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诞节看毛泽东如何保护文物，“礼遇”孔子“善待”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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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12月26日是毛诞节，乘此佳节期间让我们缅怀一下毛泽东是如何保护文物的。

　　孔子墓蒙难记

　　传说中，秦始皇曾经下令挖掘孔坟，而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破坏孔子墓事件，发生在1966年。被红卫兵小将们捣毁的不仅仅是“孔家店”，更是中华文化的命脉。遭遇浩劫的孔子故里，在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

　　本刊记者/刘炎迅(发自山东曲阜)

　　墓穴被挖开，孔子第76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的尸体跟着被拖了出来。孔令贻是孔林掩埋的最后一位“衍圣公”，这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自宋代起就世袭爵位。

　　尚未腐败的47年前的脸，以及身体，此刻被划破，在1966年冬日的空气中，迅速氧化，变黑。

　　围观者是一群青年，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他们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小将，在他们身后，拥挤着更多的穿着土布棉衣的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农民。

　　刘亚伟此时只有13岁，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依旧清晰记得自己的感官系统沦陷在臭味中的无力感，“真是另一个世界来的气味。” 刘亚伟感觉一只大手使劲地抓住自己的胃，不断地揉捏。

　　在红卫兵闯入孔林掘墓之前，他们已经光顾了孔庙和孔府，砸断历代碑刻，火烧孔子塑像，摧毁了一切“代表封建主义罪恶腐朽势力”的瓶瓶罐罐。

　　许多年后刘亚伟说，自己是个罪人。其实，他只是一个看热闹的孩子。

　　几天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

　　外地的红卫兵即将冲过来，一个令人惊悚的细节是，这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甚至不休不眠，从泰山脚下一路砸到山顶，砸坏了很多石碑和摩崖石刻。

　　1980年代，刘亚伟还是曲阜县委报道组成员，看到了县政协一位同事的报告，这份2万字的报告，搜集了文革时谭厚兰等人如何讨孔、砸碑、挖坟的事实，还列有一些数据。

　　这让刘亚伟惊讶，他开始反思少年时看到的那些荒诞剧。从1990年起，刘亚伟和曲阜文化馆的研究员王良四处采访，寻找亲历者，比如一位昔日革委会主要成员，但他闭口不谈。第7次，他被堵在一家文物商店里，终于开口。他的老伴坐在一旁抽烟，冷眼旁观，每每提及文革反孔之事，此人就侧身去看老伴：说点吧？老伴同意。于是就一点点说。

　　时光回溯到1966年。那一年的8月23日，曲阜县政府接到消息，外地的红卫兵即将冲过来，他们正一路打砸，毁坏文物。曲阜一中的学生们在孔庙大门上贴出了“紧急行动起来，防止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标语，并将本来开放的孔庙东华门、西华门和南门封了起来。

　　许多农民来到孔府门口站岗，他们来不及制作红袖标，就在胸前别上一个红布条，写着“贫下中农”。

　　此时，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公开演讲，说“三孔”是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破坏它，就是破坏国家财产，干扰斗争方向。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想法是，几天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

　　曲阜城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不料，曲阜师范学院部分红卫兵行动了，他们一路高呼“打倒孔老二”“彻底捣毁孔家店”。

　　在孔府门前，文管会工作人员把红卫兵们拦住了。

　　红卫兵们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笤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时任副县长王化田站出来，指着国务院立的文物保护的碑说，“你们好好看看，谁要在这里搞破坏，是触犯国家法律的。”

　　一个红卫兵上来就问：“你是做什么的？”

　　王化田自报家门：“我是王化田，是副县长。”谁知，他的话音未落，学生们便高呼“打倒王化田”，“打倒孔老二的看家狗”。

　　“ 孔坟可以挖掉”

　　林杰提醒谭厚兰，“孔子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现在还来搞他，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这是你们去山东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今天，‘孔家店’是收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四旧污垢的‘三合店’，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大障碍。”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写于1966年11月的《讨孔战报》。

