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有两个不敢公开

Upgraded

山地居民 发表于 22-12-2019 08:02 PM
美國有千千萬萬個不敢公開的秘密

有空多看点纪录片 ~ 很多美国的黑历史被公开，被解密。

就连 911 也被怀疑是自导自演，但奇怪的是，拍那纪录片的人没有被自杀。

barry80

Upgraded 发表于 22-12-2019 10:11 PM
有空多看点纪录片 ~ 很多美国的黑历史被公开，被解密。

就连 911 也被怀疑是自导自演，但奇怪的是，拍那纪录片的人没有被自杀。

像牠們這些愛黨愛國的義和團，只關心美帝和洋鬼子的新聞，而一點也不關心自己的祖國。

西方國家還要牠們操心嗎？現在的洋鬼子更怕他們同祖同宗的白左。

美帝的軟實力可以把維權人士的真實事件拍成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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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的柴靜紀錄片都被和諧了，哪一個大導演敢拍？投資商是笨蛋吧？

barry80

陶傑 - 下一代沒有管好

林鄭的愛人歌唱祖國之時拒絕鼓掌，唐英年的外甥女郭佳怡（Stefani Kuo）更在美國視頻演說，攻擊中國、支持香港。香港重大愛國人士或官員，沒有將自己的親屬管好，漸成為一個嚴肅的問題。

一個是英國劍橋數學博士，另一個則耶魯戲劇高材生。加上中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當特首時其留學英國LSE之千金，言行也很反叛。英美帝國主義與中國爭奪親屬下一代，戰況極為激烈。

一旦留學西方文明國家，而且學歷名銜還是牛津耶魯劍橋哈佛什麼的，若還得碩士博士學位，頭腦的思維方式，一定經過自古希臘羅馬以來的西方邏輯理性訓練。嚴格來說，其「中國人」成份指數，已經減少。除非中國有一天，財力足可向哈佛耶魯直接購買學位。

他們若學業有成，若期待其思想見識與北角的福建社團人士或旺角西洋菜街的大媽一樣，當初替子女交學費的父母，應該consider自己當年（對不起，要借用英文字，我的中文不夠好）供這個王八蛋子女的錢都丟進了鹹水海，也該面對維港獅子山，嚎啕大哭才對。

以Stefani為例，她很年輕，一張臉清秀自然，居然沒有像大陸小鮮肉明星及許多歲月靜好型的中國美少女一樣整過容，而且講話從容大方，毫無卡拉OK貴賓廳長沙發滲透出來的那股五糧液加法國三星白蘭地的混合酒精味道，講話腔調三分像少女希拉莉，七分如青春版的佩洛西，一看就知道就出了事：美帝國主義趁唐唐兩代家人忙於愛祖國的時候，乘虛而入，把唐家下一代誘拐了過去。

最先受傷害的，一定是要向國家負荊請罪的他們身邊的家人。伍淑清老太已經搶先切割，在中央台宣佈要放棄這樣的下一代。但是這幾位下一代，哈佛耶魯劍橋牛津的銜頭一大堆，有如一身鑽石珠寶的行頭，有哪個中國女人在扔掉家中的那個舊衣櫃時，會把其中的幾十隻愛瑪仕和Chanel一齊推給收買佬送去堆填區？小弟願聞其詳。

所以連冷漠如女特首，眼巴巴的看着身邊的老公以肢體語言宣示某種港獨思想，就是沒辦法。


左丁山 - 係要唔識do

評級機構惠譽Fitch認真唔識do，習近平在12月18日到澳門巡視，參加澳門回歸20年慶祝典禮之前，突然在12月16日發表一份評級報告，將澳門信貸評級展望從「穩定」降至「負面」，原因係：博彩收入持續下降，作為特區政府的自治權受到侵蝕，與中國內地經濟、金融和社會政治的聯繫逐步增加。中央其實充份肯定澳門係乖孩子，聽話，嚴控傳媒，隨時不准「有嫌疑人士」如香港Now記者、南早記者、香港美國商會主席、香港立法會泛民議員等等人士入境，政治夠晒堅定。何物惠譽，竟然視之為「自治權受到侵蝕」，可怒也！阿仙奴球星奧斯爾夠膽講新疆，立遭央視封殺，台灣網紅波特王（台灣人）見蔡英文，稱呼她為「蔡總統」（唔通叫蔡小姐咩），立遭大陸贊助商刪片解約，之前又有NBA火箭隊事件，王毅（外交部長）與歐盟外交官員開會，「面斥不雅」，指責對方提起新疆及香港問題，凡此種種，皆顯示北京絕不容忍任何政治異見。今次惠譽咁唔畀面，向澳門派聖誕負面禮物，澳門政府及北京唔嬲就假，且看內地網民會否將Fitch改為Bitch！

中國目前雖然財雄勢大，互聯網科技（監控技術超一流）高強，但在國際文宣方面，到目前為止，完全佔唔到上風，在英語網絡世界，反而畀年青人久唔久就玩殘一次，例如一位阿富汗裔美國少女在TikTok暗射新疆，最近一位稱呼唐英年為姑丈嘅耶魯學霸郭佳怡（Stefani Kuo）拍一段短片更在世界華人網絡瘋傳，其中一句「China go ahead，我地唔怕死」，更係金句。呢位郭小姐能入耶魯，已是中學尖子，入學後，由主修數學變成主修英文（耶魯英文系，常年排美國前十名），跟住又轉讀戲劇，揮灑自如，成績優異，直情係尖子中之尖子，加上佢姑丈之大名，竟然企硬捍衞香港，建制派當然震驚兼憤怒！事實上一啲廢老聲言放棄香港這代年輕人，但好似郭佳怡呢位生於1995嘅年輕精英，放棄佢當然係廢老之損失，唐氏家族之損失。六個月以來不少藍絲朋友常常講香港教育教壞人，要將兒女送去英國寄宿學校，由港大中大退學轉去英美澳加大學，理由係免得下一代受黃師教壞喎。哈哈，現在有郭小姐做人辦畀佢地睇，愈係叻仔叻女之年輕人，入到英美一流名校，愈是思想獨立，如郭佳怡，問啲藍絲家長驚未。一位藍絲朋友聲言送孫仔孫女入讀內地中學，他日最好考入北大清華，咁就係真正政治正確嘞，楊潤雄請注意及之，一於實行津貼所有高官子女返內地升學，完全取消公務員子女留學英國津貼！


