溥仪健康很少提到，可是偶尔也会提到婉容抽鸦片的事。

在御医黄子正眼里，皇后婉容和皇帝溥仪，尽管是日本的政治傀儡，仍然不减大清皇室的余威。在“满洲国”时期东北人认为，福尔摩沙台湾就是医生岛。（待续）

pabloli

台湾人在满洲国  白袍下的反日行动（之七）

2013-2-26

尽管每个人怀抱的想法都不一样，但他们知道自己和中国有着切不断的脐带关系，血液里流淌的，是反日的激情。

蒋渭水为台湾日治时期医师，同时也是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民众党的创立者，被视为最重要的日治时期反殖民运动领导领袖之一，被称作是“台湾国父”。然而在日治时期，台湾人权利处处受限的情况下，不仅仅是蒋渭水，许多台湾医生也同样投入民主运动，成为当时的潮流。

蒋渭水的侄孙蒋朝根，对祖父那个年代的描述：“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当时在学府里头，聚集着了一群台湾精英，彼此产生激荡，他们祕密地组织了一些社团，来声讨这种殖民体制。”

日治时期，日本为了有效压抑台湾人的民族思想，限制了台湾人接受教育的选项：“日据时代若去当医生，在台湾来说算是一流的人，因为日本人限制你不能去读法律，只能去读农业和医师，连工科也不让你读，做医生政府干涉不来的，所以说很多优秀台湾的青年，纷纷向医进行”黄鹏谋的父亲黄顺记，就是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的台湾人。

医病医国声讨殖民

1936年台湾唯一培养医生的学校“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今台大医学院校区），聚集了台湾最顶尖的社会菁英。当时台湾就只有这一所医科大学，于是距离台湾一千公里外的东北，成了许多挤不进医学窄门的台湾青年读医的另一个选择。

满洲国在当时有第一流的满洲医科大学，吸引不少台人前往就读，他们毕业以后，大半留在当地服务；也有自台湾、日本、朝鲜的取得医生资格者到满洲国行医，他们在缺乏医院、医生这个新国度发挥所长，为满洲国带来完善的医疗以及健康。

如今96岁的廖泉生，就是满洲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战后他回到台中开设仁爱医院，执业超过72年。他的妻子说：“当地都是讲国语，只有遇到日本来的患者，我们才讲日语，他们很喜欢台湾的医生，因为可以沟通，看病都指名找台湾的医生，所以台湾的医生都发展得很好。”

另一位93岁的谢久子，是3名当年在满洲医科大学专门部里就读的台湾女学生之一。但她和其他出生台湾、远赴满洲求学的台湾人不大相同。身为台中丰原抗日望族的谢久子，出生东北，从小便在满洲求学，接触的都是日本教育。但她的父亲谢秋涫，却要求孩子得熟悉汉语：“有一段时间，父亲请了个家庭教师教我汉文。汉文学了几个月，我就不愿意学了。但我知道，爸爸心里还是想让孩子知道汉文的……”

谢久子的父亲谢秋涫执着于汉文的原因，是因为他从小便对父亲谢道隆的抗日事迹耳濡目染。1895年高举虎旗抗日的“台湾民主国”大将丘逢甲，跟谢家是亲戚。“台湾民主国”失败后，谢秋涫的父亲谢道隆只得离开台湾，去中国避风头，等到风平浪静后，才再度回到台湾，然而这时的台湾，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谢道隆总共有6个儿子，其中谢秋涫就读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毕业后便赴“满洲国”行医。老四谢秋涛也是医生，而最小的儿子谢秋汀虽不是医生，但也去了“满洲国”，继承抗日家族的精神，在东北进行反日的地下工作。

谢秋汀的女儿谢青雯跟父亲一样，对当年日本的侵略行为有着激昂不平的情绪：“日本人很坏，他们把精英分子都关在诊疗室，我父亲想要继承爷爷的遗训，要打日本，因为有这种想法，他认为他不要陷入医生的窠臼，一心只想着要回归祖国。”