　　在曲阜，很多孔府后裔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时，一个名字被他们不断提及——谭厚兰，这是当时“讨孔”的干将，是“井冈山战斗团”的负责人。

　　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曾被抽调到《红旗》杂志帮忙。由此，她结识了林杰，林杰是当时《红旗》杂志的主要作者，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

　　刘亚伟曾查阅到谭厚兰被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其中记述，林杰曾这样对谭厚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林杰接着说：“你们应当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这个反。”谭厚兰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去，我们一定去！”

　　而根据有关文革档案、《讨孔战报》以及诸多当事人回忆，1966年11月11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

　　同一天，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打来电话：“汉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对孔庙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谭厚兰们制定了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同时派出了两支“先遣队”，分别对山东省委、曲阜县委进行“火力侦察”。

　　为了阻止红卫兵破坏“三孔”，曲阜人用大木箱将孔府门前的石狮子整个罩起来，外面再贴上毛主席像，还写上标语，以为如此一来，谁也不敢去动了，更别说砸了。

　　但这样的努力在反孔风潮中不堪一击。

　　11月12日下午，“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标志着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与曲阜当地红卫兵组织联合阵线的形成。

　　11月13日，孔府大门被迫打开，工人、干部、学生、从几十里外坐着毛驴车赶来的乡下老大娘一涌而入。

　　11月15日，孔府大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国务院1962年立在孔府门前，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砸碎了。

　　会后，红卫兵们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砸碑、拉匾、捣毁塑像。

　　有人从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线装古书，这是一部装祯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礼记》。紧接着，人们又从孔子、以及包括颜回在内，被称作是“四配”“十二哲”的孔子门生塑像肚里纷纷掏出了线装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挤不上神龛的红卫兵，便将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踢足球一般地踢来踢去。

　　动用了雷管和炸药

　　手持铁锨镢头的红卫兵和抽调来的农民扒坟队，锨镢并用，在孔子、孔鲤、孔亻及祖孙三座坟墓上同时作业，一时间尘土飞扬

　　1966年的11月29日，阴冷。

　　刘亚伟记得，那天吃完早饭，听说谭厚兰要带领北京来的红卫兵去扒孔子墓，他和一帮孩子跑到孔林看热闹。他们赶到时，孔子墓周围已经挤满了人，挤不进去的便爬到树上和围墙上，负责维持秩序的红卫兵手挽手拉起了人墙。济宁地区和曲阜县的几位领导跟在谭厚兰后面，再往后，是一大串带着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墓前，那块高大的墓碑上涂满了口号，红卫兵们把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等待着号令。

　　高音喇叭响起来：“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

　　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

　　从北京赶来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跑前跑后，记录下这一破四旧的壮举。

　　革命小将为了更快地掘开墓穴，还动用了雷管和炸药。刘亚伟亲眼看到了孔子的坟被炸开，坟冢上的黄土到处都是，刘亚伟站在那里，身上落满“细碎金粒子一般”的泥土。而眼前，红卫兵们正在往树上系绳子，然后将尸体吊起来，呼哧呼哧，这并不是件轻松的活儿。

　　墓中共扒出了五具尸体：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保存还很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尸体便像撒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瘪下去”。

　　至今，刘亚伟手里还保留着这些照片制作而成的幻灯片，都是当年红卫兵做宣传时用的。他小心翼翼地拿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从来没给外人看过，都是证据。”

　　更为完整和清晰的照片，孔红宴手里有一套，他常年在曲阜县档案馆工作。但是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些照片太刺激，比如破坏尸体的情景，太敏感，不便示人。

　　很多年后，刘亚伟找到当年的一位见证者，“挖出来的几具尸体在那里放了五六天的样子，每天围观的人都络绎不绝。后来，一天晚上弄到孔林东南角的一个土坑里烧掉啦。主要是觉得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尸体男女都有，光着身子太难看。”

　　“一夜挖出个拖拉机”

　　根据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1973年2月24日《关于“讨孔联络站”破坏文物情况的汇报》《讨孔战报》以及当事人的回忆，面积3000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