侄女郭佳怡拍片談反修例　唐英年：屬其個人意見

早前被傳有意再戰特首選舉、後來已澄清無意參選既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佢太太郭妤淺嘅侄女郭佳怡（Stefani Kuo）近日「爆紅」，話說喺美國發展既Stefani係舞台劇作家同演員，近日發表短片講香港反修例運動，佢批評美國為咗經濟發展及NBA等不斷討好中國，呼籲美國人民一起支持同保護佢出生同成長嘅香港。

唐英年今日（13日）透過發言人回覆：「她是唐英年的外甥女（實為內侄女），言論屬其個人意見。」

Stefani喺短片話，睇過無數抗爭港人受傷嘅片段，話香港人承受近萬枚催淚彈及海綿彈甚至實彈威脅，又批評防暴警員開香檳慶祝科大生周梓樂離世。佢仲話：「放馬過來吧中國……令我消失吧，只因我用了醜陋但準確的字眼！」（Go ahead China...make me disappeared, arrest me for the ugly, accurate words！）佢又用廣東話講：「我唔怕死。」

Stefani又話，爸爸將香港街頭暴力文章同影片傳畀佢睇，又話雖然爸爸好期待佢寒假回港，但同時提醒佢唔好出門「找死」。

郭佳怡1995年喺香港出生，出身紡織大王世家，爺爺係「香港一代線王」郭正達，後來由爸爸郭大熾繼承生意。媽媽林夏如係台灣人，亦係「猛料之人」，林夏如在16歲時跳級申請入哈佛大學，32歲時成為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亞洲最年輕合伙人。郭佳怡有兩個妹妹，么妹郭佳瑋2010年在日本因車禍死亡，終年8歲，她另一妹妹係郭佳欣。

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91213/s00001/1576230463299

barry80

林夏如：被侵蝕的香港，還有機會嗎？

林夏如14歲從台灣到美國，當了留學生，哈佛畢業後在華爾街工作一年，24歲時她隻身到香港打拼；在這裡她成了投資銀行界最年輕的亞洲合夥人，是阿里巴巴、新浪先期的重要投資者，目前任教於香港與美國的大學。

原本只想在香港工作、當個過客的她，卻意外在香港生活了25年。

她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在投資銀行時期，她經歷香港1997年回歸前後十多年，見著港人摩拳擦掌進攻大中國的壯志，目睹2003年因《更緊密經貿關係》（CEPA）香港一味的中國熱；近年她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更強烈感受到這塊土地快速的大陸化，年輕人一輩子供不起房而有著滿腹悲憤。她說只有了解這些，才能理解「港獨」興起背後的心理與社會因素。

48歲的她在訪談中多次強調：「我是台灣人，我也是香港人！」她在這成家、立業、養育3位女兒，她說了一口流利的粵語，透過語言和香港的愛戀，她在訪談裡揭開許多不為一般人理解的香港：那種不許插隊的守法、市井小民仍保有的家族生活傳統，而香港不只有中環文化。

香港給了林夏如各種見識和養分。她分析香港25年來被侵蝕的3個面向，以及仍保有的3大優勢。究竟，那個曾經的香港夢，還有多少？

以下為林夏如接受《報導者》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我在台北出生，住過紐約、波士頓、馬德里、東京，在紐約華爾街的摩根史丹利工作兩年多後，在1992年的3月，我24歲那一年飄洋過海，搬到了香港。這一住就25年，是我一輩子住最久的地方。在我不到50年的人生，香港佔據了一半。

其實香港並不是外頭人想像的只有中環。如果到新界的圍村，還是很多大家庭住在一起，我以前在餐館打過工，有個好朋友家是在沙田賣臘腸的，她有7個兄弟姊妹，她們三代、十幾個人住在一起，沒有人在中環工作，而且香港人的文化是家庭優先。過去英國人並沒給香港人很多福利，跟我們以前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是一樣的，看醫生要包紅包，所以家裡不照顧你就沒有人會照顧你的。香港人有濃厚的家庭味，讓你在禮拜天很難約人吃飯，他們一定是跟家裡吃飯的。

我在買房子後發生一件事，讓我更認同香港。有次我新買的房子漏水，漏水一般在其他國家都是很難搞定的，樓上漏下來，我就天天寫單子給樓上屋主說，「我們做好鄰居吧，你家漏水，但你理都不理我」。香港同事跟我說，「妳得打電話給政府」。那時我覺得這是開玩笑，政府有什麼用？

後來事情難解，我只好打電話給政府，屋宇署第二天就來看，看了之後，屋宇署連同食物環境衞生署居然前後來了18次，測試後正式判斷是樓上漏水造成的，我於是提告了鄰居，這事情就被解決了。對一個20幾歲，買了一個房子的年輕人，如果因為漏水倒霉，那可是我一輩子的積蓄。居然，法律追著這事情就解決了，是非常法治的地方。現在你去等計程車，你站在有黃線的地方是誰也不停，死也不停，你拿著1,000塊港幣在那邊搖，也沒人會停，這是很特別的。

這是香港人覺得他們跟大陸人很不一樣的。只要看到插隊的、看到黃線在招計程車的，他們就覺得一定是大陸人，而且猜的幾乎都是對的 。

你想，家庭向心力強的地方，應該很容易利己或貪污？但是香港卻不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因為貪污在這裡幾乎沒有。其實香港人的法治精神，也不一直都這麼好的，香港的精神就是她可以一直變，越變越好。你看1970年代在有廉政公署之前，它是多麼腐敗的地方，所有警察就像電影 《歲月神偷》 裡的英國警察，從上貪到下。但香港能夠一直改進，這是重點，而法治的精神，如同任何價值觀念都一樣，是很難隨便複製的。關鍵在它這個社會有沒有在改進？還是在墮落之中？