热血抗议为国贡献

谢道隆的孙子谢文达更为特殊，他年轻时就读日本伊藤飞行机研究所，是台湾史上第一位飞行士。因为结识“议会请愿运动”中林献堂和蒋渭水等代表人物。1921年，他驾驶着飞机，在东京和横滨上空盘旋时，撒下了为台湾人民发声的抗议传单。

谢文达的儿子谢东汉回忆起父亲大胆的反日行动说道：“蒋渭水那时有问说这行动要多少经费，我父亲挥挥手说免了，不用钱。这个传单的内容写得很简单，说日本宪政体制的台湾总督高压政策下，是日本现行体制的耻辱，是日本宪法制度的耻辱，台湾总督压迫台湾人，台湾人在痛苦深渊之中，希望日本有志者能够帮忙，让台湾有议会。”

谢文达此番热血的抗议行动，让他马上遭到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通缉，于是只好逃离日本，暂留东北。但此举已让他被关东厅警务局列为思想监察对象，后来谢文达只好转往南方，加入黄埔军校担任飞行教官，完成反日的志向。然而身为空军里唯一的台湾人，特殊的身分不免引起同期的猜忌，认为他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对他的忠诚始终无法信任。就算在这样两难的环境下，谢文达心中依旧怀着抗日的使命。

台中丰原的谢家6兄弟，就有5人去了东北，尽管每个人怀抱的想法都不一样，但他们知道自己和中国有着切不断的脐带关系，血液里流淌的，是反日的激情。在“满洲国”，每5位台湾人，就有1位医生。这些医生穿着白袍，在东北闯天下。他们深知行医的背后，一定能为同为日本殖民的满洲，有所贡献。

（待续）

pabloli

台湾人在满洲国  宣传式电影缝中求生存（之八）

2013-2-27

战争开打不久，大陆沿海城市很快被日军占领，满映制作的电影，有一个特色，就是清一色用中国演员，去演对日本效忠的故事。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件爆发，中日战争随即展开，日本为了帮自己侵略中国一举寻找有力藉口，1个月后成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外界简称为“满映”。是“满洲国”政府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合资成立的电影公司，是当年亚洲最大的电影制片厂。

此时住在天津的张冰玉跟着姊姊，来到东北应征演员：“我生长在天津，祖籍是南京，因为我姊姊很喜欢电影，她本来想一个人去，那时不过才18岁，她就带着13岁的我到了满映。”

张冰玉是60年代台湾知名的女演员，拍过多部戏剧和电影，在“满映”时期多以群众演员的身分出演：“那公司好大好大，有溜冰池，游泳池，篮球场，排球场，日本明星都是一流的，常到满映来访问，我们中国演员住男宿舍女宿舍，上班虽然在公司里边，但是也有一段路，因为公司太大了。”

日本女孩中国名字

战争开打不久，大陆沿海城市很快被日军占领，满映制作的电影，有个特色，就是清一色用中国演员，去演对日本效忠的故事。唯一的例外，就是李香兰。

张冰玉说：“导演、课长、处长、职员、演员都是日本人，只有演员是中国人，但演员李香兰是日本人。”

李香兰是从歌手出道，继而被挖掘成为演员的，李香兰其实是出生东北旅顺的日本人，日本名字叫做山口淑子，她的父亲山口文雄是个热爱汉学的日本人，因此认了中国人李际春做义父，才有了李香兰这个中文名字，出道不久，李香兰就风靡整个“满洲国”。

30年代的东北老百姓刘好山，说到李香兰，还是难掩兴奋之情：“就唱《苏州夜曲》这些歌。大家都捧场！那天李香兰穿着一个银色的旗袍，脚上踩着银的高跟鞋，还用日本话、中国话介绍，说我是李香兰，大家鼓掌！”