　　2010年2月9日，农历年前5天，曲阜迎来入冬最冷的一天。游人很少，孔林里，那些坟冢高高低低，一眼无边，长满了苍老的树，落下的荒叶，厚厚一层。

　　孔子、孔鲤、孔亻及祖孙三人的墓靠在一起，高高竖起的墓碑上通体横贯断痕，用粗大的钢筋连接固定，而在那些厚厚的黄叶之间，很多不出名的孔家子孙坟茔前，明清时期的一些墓碑彻底断裂倒下，至今如此。

　　孔令贻的墓在整个孔林的边上，游人罕至，只因当年被破坏得太彻底。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是孔令贻的儿子，当年蒋介石视之为国宝级人物，将孔德成与故宫的文物一道抢运到了台湾。孔德成曾任台湾考试院院长，于2008年10月离世，享寿88岁，尽管一再获邀，他却从未踏上故土。很多人说，他心里难受。祖坟被挖，这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是极大之侮辱。

　　一些当年“讨孔”的骨干已大多早逝。而风光一时的谭厚兰，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被免予起诉。谭厚兰罹患宫颈癌，45岁时病亡，没有结过婚。

　　“当时还小，只是个简单的旁观者，后来我决定写书，开始反思了。”刘亚伟说，无论你是否做了恶的事，哪怕你当时做了逍遥派，也逃不过这份罪。这是时代的罪。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如今孔林附近的村民，依旧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刘亚伟说，当年，红卫兵挖墓后，这里的村民就开始疯抢墓里的陪葬品，紧挨孔林的林前村，当年流传着“一夜挖出个拖拉机”的说法，一些人就靠挖孔坟致富了。

　　最为夸张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护孔林的村干部，后来带头领着人去挖。

　　红卫兵们这时曾想阻止挖坟的扩大化，但已经无力控制，村民们眼里只有金银，谁来阻挡，就是一顿暴打。

　　当时从大小孔家子孙的墓里挖出来的金银珠玉不计其数，银行来收金银，96元一两，前后收了30多万元。一同被挖出的玉石，因为不收购，所以立即被村民视为废品，被孩子们拿去，系上绳子，在路上甩着玩耍。

　　1979年，国家重新修复孔子墓，曲阜文管会让人帮助寻找孔子墓碑，还有散落的碑块，在附近社员家里找了上百块，现在孔子墓前的碑，就是这些石块拼在一起的。

　　浩劫中，也有人努力保护国宝。曲阜市文物局副局长项春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文革后，当地开始组织修复孔庙里的断碑。幸运的是，早年的碑文拓版被人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后来修复“三孔”古迹的依据。                           ★

　　(特别致谢刘亚伟、王良以及段炎平给予本文的支持，本文部分史实援引纪实作品《孔府大劫难》以及刘亚伟的回忆文章，实习生王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世界文化遗产：“三孔”

　　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并称为“三孔”，是人们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象征。其中，孔庙是我国最大的祭孔场所；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延续最久、面积最大的家族墓区；孔府则是世袭“衍圣公”居住的地方，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宫的府第，藏有大量的历史档案、传世文物、历代服饰和用具等，极其珍贵。

　　1994年，孔庙、孔府、孔林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破四旧运动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即破四旧，这是文革的重要目标之一。该运动随着红卫兵运动兴起，各地红卫兵冲击寺院、古迹，挖掘坟墓、捣毁神佛、焚毁藏书及字画……流传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遭受了空前的质疑和破坏，沉重打击了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乃至民族精神面貌，影响波及数代人，且至今仍无法估量其破坏程度及严重后果。

　　台湾几乎同时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66年11月，由孙科、孔德成等人联名发起，内容包括：整理大量的古籍；编印中国历代忠孝人物及其文选；编译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中国人文及社会科学史丛书；翻译介绍西方名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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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改建故宫的计划