20年來，香港被侵蝕的面向

很多人說，台北人都是外來的，但我就是個台北人，是世代的艋舺人。但是香港真的是個移民社會，很少世世代代的香港人。近幾年我住新界西貢，開始認識了老香港人，就是新界的客家人。但大部分的香港人是大陸陸陸續續過來的，1974年前沒什麼限制，之後也不難，在 「抵壘政策」下，只要有辦法偷渡到香港並抵達市區，就變成香港人了。那為什麼現在這座移民城市變得這麼反移民？我想是因為以前的移民都要接受香港獨特的價值跟文化，現在是新移民——無論菁英或基層——來改變香港的價值跟文化。對香港人來說是不太能接受的。

我自己觀察，97後，香港的確有些不一樣，而其中有幾個重大的改變。

侵蝕一，香港漸漸被「大陸化」（mainlandization）。大陸化有好幾方面，有移民的、經濟政策的、有透過資金的。

移民上，每天透過單程證過來的大陸人是150位，20年過去了，已有90萬大陸人過來，佔香港人八分之一，而且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女性配偶為主，很多沒有工作能力，住在像天水圍這些地方，被本來也是移民的香港人所鄙視。好比西藏，大陸用人數來壓過，很多香港人覺得2047之前可能大陸人就會比香港人多了。那麼也改變了香港的文化與價值。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大陸化」。

經濟政策上，2003年的特首董建華因為SARS經濟不好，跟大陸商談要了CEPA，開放觀光客和其他經濟政策，但結果就像台灣之前不停去跟大陸要東西一樣，香港一面倒的傾向，就是，「有事就找老闆（中共）」。如果找老闆能讓大陸復甦香港經濟當然很好，但也要看到前頭的難處，像大陸經濟也面臨瓶頸，發生很多很多的問題，一路上都有困難，那這些困難香港是否要全盤接受？不一定。

香港的改變可從香港上市公司中有半數是大陸控權企業這一事實反映出來。過去殖民時代，香港最大及最重要的公司都是英國集團，現在香港證交所的上市公司中一半是大陸股權的控權公司，不但如此，其他香港大企業也大部分在大陸有資產。所以從香港人的角度看，北京首先從金融來控制香港。

侵蝕二，貧富差距加劇，香港年輕人感覺不到希望。

香港是所有最發達經濟型態的個體裡，貧富最懸殊的，跟紐約、華盛頓DC不相上下， 吉尼指數和大陸差不多。
我開始教書以後發現，香港學生越來越辛苦。剛開始教書時，滿多研究生說30歲以前要結婚生小孩買房子，但是這一、兩年，沒一個學生敢想像未來。一個在機場附近的小房子，也要大概5百萬、1千萬港幣吧，小到廁所跟廚房是同一個地方。

最近有一個學生要結婚，他已經考上律師，進了很好的律師行，太太也有工作，他們每個週末看一棟，基本條件就是半個鐘頭之內能到一個地鐵站，是到地鐵站，不是在地鐵旁喔。看了一年以後他說沒有一棟買得起，他說沒有辦法，決定租房子。

97年之前，我覺得香港明天會更好，每個人都覺得明天會更好，現在就是有錢人跟沒有錢的人兩個社會，這跟美國很相近。香港的貧富懸殊吉尼係數0.539，台灣才0.338，還是差很多的，你看台灣都已經感覺到那股怨氣。香港是在更小的地方，感覺更激烈。未來的香港，能夠好好過日子，好好的培養下一代嗎？我覺得這個是很難的。

侵蝕三，實用主義變成物質主義、專業主義被關係主義侵蝕

其實香港的文化最受侵蝕，雖然他本來就是實用、務實的文化，但自從大陸帶來強大的物質主義，用錢來把人砸死，卻沒帶來什麼文化的或價值的優勢，香港慢慢接觸這樣的新文化後，很多規矩都變了。

現在香港就變成更是向錢看，你的房子多大、車子多好評斷一個人的價值，這是非常非常有侵蝕性的。這個結果也慢慢侵蝕香港人的專業化，以前討論的是專業和卓越，現在主要是討論你認識誰？你有什麼關係？不是這個人是最好的而聘請了他，而是在內地認識誰誰誰，有辦法拉到這個生意。這是公平競爭機制的破壞，會越來越侵蝕年輕人的動力。

早期到香港的外來人即使沒權勢，也因強大的法治精神，讓人才感到清楚遊戲規則，但是慢慢地，社會開始考慮走後門，思路不同了，這是思維的侵蝕。

香港的優勢與彈性

香港當然仍有三個重要的優勢，香港還算保持著。

優勢一，香港是一個低利率、低管制的城市。低管制是什麼呢？就是沒有遺產稅，沒有增值稅，幾乎應該有的稅都沒有，只有所得稅。所以香港的稅收只要不改變，大陸的有錢人、全世界的有錢人、東南亞需要在大陸做生意的，都會在香港落腳。

優勢二，香港一直有健全的法治，採用普通法又有獨立的司法。香港跟台灣不同，他是「普通法」（Common Law），跟倫敦紐約一樣，只要繼續不受干擾，它會繼續做金融中心。台北為什麼做不了金融中心？因為大陸法的國家像台灣和德國，只要沒有規定就是不能做。香港不是。而大陸有好幾個這種自由貿易區或金融區，但大陸的基本條件還要很久才能趕上，

優勢三，法治裡面要提出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財產法在香港是非常非常受保護的。就算有人三更半夜被綁架了，我的房子還是我的，就算我被判罪了，我被抓到大陸了，我在香港那一棟房子那還是我的，這是受保護的。

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侵蝕香港的三項優勢：低稅率、金融中心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獨立、財產保障，三個制度只要不改變，對大陸人來說還是很不同的。香港每天的現金流動量大到你不可思議的，不管是銀行或馬會的賭注，香港的金融中心還會持續很久，只是做得更好還是更不好。