40年代《苏州之夜》和《支那之夜》，都是李香兰的代表作之一，故事内容主要宣扬日华亲善，描述在中日战争失去双亲的中国女孩，后来被日本军人收养，并且爱上日本人的故事。

这是当年满映宣传大东亚战争的主要手法，李香兰在现实人生中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女孩，可是在电影里头，却扮演中国女孩。刻意隐瞒的日本身分，加上流利的中文，反而让李香兰成了日本战争宣传中最知名的“中国演员”。李香兰的200元月薪，更是中国临时演员的12.5倍。

当年仅是群众演员的张冰玉说：“我们也以为她是中国人，李香兰上班，永远穿着旗袍。我的薪水是很低，只有18块，据我知道李香兰薪水是最高的。”

其实在“满洲国”各行各业里，都有台湾人的身影。满映片厂也不例外。

像是台北大稻埕人张天赐，在担任满映导演之前，只是一名排片员。

张天赐的媳妇李凌波，述说这位台湾导演在满洲国发迹的过程：“这么聪明伶俐一个青年人，虽然一开始是做排片，但满映看见了他的才华，就推荐他到京都的电影研究院去学习，在这一段时间他跟随着一些当时日本著名的导演工作学习，打下了这方面的专业基础。”

不只是张天赐，来自台中大甲的柯鸿础，台中一中毕业后，同样来到东北学电影。但台湾导演再怎么优秀，也不能涉猎敏感的大东亚战争宣传题材，尤其1940年代战争吃紧后，被日本长期殖民的台湾人，也只能拍娱乐片。

李凌波说：“张天赐主要是以中国历史上这些非常优秀的民间传说，或者是古典名著当中的故事提炼出来，做成了电影。一方面有很大的受众，拍出来故事也比较精彩，日本人的审查制度也不会干涉，这样一来，他不会去做一些宣传日本或者是皇军的东西。”

张天赐之所以到东北发展，主要是受到台湾雕塑大师杨英风的父亲，杨朝华的邀请。当年杨朝华在东北成立专门进口洋片的电影公司“三兴社”，张天赐被请去担任英翻日的工作。后来杨家还在东北和中国开了4家戏院。

台湾影人顺势发迹

杨朝华的孙子杨奉琛，现在也投身艺术行列，忆起在东北发展娱乐事业的祖父时道：“在‘满洲国’那个时代，他当然想要拚一番事业，他们需要电影厂，就相中我的祖父，由他来做执行者，所以我的祖父和祖母很快就投入了这个电影工作。”

像杨家这样的戏院，在东北有上百家。除了播放电影，戏院还提供歌唱表演和劳军服务。慰劳关东军和满洲军，是当年满映演员张冰玉的工作项目之一，他说：“东三省很大，大城小巷的电影院，都被‘满洲国’满映接收了，要慰劳观众，就要每年巡回公演，满映派出的人没那么多，就派我一个代表满映，其他就派一个剧团，我想那个剧团也是国营的。”

在满映开始对大东亚地区进行宣传的同时，日本向世界扩张的野心也愈来愈大，随着战火延烧，“满洲国”被视为远离战争的安全地。台湾人有的为了寻梦有的为了爱情，纷纷来到“满洲国”这个新天地，期待闯出自己不一样的人生。（待续）

pabloli

台湾人在满洲国  逃脱征兵远离战火（之九）

2013-2-28

看到台湾渐渐地消失在海平面，想着要离开故乡了，有一点心酸。但是为了逃兵，也只能这样了。

1944年秋天，成众矢之的日军开始组织神风特攻队，在各战场以武士道精神展开自杀式攻击，背水一战。这是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战情告急的警讯。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不让殖民地的人民上战场，尤其是台湾人。因为他们不确定如果台湾人上了战场会倒向哪一边，所以顶多只让少数台湾人当军夫，在军队里打杂，不是正式军人。但当战况对日本愈来愈不利的时候，日本政府也不得不开始在台湾征兵。但他们还是不敢把台湾兵送到中国战场，而是把他们送到南洋，那个充满野兽和疾病的热带雨林中。短短4年间，共有8万多名台湾年轻人，被征调为“台籍日本兵”。