    四十多年前，一个改建故宫的计划在神秘地进行着，涉足其中的有政治家也有读书人。故事以一些人的悲剧收场，也使一些人英名流传，而故宫依旧巍然

    故宫博物院院庆80周年之际，40年前几乎改变故宫命运的一件大事被人提起。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光明日报》撰文披露：“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宫还出现了一个荒诞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文章点到为止，未加细述，但已令人生奇：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令人困惑的梦魇

    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一书，其中有郑欣淼写的一篇同名文章，谈到了更多情况——

    20世纪60年代初的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文革”时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一东一西，高度超过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太和殿宝座要搬倒，加封条；在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过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临时休憩之处的中和殿，改建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等等。这些方案中有的项目竟实现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来了，其他的因无暇顾及才得以幸免。”

    郑欣淼在文章中称，“只有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史观，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正确地评估历史，才能正确地评价传统文化，也才能看清故宫的价值。这个认识正在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故宫博物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就与社会上对其认识的不断提高密切相关。”

    回顾历史时，郑欣淼作这样的分析：“故宫建筑宏伟壮丽，故宫所藏多是瑰宝，因此才成立故宫博物院。但故宫又是封建皇宫，在许多反对封建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头脑中，总有一个阴影挥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宫对不对？保护故宫与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

    他讲述了故宫的一段往事。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称故宫博物院“研究宫内应如何设备，皇帝所用的事物”，“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国民政府将经亨颐的提案函请中央政治会议复议，结果引发激烈争论，终被否决。

    “但是经氏的这一观点却并未销声匿迹。”郑欣淼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思想不绝如缕，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其实质仍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国家对故宫博物院很重视，但皇宫、皇帝与‘封建’的联系仍像梦魇一样使许多人困惑。”

    “故宫要着手改建”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天安门以及故宫里的一些建筑物”，“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

    此前，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5月1日，毛泽东征求政治学家、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当面提了出来。

    “‘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陶宗震，当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建筑师，至今还记得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改建方案开始制定，被令操刀的建筑师回忆说：“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宫这么一说，这东西不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都这么一说，不落实。要把整个故宫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吗？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周永源生前作了这样的说明。

    毛泽东三登宫墙不入宫

    让毛泽东动怒的张奚若，曾于1948年12月18日北平围城之时，带解放军干部请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绘制北平文物地图，以期被迫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其中提到了故宫：“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首都规划随即展开。

    参与规划工作的梁思成，与应邀到北京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发生分歧。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提出中央行政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得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行政区应放在古城中心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毛泽东支持了后者。

    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陆续拆除。1952年8月，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被拆除，梁思成、张奚若曾表示坚决反对。1956年5月，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至北长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又引发学术界激烈批评。对古城愈演愈烈的拆除，终导致张奚若1957年向毛泽东坦陈己见。

    毛泽东与故宫有过一段渊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1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京请愿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即住在故宫脚下的福佑寺。

    1954年4月，毛泽东曾在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

    1954年4月18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

    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而这三次他只登城墙不入宫内。

    在城墙上漫步徐行，毛泽东有何感想？他是否想到了故宫改建计划？他为什么不到故宫里边走走？其中内情无人知晓。

    “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梁思成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位发言者的意见：“不同意天安门内做中央政府。”

    1953年7月，北京市市政建设部门及各区委对城市规划发表意见，绝大部分人主张拆掉城墙，认为要保护古物，有紫禁城就够了，并提出“中央主要机关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

    1955年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遭到批判。当时在中宣部任职的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表批判文章称：“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紫禁城》杂志2005年10月刊出一篇短文披露：“1958年，正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全国形成全民运动的高潮时期。在当时的形势下，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计划改建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1958年12月15日，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和1959年第一批应拆除建筑物的报告》，其中说明对院内各处残破坍塌及妨碍交通的道路、妨碍下水道之小房及门座等建筑，需即行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提出要求：“（1）能暂时利用者，可不拆除；（2）对过去宫廷仆役（太监、宫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选择几处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并标出文字说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3）拆除室内的墙时，应注意建筑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时应注意保护，拆除后应妥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筑物应照相留影。”