香港要讓年輕人感到希望

從1997年到2008年京奧這段時間，香港人的認同都是往前走兩步，往後退一步，其實還是越來越靠近中國。但是2008年之後卻跟中國疏離，尤其是在回歸之後出生、沒有受過英國殖民教育的年輕人反而是最覺得自己不是中國人，為什麼呢？因為2008年之後，大陸的政局看起來要開放是越來越遙遠，不但如此，到了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後，民間力量的空間越來越小，然後媒體、學校還有社會的輿論自由越來越被控制，加上政治的一些控制包括反貪污等等，都是讓中共中央更加集權。

自由是很重要的。你看台灣過去30年來很大的問題，我在《台灣的中國兩難》一書裡有提到，台灣因為認同的爭執，讓所有的政策都淪於一談：就是你只要認同台灣人，就必須戒急用忍這一類，把認同跟政策面共為一談。但現在時間久了，台灣比較成熟了，可以把認同與政策分開。
但香港跟台灣剛好相反。過去香港一向都是把認同與政策分開的，例如，香港去大陸做生意，不表示自己是大陸人，所以香港人一直覺得台灣人不太理性，然後我們看香港則覺得不可思議，這麼理性去跟大陸人、日本人做生意。

但是現在的香港年輕人卻說：「我就是不去大陸工作，我就是不說普通話，我就是要港獨」，這些你聽起來就是不可思議，和台灣人走著相反的路，反而是台灣人現在說，「好，我可以去那裡工作，我們要怎麼樣跟大陸繼續走，然後我們還是要繼續民主」。

香港人現在變得不要被大陸同化。兩邊最大的差別在於香港沒有民主的機制，不像台灣有基礎跟制度，香港年輕人沒有地方去表達他的意見，不覺得有人在聽他們說的話，他只好很極端地讓你知道，「我反對國民教育、要普選、支持港獨、我不去大陸工作、我不說普通話」。年輕人要讓香港政府官員知道：「我這個不做那個不做，全部都是因為我要告訴你我是香港人」，香港人的意思就是「我吃魚蛋、我講廣東話、我愛香港，我要支持街坊鋪頭」。

香港新特首林鄭月娥最近接受大陸官媒採訪時說，一上任就要培養幼稚園小朋友的中國人認同，這其實非常沒有必要，只會引發社會更強烈反感。身份認同是勉強不來也壓制不住的。

你如果去看一些民間調查，雖然大家對香港價值是什麼還沒有很清晰的共識，但老一輩覺得香港最珍貴的是法治，《基本法》當初就是要保護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年輕人則覺得香港的定位是民主的追求，他們注重的是普選。但是這很奧妙，香港沒有很深厚的民主的基礎，但年輕人現在最渴望的就是民主。

香港的年輕人已不相信政治人物了，他就覺得「我要港獨」，但去問支持港獨的大部分年輕人，覺得是可實行的嗎？大部分人都覺得不可能，但卻堅持著，就像香港的電影《十年》裡的故事，年輕人要極端，到受到注意，希望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但是香港沒有地方讓你去說話，沒有地方讓你去覺得被聽到。

所以香港的下一步，還是要靠香港的政府跟北京做出一套好的機制，能夠吸納年輕人的聲音，如果他們的意見被聽到，我覺得香港人還是有希望的。

25年前，香港是個讓人清晰覺得，人有無窮可能的地方，應該把這樣的香港精神找回來，支持香港的年輕人，讓他們能繼續在這裡，走人生的下一步。

https://www.twreporter.org/a/transfer-of-sovereignty-over-hong-kong-syaru-shirley-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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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吁中共体面淡出 北大教授再度发声

继去年底发文呼吁中共体面淡出历史舞台引起轰动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郑也夫近日再度发文，直指财产公示，应自常委开始。但此次引发广泛关注的似乎不止是其文章内容。

（德国之声中文网）去年年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郑也夫发表文章"政改难产之因"，呼吁"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在中国舆论收紧的大背景下，一名体制内学者如此直言不讳，引发强烈反响。

时隔一年，郑也夫再度公开发声。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创办的网刊《纵览中国》周日（12月22日）发表其署名文章"财产公示 请自常委始"。文章指出，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为腐败大伤脑筋。筛选的结果是，诞生于欧洲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广被四方。这制度公正、平和、低耗、无涉意识形态，非西方传统的国家也纷纷采纳，遂传遍一个世界。郑也夫继续遗憾地写道："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选择了一条特异的反腐路径：执政党自清门户"。

郑也夫总结认为，目前的反腐方式根本完不成反腐，还将败坏中国的司法系统。他向全国人大提出一项社会与官僚系统的妥协方案：科级以上官员在规定日期申报财产及受贿情况；并建议"请七常委带头公示财产"。他补充强调："笔者已聆听多次：打铁先要自身硬。带头公示财产是自证清白和垂范官场的好方式。如是，则不怕申报－公示推行不下去。中国财产申报的立法动议提出30余年了。是社会与正直的官员倒逼高层的时候了。"

敦促中国官员自上而下公开财产，郑也夫并非第一人。早在2012年就有消息指出，迫于外界强烈要求中共官员公开个人财产的压力，中共中央已获得七常委财产的第一手资料，正在考虑何时公布。该消息在最近几年内反复传出。

郑也夫的最新文章发表后，被关注的一大重点是：文章作者曾经呼吁中共体面淡出历史舞台。在谷歌输入"郑也夫"，自动补充功能中有一条建议是"现状"。不难看出，好奇郑也夫近况的网民大有人在。

何许人也？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研究所网站上，郑也夫的名字出现在荣休教授的页面上。在奖励与荣誉一栏，对郑也夫明的介绍显与众不同，只有区区一行字：不申请并拒绝任何官方奖项。

这位特立独行、敢言直谏的学者也曾多次被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教育新闻网2006年刊登了一篇来源于新华网的文章"北大郑也夫的声音为什么那么孤独？"2014年《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人物》以"乐于做个边缘人"为题介绍了这名"学术圈的刺头"、"超龄愤青"。《中国青年报》也于同一年发表长文"北大教授郑也夫退休前领着学生'批判'中国教育"。