台籍日兵莫名牺牲

曾经就读沈阳南满医科大学医学系的台湾土城青年陈缵述，在日本前线吃紧时，意外的从有能力执业的医生，变成了配戴军刀、准备出征的军官，他从高雄港出发以后，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祕密被送往新几内亚的南洋战场。

陈缵述的儿子陈厚谷道出被送往南洋战场台湾人的处境与旁徨：“整个部队有4、5千人，他们都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先是到菲律宾马尼拉待了3天，然后开啊开，开到了新几内亚，整个部队下船抢滩，第一天，就死了一半。”

联军猛烈的炮火，重创甫登陆的日军部队，里面有许多台湾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活下来的，必须面临陌生的气候和恶劣的环境。

陈厚谷说：“那里食人番很多，还有疟疾、登革热！有一次渡河的时候，一看鳄鱼就在身后，吓得我父亲赶紧上岸。在那样陌生的环境下，焦虑的日本军对台湾士兵越来越残暴，身为台湾人的父亲，因为位阶是军官，没有被波及，而且配给较多，于是他开始偷偷照顾台湾兵，给他们猪肉、罐头，要不然他们会营养不良。”

对不想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牺牲者的台湾人刘福顺来说，一个从“满洲国”来的讯息，让他得以逃离南洋的战场，他说：“1942年，我四婶从满洲国回来台湾，说在辽阳开医院欠缺人手。我怕被征去当兵，便答应四婶去帮忙。”

说着一口道地闽南话的刘福顺，家住东北长春，他是“满洲国”时期前去东北，光复后滞留大陆的台湾人。当年他前去投靠的亲戚，正是在“满洲国”开设第一家独资医院“百川医院”的谢秋涫。

同样为了躲避台湾总督府征召的还有台湾医生蔡行铸，当年他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工作，在接获入伍通知后，为了不让妻子陈素梅与尚未出世的孩子没了依靠，千方百计地躲过日本宪兵的监控，仓促离开台湾。当年怀着身孕的陈素梅忆起丈夫逃亡的景况时说：“我的丈夫被日本调兵，为了要逃兵，刚好大连有个同乡在开医院，便介绍我们到大连。那个时候台湾和大连都是日本管的，要出示证明，证明他的仁和医院聘请我们来这里工作。坐船的时候，日本人要检查。”

上了船的蔡行铸夫妻前往“满洲国”，原本3天的航程却花了整整一星期，才抵达大连。怀着身孕的陈素梅忍受着晕船的不适，她说：“看到台湾渐渐地消失在海平面，想着要离开故乡了，有一点心酸。但是为了逃兵，也只能这样了。途中还遇到美国的炸弹，差一点点就炸到我们的船，非常惊险。”

蔡行铸夫妇来到大连时，整个“满洲国”也进入动员的备战状态，美军轰炸的区域从日本延伸到朝鲜、台湾和“满洲国”，老百姓陷入随时被空袭轰炸的恐慌。

仰仗日本者陷恐慌

当时住在满映片厂宿舍的演员张冰玉说：“晚上睡觉宿舍窗帘都是黑的，而且是两层，不能漏一点灯光，怕被美军看见就炸了。每月18号是防空日，女人要穿防空服，男人也要穿着防空服。”

