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白色恐怖记忆：迟到60年的绝笔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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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台北——1952年4月，被处决前一个月，郭庆写信向母亲、妻子和孩子道别。

这些信件距离目的地只有140英里，却花了60年才送达。

经过与台湾政府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他的女儿终于收到了父亲的告别。那时她已经60岁，年纪比父亲死时大一倍。

“我哭个不停，因为我读到父亲的文字了，”女儿郭素贞说。“如果没看过他的字，我就感觉不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父亲的信让他活过来了。没有了信，父亲就只活在我的想象中，我对他的设想里。”

过去十年，有177封白色恐怖时期遇害者的信件重现人间，此信就属其中一封。在1947年到1987年间，由于被指控为共产主义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数以万计的台湾人遭到囚禁，至少有1000人被处决，大多数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初。

失落的书信已于近几年还给受害者家人。这些书信是台湾几十年独裁统治留下的痛苦纪念，是被淹没在没有妥善编目的政府档案中的一小段历史。但是，蔡英文和民进党在1月总统大选中的压倒性胜利，可能很快会将那段历史更多地呈现出来：在竞选时，蔡英文曾承诺要记载和纠正更多台湾独裁统治时期的不平事。

然而这些信件不只是文献证据；它们也是逝者临终前的爱意表达。它们安慰那些从小就无缘得见生身父母的孩子，也向独自抚养孩子的配偶作最后的道歉。

信件是在2008年偶然曝光的，当时一名年轻女子要求从台湾的主要档案馆中找出有关她外公的信息。

申请查看记录两个星期后，这位名叫张旖容的女士收到了一叠300多页的档案复印件，内容主要是法庭记录和裁决。在这些文件中，张旖容发现了外公写给阿姨、舅舅和母亲的书信，母亲在他遇害时尚未出生。

他在给张旖容的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不久就要和世间永别了。用万分的努力来镇静心脑，来和你做一次最初而最终的纸上谈话吧。我的这心情恐怕你不能想像吧！呜呼！临于此时不能见你一面，抱你一回，吻你一嘴……我甚感遗憾！长恨不尽！”

张旖容说，自从第一次看到这封信后，母亲每次看信的反应一直没有改变过。

“每次看信都一样，”张旖容说。“念第一个字就开始哭。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父亲，就像他不存在一样，但是当她看到这封信时她知道自己有个父亲，而且他爱她。”

台湾政府对过去的一些伤痛也曾有过审视——包括建立一座博物馆，专门记载臭名昭著的1947年大屠杀——然而研究人员认为，针对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下持续数十年的政治镇压，政府投放的资源就要少很多了。中国国民党自1945年开始以一党独裁统治台湾，直到1996年台湾首次举行总统民选。

学者说，国民党的镇压手段鲜为人知，并且一直没有对档案进行一次彻底而透明的审阅。虽然研究人员认为许多记录已被销毁，但他们相信，仍有一些记录因为有意的疏忽而保留了下来。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拿到大量的资料记录，但一直没有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黄长玲说。“我们看过的百分比是多少？可以是10％，也可以是90％。我不知道，也不认为有人知道。”

拿到外公的书信影印件后，张旖容一家敦促政府交还原件。起初政府犹豫不决，认为文件应该存放在档案馆内。2011年，在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的帮助下，书信原件终于归还到家人手中。

这家非政府组织座落于台北市中心一座没有电梯的建筑里，负责收集遇害者亲属捐赠的信件和个人物品。协会执行长叶虹灵希望，这些东西有一天能在专门记载白色恐怖的博物馆里展出。

纪念品包括曾经属于被处决囚犯的家庭相册。叶虹灵说，一些囚犯用精心折叠的糖果包装纸装点了他们的相册，这是在利用手头仅有的材料消磨时间。有些信件的行文中外混杂，提醒我们当时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现为台北喜来登大饭店——中的人不谙中文书面语，这是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结果。

信件内容大多简短而正式，但讯息的简单掩盖了这些信件对家人的重要性。

父亲被秘密警察带走时，郭素贞才三岁，她一生都在搜寻有关父亲下落的线索，对她来说，这些信件是个突破。

她说，母亲对父亲心存怨恨，认为他把政治看得比家庭重要，恨他不顾一切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

“当时她只有23岁，”郭素贞说。“一个上学的小姑娘就跑去结婚了。当时环境很简单，然后天就塌了下来。她一直在想，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把这担子留给我？”

信件让母亲释怀，然而看到信件时她年事已高，有些失智。

在某些个案中，信件再次开启了一轮情绪化的争辩。一些学者认为，像郭素贞的父亲这样的人，并没有受到不公正迫害，因为他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时候，国民党正在从一场和中国共产党的十年战争中脱身。

郭素贞说他的共产主义和中国无关，只是对国民党压迫的一种反抗。而且她说，无论是哪种情况，最重要的是档案记录能得到妥善的辑录和公布。

“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她说。“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经历了多大的倒退？多少人被杀害、被囚禁，产生怎样的后果？这些都应该展开探讨。”

对某些家庭而言，这样的讨论已不可能。张旖容的外婆到死也没有看到信，丈夫在信中要她改嫁。在一本关于这些信件的书中，张的母亲思考了这些讯息的未能送达造成了怎样难以揣度的损失：

“六年的夫妻，换来56年的死别。终其一生，我母亲从未见到此信，也不曾再婚。历史没有如果，但如果，信能在当年，送达母亲的手中，是不是，母亲可能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