郑也夫去年发表惊人言论之后，大量相关的网民评论也遭到删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称郑也夫文章惊骇，"最大胆最透彻反响最大"。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当时在《时事大家谈》栏目中也坦言："今天的话题（郑也夫的呼吁）是我在贵台参加节目以来，迄今为止感觉最难谈的，因为它高度敏感。很可能我从此以后不能再说话了。"他同时指出，郑也夫先生的言论"说出大家想说但是不敢说的，就是谁干得好就干下去，干不好就淡出。郑先生比较客气，用了'体面淡出'而不是退出"，章立凡评论认为："中共执政70年现在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如果要求它在和平方式中让权，恐怕会被认为在与虎谋皮。郑也夫的言论在自由派中也会被认为是对牛弹琴。"

对于自己的批判作风，郑也夫在《南都周刊》2014年题为"一直愤怒"的专访中这样解释道："我对中国社会问题做过种种批评，如果希望能直接推动政府改革的话，早不写了。因为没有效果。为什么还在写，因为有间接的期待，它至少能影响到一些公民、学生、学者，产生一些作用，从而在未来可能对社会乃至政府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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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财产公示，请自常委始

腐败非个别民族之专属。它遍及今日世界。腐败削弱政府效能，败坏其声誉，伤害其合法性。因而，世界上大多数政府都为腐败大伤脑筋。筛选的结果是，诞生于欧洲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广被四方。这制度公正、平和、低耗、无涉意识形态，非西方传统的国家也纷纷采纳，遂传遍一个世界。遗憾的是，在治理腐败的道路选择上，今日中国仍外在于这个世界。
一．万国共识  

据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世界上有153 个国家及地区建立了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世行2013年的统计是137个国家及地区）。

申报与公示的主体：美国大约30万15 级以上的政府官员要申报财产，大约2.5万名高级公职人员要申报并公示。日本审议官以上公务员要申报财产，近5千名高级公务员要公示，还有两万人要根据《政治伦理条例》来判定是否公示。韩国有18.8万公务员要申报财产，1800人要公示。其他国家大多也是公务员中的一部分要申报，申报人员中的一部分要公示。台湾比较例外，所有申报都要公示。（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编 《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

申报与公示的内容：不动产，银行账 户，收入状况，有价证券，车船飞机，收藏 品，等等。俄国还要求公务员申报数额超过三年收入总和的一次性开销。多数国家申报以上内容要兼及未成年子女。  

申报人向各自所在机构申报，必须公示的也由各机构公示。因管理成本所限，基本上都不核查。仅有极少数国家地区以抽查的 方式来核实。申报—公示制度的优势，恰恰在于它不消耗核查成本，而坐收巨大威慑力，其威慑机制如下。一，凡高级官员的公 示，公众可以随意查阅、复印，他们代替正式机构完成了官员财产的核实。二，不公示的申报材料被严格保管，方便了举报或案件调查时的核对，故对举报投诉反应迅速。 三，申报不实要严惩，有些国家仅申报不实即免除官职。四，网络传播是申报不实的致命杀手。五，申报虽然比公示承受公众监督的压力小一些，但很多中低级官员有升迁的动力，即他们日后可能进入财产公示的行列； 他们早期的申报提供了其财产的清晰的轨迹，早期作伪将毁掉自己日后的仕途。笔者以为，以上机制是这一制度精髓所在。新加坡只申报不公示。李光耀说：财产公示将削弱新加坡政府机构对人才的吸引。国情不同，李氏的道理用在官本位的国家，则财产公示可以削弱功利之徒对官场的向往，吸引热爱公益者进入。  

"申报一公示"制度从无到有，在很多国家都非一帆风顺。相反，大多经历了数十年的奋斗过程。催生因素中有高官腐败事件导致的抗议运动，也有国家元首率先公示自家财产的推动。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宏为切割与洛克希德事件的牵连，也为顺应民众要求政治家公示财产的潮流，带领内阁大臣公开各自财产。1989年宇野宗佑首相为撇清与利库路特案的瓜葛，也与其内阁成员公开财产。以上举动促进了日本国会1992通过《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 1993年2月，韩国总统金泳三上台伊始就公布了自己的财产。同年6月韩国《公职者伦理法》完成了修订。2009年4月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公布家庭财产，副总理和11位部长紧随其后。于是，俄国已经写入《反腐败法》的官员公示财产的规定很快实施。  

二．中国独步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选择了一条特异的反腐路径：执政党自清门户。1978 年成立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12年纪检委的反腐力度陡然上升。其查处方法是限制被调查的党员（也有非党员）干部人身自由的党内隔离审查，即赫赫有名的双规（《中共纪检工作条例》第28条第一款第三项：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国家法律规定拘留审查的严格时限，若证据不足24小时之内必须放人。"双规"凌驾于这条法规之上。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但有些权力，比如拘留权、剥夺自由权，一向被国家垄断。 若承认国家法律的至高地位，一个党有独立于它的拘留审查权吗？纪检委的双规无异于法外有法。这举动赫然呈现在世人面前，非议不绝于耳。执政者心知肚明，遂于2017 年末祭出了合并纪检委与检察院的招数。法外有法的问题似乎去除，但取而代之的是党法合一。检察院监督法院，司法独立于党派与社会利益群体，这一经长期奋斗、渐趋形成的制衡势态荡然无存。

纪检委的审查制度在公正性上有大疑问。在"申报一公示"制度下，法律要求的财产公示无一遗漏，普通公民均有权查看某一公务员的公示；官员的财产申报会迅速地与公众的举报核对；即全体公务员在面对公众监督上是平等的，尽管被公众查看或举报可能是偶然的。而在纪检制度下，一个官员被调查与否，不取决于公众及怀疑某官员的某个普通公民，只取决于纪检机构。虽说调查有时源于举报，但举报必核查吗，都向举报人回 复吗？

自清门户，动机是为了向社会证明本党清白，手法是通过抓出更多的腐败分子来完成证明。无奈抓出更多腐败分子逻辑上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第一，已经抓出这么多，漏网的不多了。第二，漏网的多着呢，不然怎么一下子抓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一定是第一种可能性呢？一句话，反腐的已有成果无力向社会证明未被证伪者（此处"伪"即"腐败"）的清白。