1944年10月10日，大台北也历经一场美军大轰炸，尽管美军事前有标的轰炸区域，仍造成不少台湾人丧生，当时台湾总督府也成了受灾区，被炸掉半张脸。除了面临轰炸的惊恐，原本盛产稻米的“满洲国”，同样也感受到粮食短缺的窘境。吃满映片场伙食的张冰玉也感同身受，她说：“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坏，只2、3年的时间，我们由白米，变成东北出的文化米，很好吃，那个米圆圆的，像薏仁似的，后来慢慢的就变没辗过、带壳的高粱米，饭是红白相映，白的是虫，红的就是高粱米，光看米饭就知道，日本差不多完蛋了。”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逝，日本扶植的汪精卫政权开始摇摇欲坠。另一个感到日本已经风光不再的，是“满洲国”皇帝溥仪。心里着急的他作息开始不正常，看着溥仪随着日本情势焦躁不安的爱新觉罗·毓山詹说：“溥仪睡觉吃饭全都是颠三倒四，他能早上12点以后才起床，2、3点钟才吃午饭、10点钟吃晚饭，到夜里后都12点以后才睡觉。日本完了，他也完了。”

1945下半年日本战败的颓势，让那些原本在“满洲国”仰仗日本势力的权力者陷入恐慌，事实上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命运将遭遇前所未有的难堪……。（待续）

pabloli

台湾人在满洲国  国族身分转换的尴尬(之十)

2013-3-1

台湾人啊，台湾人，在这时代的洪流下，国族的复杂、身分的转换，再度让他们沦为落寞而尴尬的一群。

1945年8月，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对多数人来说，这场核爆意味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可是对台湾嘉义人王文其来说，战争结束那一刻，他经历了这场恐怖的大灾难。

当时在日本长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当实习医生的王文其，是二战核爆的亲历者，当年原子弹爆炸的中心点，只离他0.7公里，核爆当时，他身负重伤，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他说：“8月9日11点2分，我在看病患的时候，窗户外面那个原子弹，就落在我的旁边，非常惊险。爆炸后我从残骸中爬起来，回神时已在半爬半走的步出病院大门，眼前所见尽是一生难忘的悲惨情景。”

日本战败东北大乱

王文其的幸存，是个奇迹。但对兵力耗尽、又吃了两颗原子弹的日本而言，很难再出现奇迹了，长崎原子弹爆炸后6天，也就是在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也传到了“满洲国”。

在东北接受日本教育的刘好山，回想起当时学校广播里传来的玉音放送，对班上同学的反应仍记忆犹新：“8月15日的中午，学校里的广播放的是天皇的投降宣言，当时有的同学就哭了，以为日本打败我们要变成亡国奴了。结果回到家里，我父亲说你是中国人，你哭个屁！这场战争等于我们胜利了！所以反而是转忧为喜。”

事实上在日本尚未宣布投降的前4天，溥仪早已闻到日本战败的气息，惊觉自己的皇位和性命极可能不保，于是带着心腹悄悄离开皇宫，逃往一个叫做大栗子沟的地方，这一行人包括了御医皇子正以及爱新觉罗．毓山詹：“临走的时候在临江大栗子沟上飞机，先到通化，结果因为飞机太小，不能够一直飞到日本，所以得先上沈阳。到了沈阳机场，苏联的司令官就来了，结果我们就被俘虏了！”

除了溥仪一行人被俘虏到西伯利亚，还有“满洲国”1万6千名日本关东军，通通成了俘虏，陆续被送往西伯利亚的赤塔和伯力监狱。

跟着溥仪被俘到西伯利亚的黄子正，从此与儿子黄光国天人永隔，他说：“我父亲跟皇帝走掉，然后就不见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我父亲被逮到那个西伯利亚的时候，曾经寄回过一张明信片。那是他前前后后寄回的唯一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的是我很平安，一切无事。”