    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望到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首都面貌应当逐步改变，如果中央同意，即可让北京市迅速作出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为此，北京市政府发动6家设计单位分别编制规划方案，并于1964年4月10日至18日，邀请各地建筑专家审核、评议规划方案。

    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据知情者介绍，在故宫内开辟东西向道路，仅为众方案之一。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3年3月25日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中，发表《谈北京城》一文，为故宫改建造势：“今天的北京城并不是历史上各个王朝北京城的原样，不但位置不同，规模、设计、建置也不相同。同样，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心，统治者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宫殿，也是如此，不但辽、金时代的宫殿没有了，就是元朝的也被拆除了。”

    这位明史专家称，“现在保留下来的清朝的宫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来建筑，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的建筑。当然，作为一个古代建筑艺术品，应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不过，要是像某些人所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把事情绝对化了，那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结论是必须改变。我们必需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不致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

　　“砸烂故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故宫改建计划被列为中共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

    梁思成日记载，1967年8月16日，北京市规划局两位工作人员“来问彭真想拆故宫改建为党中央事，及关于改建广场及长安街事。”

    改建计划胎死腹中，紫禁城并未获得安宁。1966年5月23日，泥塑“收租院”展览在神武门城楼开幕，后移至故宫奉先殿继续展出，为此在1966年6月至7月，将奉先殿工字型大殿改为长方型。毛泽东像被挂于奉先殿内，殿前清代祭祖所用焚帛炉，被认为与展览内容不符而拆除。

    1966年8月3日，故宫城隍庙内泥塑神像11座、泥塑马1对被毁；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其余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

    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被纸盖住，墨笔大书“血泪宫”三字；神武门外砖墙上，“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的大字报贴出。

    故宫“整改方案”随即出台。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被摘，中和殿宝座被拆。

    “整改方案”的其他项目未及实施，即遭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潮，5月间进驻故宫博物院，带领全院职工批判“黑线”、贯彻“红线”的军宣队，转眼间成了被批判揪斗的对象，10月不得不撤离故宫，“整改方案”寿终正寝。

    1967年5月26日，周恩来总理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使故宫宫殿及文物免遭直接破坏。

    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

    “陆定一保故宫，立了一大功！”提及当年的故宫改建计划，中国文物保护学会顾问谢辰生对《?t望新闻周刊》说。

    这位年愈八旬的学者上世纪60年代初在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任职，时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有一次接到中宣部会议通知，议题是讨论故宫改建方案。

    “王冶秋一听就火了，拒绝出席。”谢辰生回忆道，“后来，他见到我，直后悔，说那个会真应该参加！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原以为中宣部开的那个会是已定下调子的，没想到却开成了一个保护故宫的会，陆定一把那个方案给否了！”

    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他否掉的正是那个要在故宫里开马路的方案。“这条路计划从西华门横穿至东华门，将文华、武英二殿辟作娱乐场所。”谢辰生说，“方案是北京市提出的，两大改建理由是，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

    在这次中宣部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陆定一大发雷霆。

    “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不胫而走。

    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际，陆定一之子陆德投书《北京日报》叙述自己给父亲上坟的故事，“关于保护故宫这件事，父亲在世时我未听他谈过。但他在世时，在一次我与他谈论北京现代化建设和拆除大量民俗古建筑的矛盾时，父亲讲：五十、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以后也就没有人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看来，为了保护故宫，父亲60年代初挺身直谏，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记者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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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掘坟史：刨炎帝墓游大禹头焚岳飞骨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子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中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被捣毁，殿宇饰物被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被焚烧。

14、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分子”而被砸毁。

15、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被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2、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文革”时《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做了牺牲品。

36、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像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婪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文革”时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革”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观被毁。

45、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王牙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存世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计划的毁灭古迹，文物古董毁坏的更多：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撕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三代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带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数据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红学家俞平伯自50年代被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75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篆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1952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260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14幅张氏为她作的画。“文革”时抄家者光顾杨宅，那14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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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個毛魔，只能說這是一個集體愚昧的時代，保護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史蹟，就這樣被摧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