随着中国反腐的推进，"打击异己"的说法日盛一日。不幸，此说法在逻辑上可能存在于反腐的每个权力级层。"申报一公示"制度则可免于这种嫌疑，因为那里每个官员都同等地面临大众与政治对手的有效监督。纪检制度下有无打击异己只有各级执掌纪检权力者自己知道。而要证明一碗水端得平，不存在打击异己，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你揪出了多少腐败官员都不能证明未出事者是清白的，因而也不能证明这不是打击异己。因为逻辑上可能更多的人是腐败者，且有证据，但被打击的只是不驯顺的。

当下执政党的反腐，与其说是为了提升执政效能，毋宁说是为了向社会证明自身清 白。遗憾无法实现。现行反腐方式成本高昂、缺乏公正性、负作用巨大，是思考走上世界多国反腐大道的时候了。  

三．两策催生  

1988年中国两会上已有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的立法动议。然而三十余年来进展甚 微。当然高层决策者也从未打压官员申报财 产的呼吁。笔者不清楚决策者的想法。逻辑上两种可能性并存。其一，不想这么做，又不便公开反对，所以不实行也不反对。其二，明白这是反腐之正招，大势之所趋，唯担心这是一步险棋。险在何处？笔者猜想，未出问题的官员中仍有大量腐败者。一方面，搞财产申报可能面临官僚系统的集体抵抗。另一方面，实施申报将导致官僚系统断崖式塌方。  

笔者以为目前的反腐方式根本完不成反腐，还将败坏中国的司法系统。果真想搞廉政，官员财产申报是绕不过去的。但另一方面，即便是笔者这样的政府批评者，也不愿看到官僚系统的崩盘。笔者乐见的是：以申报和公示制度开启全面、公正的反腐，在此一过程中一些官员坦白自新，官僚系统免于全军覆没。为此，笔者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一项社会与官僚系统的妥协方案：科级以上官员在规定日期申报财产及受贿情况。无论何种形式的腐败，凡低于一定数额（比如 100万元）的，交出全部非法所得，职务照旧。凡高于这个数额的，交出全部非法所得，免除官职，但不追究刑事责任。但申报不实的腐败者一律诉诸司法。笔者之所以愿意对腐败者宽容，是因为认定非如此很难建 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而通过妥协建立这一制度极其上算、收益巨大。只有凭藉申报—公示制度，我们才可望踏上真实、公正、彻底的反腐之路。

笔者的第二项建议是请七位常委带头公示财产。笔者已聆听多次：打铁先要自身硬。带头公示财产是自证清白和垂范官场的好方式。如是，则不怕申报公示推行不下去。中国财产申报的立法动议提出30余年了。是社会与正直的官员倒逼高层的时候了。

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

完稿于2019年12月22日

http://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105058

barry80

左丁山 - 大學不准有自由

一個藍絲群組朋友傳來一幅「虛假新聞媒體圖」，名列榜首的是香港電台、蘋果日報、連登網、眾新聞網等。其他媒體，竟然連晴報（馮紹波、潘少權），香港01（于品海）也包括在內，令人失笑。構思這個圖表的五毛大概有眼不識泰山，竟然點名馮紹波、于品海，可見水平甚低。虛構這個圖表，有何用意？原來是敦促建制派成立監察虛假新聞小組。如果真的成立，最好請689擔任組長，反正他最有時間去每天報導蘋果日報有幾多版廣告。

在建制派眼中，所謂虛假新聞媒體就是不聽特區政府及中聯辦指示來辦報，辦新聞網站的媒體，以及發放反動評論的陶傑、潘小濤、蕭若元等等。建制派自稱是愛國人士，愛國愛港。根據習近平在五四百周年紀念會的演講：「新時代中國青年的使命，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要求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要害是聽黨話，跟黨走，黨說了算。香港竟然有不聽黨話、不跟黨走的媒體，當然就是虛假新聞媒體。北京清華大學在今年五四期間，撞啱時間，維修清華園內之王國維紀念碑，用圍板封密陳寅恪撰寫之碑文：「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能就係配合習近平講話啦，一味聽黨話，跟黨走，何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中貿林最近去北京，特登到北京大學行一行，傳來一張圖片，就係「大學堂」牌匾，大學堂在蔡元培校長時代，北大之精神特質就係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後來引伸成為現代中國大學教育「永遠批不到」的教育真言。

所謂「永遠批不到」，係內地學者一廂情願嘅啫，毛澤東在反右運動時就將校長馬寅初批鬥免職啦，何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不過，習近平當權後廢除思想自由更徹底。創建於1905年之老牌大學復旦大學近日竟然修改章程，刪除思想自由等字眼，加入「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師生員工頭腦……」以思想政治教育為本，通識教育為基礎，管理方面則「堅持黨管幹部原則……」看來復旦大學以後要訓練學生聽黨的話，跟黨走為第一要義。1925年版本的復旦大學校歌有「巍巍學府文章煥，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等句語，相信稍後亦會禁唱或改用新版本。辦大學不准講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大概只有共產黨如此霸道，愛國藍絲如送子女到哈耶牛劍而不去復旦，就是不希望下一代愛黨愛國了。


李純恩 - 可憐大學生

到上海當晚跟朋友吃飯，座中有兩位上海復旦大學的舊生，搖頭嘆氣說母校。

這天正是復旦大學宣佈改校章，把本來校章中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這樣的句子刪除，換上黨和習近平思想主導一切的新詞。復旦大學的學生大表不滿，集中在學校食堂裏唱校歌抗議。那段視頻雖然在網上存在了很短的時間就被刪除，但令香港人看了不禁有「和你唱」的聯想。座上兩位復旦舊生言若欣慰說，學弟學妹們還是有希望的。