日本战败垮台后，“满洲国”溥仪的皇帝梦碎。而昔日威风凛凛的日本关东军，也在缴出枪械后，成了意志消沈的败将，怀着武士精神的他们，不愿以败将之姿苟活，纷纷自尽。

自杀和杀人，成为战后东北一幕幕惊恐的画面。在满映工作的张冰玉，领了最后一笔工资回家后，却遇上曾经用歌舞表演慰劳的日本关东军。战后的张冰玉一家，竟面临了一场无情的杀戮，她说：“这日军看着就不怀好意，我只能乞求他，说我在满映的时候，每年都去慰劳皇军，我的妈妈很可怜，请不要对我们做坏事。结果日本军说我恨，恨蒋介石，最后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们，拉着我妹妹就要到隔壁房间去，我妹妹不从，我就听见枪响，两枪，我母亲跟妹妹都中了枪……”

日本投降初期撤离的关东军，让东北呈现无政府状态，紧接着的150万苏军便趁虚而入，快速接收东北。这些苏联大兵成了“满洲国”垮台后，东北老百姓的另一个梦魇。

当初随医生丈夫蔡行铸逃到东北的陈素梅说：“我记得有一天，俄罗斯人进来医院到病房，见那个病房里只有一个女病人，就把她强奸了。”

随着“满洲国”和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崩解，在大陆的台湾人也有不同的梦魇。战争接近尾声，台湾人就不只是处境尴尬，更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遭到中国人的报复。当时国民政府把曾经帮助日本的中国人称为汉奸，战后还订了一个惩治汉奸条例。

台湾人在战前是日本的国民，这是国民政府自己也承认的历史，日本国民为日本政府工作，应该是很正常的事，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在日本机构工作的台湾人回归祖国之后，惨遭祖国判刑入狱。台湾尚且如此，满洲国的情况自然更加严重。国民政府既然认为满洲国是一个依附日本的敌伪组织，那曾在满洲国工作的台湾人，必然遭到整肃。

国共内战再度分离

台湾人啊，台湾人！在这时代的洪流下，国族的复杂、身分的转换，再度让他们沦为落寞而尴尬的一群。曾经在东北沈阳开计程车，后来辗转到北平以写作维生的钟理和，在著作《白薯的悲哀》中描述了台湾人在满洲国的结局：“指着报纸上日本投降的消息给他们看，说：你们看了这个难受不难受？但假若你被人晓得是台湾人，那是很不妙，很不幸的，等于叫人宣判了死刑。”

二战结束，对留在东北的台湾人来说，依着不同的身分认同，有着不同的解读和选择。有人选择离开；有人决定留在东北。但他们万万没想到，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不但让中国、台湾从此两岸分立，更让自己的家庭成为破碎的两半……。（待续）

pabloli

两岸史话－浊水溪北流松花江（之一）

2013-04-09 01:28
旺报
【文与图／张朝杉　节录／张芷雁】

编者按本刊于2月20日至3月2日连载《台湾人在满洲国》后引起很大回响。当年有类似际遇的人不少，他们从台湾出生，经过日本的求学阶段，落户东北。在隔绝半世纪之后，两岸开放交流，回到故乡恍如隔世之感。张朝杉先生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写了一本回忆录《浊水溪北流松花江》记载了他沉浮于两岸的一生，也是大时代的一个见证，本刊特予节录。

日本在东北搞土地开发，需要农业技术人员，我们从4月20日开始分3批，途经朝鲜来到了中国的东北。当时想法非常简单：离开日本再回台湾！

我出生于1928年2月，世居台湾省彰化县员林镇仑雅里仑雅巷。听长辈讲，先祖是从福建省漳州市附近来到台湾。

记得那时我们家住在番仔仑，房子是砖瓦结构典型闽南风格的四合院建筑，正门是从西面开的，也就是面对大陆祖先的方向。

情非得已赴日求学

那时台湾是日本占领年代，1941年（民国30年）我14岁，小学毕业。报考台中一中（那时叫台中州），结果没考上。在这种为难的情况下，爷爷和父亲商量让我到日本读书。那年秋天我和我表哥吴蕉芥一起到日本去了。为了去日本，父亲给我买了长这么大的第一双皮鞋，还有一只手表。那年8月8日，母亲送我到员林车站，父亲一直送我到基隆港。