復旦大學的校歌是：「復旦復旦旦復旦，巍巍學府文章煥，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大學只有「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才能「無羈絆」，雖然有人說，這些年來，校章裏的這八個字已經名存實亡無甚意義，就像北京大學校慶竟然要用圍板把王國維的像圍起來一樣，但畢竟也是一塊門面，現在則是連門面也不要，從裏到外都拆了。去掉了這八個字，便是學術無獨立，思想無自由，人在大學中，處處羈絆，做什麼有人管，想什麼也有人管。這大學還讀來幹什麼？中國整天說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而從未有過實質進展，原因就在這裏，這樣的環境下，怎會有像樣的高等學府？

這事情鬧得沸沸揚揚，當局應付的手法一如既往，就是網絡封鎖，不過一天之後，「復旦」、「章程」之類都成了敏感詞，該屏蔽都屏蔽了。這就連以左出名的《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都看不過去，在報上撰文說這麼毀壞連社會主義社會都認可的價值觀，不得人心，是為共產黨幫了倒忙。可見，雖然天天叫嚷「統一思想」，其實還是統一不了的。只要馬屁精當道，這種「倒忙」必層出不窮。此謂馬屁誤國，可憐一代大學生了。

barry80

陶傑 - 民國的大學

大陸的重點大學，更改大學約章，取消「學術自由」之字眼。

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之所謂舊社會，無論孫中山、北洋、蔣中正領導時代，民國的大學生活，就是「自由」兩個字。

民國時代的中國大學有三種：官府主辦的大學，如北大和中央大學。西洋傳教士開辦的大學，如燕京、聖約翰、東吳。還有一種，是民間的中國教育家自行籌錢開辦的民辦大學，如上海的復旦大學、大夏大學、天津的南開大學。

第三類大學，籌劃者雖然是中國人，但多少都有點西洋文化背景，如復旦大學創辦人馬相伯，世代是天主教徒。南開大學張伯苓，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修讀教育。此等民間人士，都有西方文明思想，知道唯有行西式的文明理性教育，方可啟蒙中國人的帝奴基因。第二類和第三類，同出一源。

但對於一九二一年在中國出現的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的仇恨角度來定性：第一類大學，是國民黨統治集團經營；第二類，是帝國主義列強的洗腦基地；第三類，也是漢奸洋奴秉承洋人的意思建立的反動學府。

雖然由外界的正常人類來看，由清末到民國三十八年止，這三類大學，由北大的蔡元培領軍，司徒雷登輔持，無數善良誠懇的中國教育家、思想家、學問家，張伯苓、羅家倫、梅貽琦、馬相伯、蔣夢麟，為中國培養人才，貢獻之偉大，是人類歷史上一卷壯麗的詩篇。但共產黨及其支持者的仇恨觀點相反。正如你若是基督教徒，你認為上帝和耶穌建立了人性美好的花園，但你若是撒旦的支持者，則一切顛倒。

因此毛澤東一上了天安門，第一件事，就是急不及待改組全國在民國時代留下來的大學。第一口眼中釘，就是他年輕時在圖書館做管理員時備受傅斯年斥責、胡適羅家倫及其學生對他不怎麼看得上眼的北京大學；然後就是他個人仇視的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學。毛澤東粗暴將此兩校合併，派駐黨委書記，而且非常記仇的，終身不踏入此校校門一步，而視對整個知識界的深度鄙視。

民國時代的中國大學，雖然有非常出色的科學教育，但引領時尚的，是文科的學者。蔡元培、胡適、羅家倫、錢穆、錢玄同、梁實秋、朱光潛、吳宓，所有你今日記得的，全部是文史哲藝和教育學中人。但是心理超級陰暗的毛澤東，廢除、貶抑、扭曲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大學的文科教育，一度連理工科的專家也批鬥，仿效秦始皇，為他統治的國家製造了一個三千年未見的黑暗愚昧時代。

大陸今日發生的事，要回歸到此一章說起。


张鸣：民国的三个面相 思想文化繁盛的时代

民国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它的确比我们此前的明朝历史、清朝历史要有色彩。如果真是想“发现彩色历史”的话，这个民国历史最有可能是彩色的。它很多可以呈现出非常截然相反的，面目各异的面目出来，很好看，也很好玩。

现在是民国热，我曾经做过这段历史，翻过一些史料，翻过这段时期的大批报纸，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有点直观的了解，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民国的三个面相：第一个是制度面相；第二个我要考察一个现代化的面相；第三个我要考察一个思想文化的面相。

制度面相：在下降线行进

民国时期大分起来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北洋时期，一个是国民党时期。但是具体细分，它还有不同的阶段。在北洋时期，分得比较整齐的是“四个四”，即袁世凯四年、皖系四年、直系四年、奉系四年。国民党时期第一阶段黄金十年：1927-1937，然后是抗战时期，内战时期。

袁世凯时期，开始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是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是大总统没坐稳就开始帝制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考察袁世凯这个称帝，未必是像我们很多历史学家讲得是这个人特想当皇帝，做皇帝梦没做成，等等。

从制度演进的角度来看，他未必想回到所谓的君主专制去。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华民国最初的四年，就已经发生了历史的复辟。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袁世凯从做总统那天起就想当皇帝，所有的论证都是从后面往前推的。当时并没有人想，也没有人说好像他一开始就是一种专制的意图，没有证据。

在袁世凯没称帝之前，人们还看不到这个政权有溃败的迹象，这也是为什么袁世凯依然会称帝的原因，但是称帝以后不到几个月，就溃败了。历史上讽刺他说是“二陈汤”送了他的命。“二陈汤”一个是陈宦、一个是陈树藩、还有一个是汤芗铭。这三个人本来都挺忠于他的，后来都反了，送了他的命。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是开玩笑，就说袁世凯的基本力量，确实在他称帝之后呈现出土崩瓦解的态势。