那天，天气晴朗，船要开了，我看到爸爸掉了眼泪，我就在船上叫着：“爸爸、爸爸”。没想到，这竟成了我最后一次叫我爸爸的机会。那天的情景我依然能想起来，那种离别的内心感受，经常刺痛我的心。如果学习好，多考几分，进入台中一中，甚至想，如果家人没有钱送我去日本，就不会与亲人一别就是几十年。

我乘坐的船是日本的，叫富士丸号，坐的是三等舱。坐了3天4夜才到了神户港。我的叔叔张朝钦当时在日本，他特意到港口去接我们。然后我们乘坐神户到东京的火车。东京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繁华，繁华到让我很惊奇，电车能在房子上边跑，同时非常拥挤；这辆车还没有开，下面就有排队等车的了。我看到开电车的几乎都是女司机、在街上也很少能看见除学生以外的青年男子，因为成年男人都被迫服兵役出去参加战争了。

我读的学校在东京郊区的琦玉县，是私立大宫农商专科学校。这是五年制的学校，有5个台湾员林镇的同乡学生，加上我和吴蕉芥两人，总共有7名台湾学生。

在日本读书期间，我父亲每月给我寄来50元钱。当时，日本、台湾的职员一般月薪在30元左右。父亲每次寄钱来信总是在信上写着“节约、节约、再节约，学习、学习、再学习”6组大字。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有狂妄的侵略野心，开始的两年内日本的军力还很强，但是到了1942年秋，日本的军力就不行了。美国的轰炸机开始日夜轰炸东京，然而工人照常上班，学生照常上学。但我们学生无心上课，离开教室出来看美日空军的空战，我们亲眼看到他们两个国家的空战，既害怕又觉得热闹。日本的飞机小，而美国的飞机大，当时看着就像老鹰和鸽子在打架似的。日本的飞机经常是还没贴近美国的飞机，就被打中了，着火落下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变得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任由命运的安排吧，也就不害怕了，因为飞机不分白天黑夜都来。

到了1944年，时局越来越紧张，日本开始从进攻转为防守，我们学生也增加了军事课。那时我17岁。那年的夏季我们四年级的学生和五年级的学生，全副武装一起到富士山参加军事演习，又苦又累又吃不好。

自作主张转赴伪满

我们四年级的学生和五年的学生在1945年3月一起毕业了。日本学生和朝鲜学生是可以当兵，我们台湾学生是不能当兵的。由于当时日本正处于战争时期，导致我们毕业之后无路可走。在日本继续生活有生命危险；而回台湾也存在危险，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港口和航道被美军封锁，回台湾的船很容易被炸，冲绳岛被美军占领了，从日本乘船回台湾，冲绳岛是必经之路。所以也不敢回台湾。

在此进退两难的时候，校长对我们说：满洲国的新京（现在的长春）现在需要农业的技术人员，只要愿意去，不需要考试，还可以发给路费。我们7位台湾同学便私下商量到东北，然后从东北回台湾。时间非常紧迫，根本来不及与家里进行正常的通信联络，我们7个人，就自作主张，离开战乱的日本。

当时的东北是日本统治的伪满洲国，从日本到东北比较方便。日本在东北搞土地开发，需要农业技术人员，我们从4月20日开始分3批，途经朝鲜来到了中国的东北。当时想法非常简单：离开日本再回台湾！另一个想法就是从此走出学校，也就不用再花家里的钱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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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水溪北流松花江─踏上中国东北的土地（之二）
2013/04/10 | 张朝杉 节录／张芷雁

我们的汽车喇叭一响，各种动物到处乱跑，有黑瞎子（黑熊）、野 猪、狼、鹿、兔子、野鸡。虽然害怕，但是却感到了中国地大物博、 物产丰富，这也是外国列强争夺中国的目的所在；日本侵略者也看好 这块富庶的宝地。

日本的“满洲国农地开发株式会社”给我们买的是直达的车、船票 和渡满证明，我们是第一批。我坐的火车通过日本的几个大城市京都 、大阪、神户；车票本来是从东京到下关，然后坐船到朝鲜釜山，便 可直达长春。但是当时局势非常紧张，我们到了广岛，列车员广播： “到釜山、满洲国的乘客不要在下关下车，请到博多站下车，然后乘 船到朝鲜”。

富庶宝地列强争夺

我们到广岛车站，列车员就广播让我们把窗帘都放下不准看外面。 我透过窗帘的缝隙偷偷向外看了一眼，瞧见两艘航空母舰停在港口。 我们经过下关从海底隧道到了博多港。船上大部分的旅客是朝鲜人， 而且装了大部分军用物资，所以有两架战斗机护送到釜山，又从釜山 乘坐直达火车到了新京。我们3人到了新京后就到伪满洲国农地开发 株式会社总部报到，社长刚开始没有给我们安排工作，而是让我们上 街转转。

1945年5月上旬的一天，社长找我们谈话，让我们到满洲国的北部 佳木斯，我们打开地图一看，佳木斯在很北的位置，距离苏联不远， 我们就说：“我们是台湾人，怕冷，那里太靠北了。”社长说：“冷 ，不用怕，给你们发防寒的衣帽和鞋子。”我们没有选择余地，他们 为我们买好了车票。我们只好坐上火车经过哈尔滨、牡丹江，到了佳 木斯。

5月9日把我们分到了鹤立县农地开发事务所。事务所给我们安排了 住的地方，发了被子等等，就算安顿下来。办理户口比较顺利，办理 粮食证遇到了困难。因为粮食证分日本人、朝鲜人、满洲人，日本人 的口粮全大米、朝鲜人是一半大米一半小米、满洲人是苞米小米高粱 米。可我们是台湾人，要怎么办证呢？最后写上台湾人，并按日本人 标准供应大米。

事务所有3个分场（测量点），即新华农场、连江口农场和振兴村 ，有一台汽车，两台拖拉机，职员雇员工人总共60多人。5月，我们 第一次开工资75元，是满洲国的钱，当时人们都叫它绵羊票子。用现 在的话说是高收入了。当年的一尺布才5分钱，一斤粮食10分钱。

事务所让我们管理测量点，每个人管理一个。这里都是没有开垦的 土地，又辽阔又肥沃都是荒草甸子和湿地，走30里、50里地都没有人 家。记得6月的一天，我们坐事务所的汽车，去梧桐河、振兴村，看 看拖拉机的开荒情况。而那里距离县城70多里地，经过日本人的茨梅 村、朝鲜人的和乐村、中国的守望村，守望村至振兴村35里路没有人 家，也没有种地的。我们的汽车喇叭一响，各种动物到处乱跑，有黑 瞎子（黑熊）、野猪、狼、鹿、兔子、野鸡。虽然害怕，但是却感到 了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这也是外国列强争夺中国的目的所在； 日本侵略者也看好这块富庶的宝地。

8月7日以后，局势越来越紧张。记得有一次在松花江边的双兴村附 近测量，我们俩碰见一夥人，据说是山东人，是当年被日本人抓来的 当劳工的，和日本人有仇，看我们像日本人，也不会说普通话，把我 们俩抓住就想杀了。在老百姓家他们检查我们身上是否带枪，被我的 同学游淣金本当场摔倒，他小时候学过柔道。那个人就跑出去找人， 说喝完酒就回来把我们杀了。房东年岁大夫妻看我们是小孩很可怜， 见他们喝酒尽兴还没有回来，就偷偷的把我们给放了。

我们俩人在庄稼地里躲了一整夜，天亮后跑回了驻地。而后来我成 家了，经常去看他们，也带孩子去看他们，就是经济困难时期也要带 些礼物或食品去。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日本战败再陷旁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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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