我认为有一点，不是因为袁世凯想把中国拉回到过去，他的行为是违反了当时中国深入人心的民主共和思想，老百姓都不同意。其实当时老百姓对民国很不感兴趣，发现民国真不怎么样。没有皇帝的日子还不如有皇帝好过，老百姓当时其实是这样想的。这也是后来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缘故，他觉得中国没有皇帝镇不住。老百姓在有皇帝的时候不抗税，没皇帝了首先想到的是抗税。所以袁世凯觉得很麻烦，不光老百姓这样想，底下那些地方势力，尤其是地方军人更这样想，所以他就称帝。这样之后发现情况更糟。社会上层在清朝垮台之后，传统的意识形态：儒家伦理、忠孝仁义这一套崩解了。忠于谁？核心的价值没着落了。于是西方的进化论，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就是严复从西方搬来的那一套，它成了我们的意识形态。

袁世凯称帝触犯了这个进化论，触犯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上层，包括多数的手握重兵的军阀。所以，他崩了。不是蔡锷他们有多大力量，关键是他自己的人心散了。

在孙中山刚刚创立民国的时候，实行的是美国体制，就是总统直接统率内阁。因为孙中山对袁世凯不放心，于是把这个制度改成了法国制，就是半总统制。在总统和内阁之间多了个总理，而政治重心是在责任内阁不在总统。

袁世凯死后是段祺瑞执政当家，他当的是内阁总理，因为是责任内阁。袁世凯死后又重新恢复了民元时的国会。这就开始了皖系统治时期。

皖系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觉至少在国家政治运行上，很像是一个民主国家。有国会、有参众两院、有议案、有表决、有责任内阁上国会述职、报告，虽然也是国会里头墨盒乱飞，茶杯乱摔，甚至开会打起来了。那时候看起来很像一个民主体制，但是很快就不行了。实际掌权的段祺瑞发现跟国会弄不明白，跟总统也弄不明白，就出现了府院之争。府院之争背后实际上是责任内阁或者说掌权的总理跟国会之间的问题。于是他就把第一届国会废了，宣布它到期了。国会议员觉得虽然我们时间上是到了，但是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履行职务，你应该补。段祺瑞说不能补了，于是就选了第二届国会。从1917年开始酝酿到1918年选出第二届国会，其中有一个叫徐树铮的智囊，操控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就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个地方找了个大宅子，把这些头面人物进行联络，里面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之后又往下派，往下撒钱。民元国会基本上还是选的，虽然选举人投票是糊里糊涂的，一团糟，因为中国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毕竟没有贿选。

到了第二届国会，两种方式，最普遍的一种就是贿选、买票。他们就是两层，第一次初选出来之后再互选，把人选上去，选成国会。大量都是贿选，公开的买票。当然也有比较横的，比如各地军阀，他打开票箱一看选出来的不是所需要的人，马上换票、重写。这事也有，但更多的是柔性的，就是买卖。这样通过买的方式，选出来一个第二届国会，人称“安福国会”。

显然，从制度层面上第二届国会就比第一届国会差了，但是后来皖系被北洋系里的直系推翻了，之后直系又恢复了民元国会。按道理说这个国会不是贿选的应该好一点，但殊不知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些国会议员早就已经很腐败了。当时北京有一个说法，就说逛妓院的，又说是逛胡同的，哪些人最多呢？——就是“两院一堂”，“两院”就是参众两院，“堂”就是京师大学堂，那时候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是特别喜欢逛胡同的。

到了直系的手里，曹锟想当总统的时候，他就开始贿选，那时候总统是由国会议员选出来的，他不像袁世凯，袁世凯不贿选，他是派人把两院给包围了，说我们都是公民，你们必须把符合我们要求的总统选出来，要是不选出来，我们就不让你们出去吃饭睡觉。这是用的硬的一手。曹锟用的是软的一手。他就说你们选吧，一人给你们发点补助，这补助就是五千大洋。当然也有便宜的，关键是看买卖的时候这个交易的结果。一般都是五千大洋。这就可以看到，到了直系的时候大总统就开始贿选了，皖系贿选国会，直系连总统都是贿选的。

到了奉系上台的时候，最初的一年多是搞了一个临时执政，执政府就在铁狮子胡同，现在还在。临时执政就没有国会了，然后临时执政的执政府干不下去了，塞一把草案之后没办法继续了，这时候张作霖就直接出来当家，他变成了军政府，安国军政府，他当大元帅，军政府就更没有国会了。

袁世凯时期，我们后来说他到称帝的时候已经是有点特务统治了，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因为思想犯罪被抓的人少的多得多，报纸还是可以抨击他，章太炎这种人的不满意，在底下骂还不行，还非得跑到总统府去大骂，砸桌子、打家具，最后无奈了才把他软禁起来。这个软禁可是非常优待的软禁，一个月给他发500大洋，好吃好喝。

在段祺瑞当政的时候，当时报纸骂段祺瑞骂的非常难听。但段祺瑞并没有因为这个骂去把人家报馆封了或者把人抓了，基本上没有。直系的时候，这方面也还可以。

到了奉系就开始实行管制了，尤其是还管大学。奉系接班的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是中国比较穷的时候，老师开不出工资来，张作霖说：工资我给你们开，但你们必须听话，不听话就抓枪毙。这个时候开始杀记者了，当时著名的记者林白水和邵飘萍都是死在奉系的枪下。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情况就更糟了，对思想的控制，对文化的控制就更严了，这时候就开始有新闻检查官了。至于制度，国民党的制度虽然不是军政府，但事实上是军政府。它是党国，就是以党治国。但事实上党组织又没有军队发达，国会也没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度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以国民党的党代会来代替国民大会，立法院实际上并不运作。

我们看到民国这两大阶段，它在制度上基本上是沿着一个下降线在进行的。它跟整个社会的黑暗是一致的，越走越不好，人们觉得我们只有不共和，只有远离民主才会好一点。到了国民党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整个的民主状况是要比北洋时期差一大块，但是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力量有所恢复。可以说，好像在制度上是专制在救中国，不是民主在救中国。

为什么在制度层面上这样走下降线？辛亥革命以后实行的制度，从西方移植的代议制体制，中国人实行起来是非常陌生的。不光是老百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连上层的精英也不甚了了。

我们知道，代议制的核心就是三权分立，而三权分立中主要是两权，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和制衡，因为司法相对来说要超脱一点，尤其是一般的政治台面上，就是两权在争取。但这两权往往是不知道怎么协调、怎么操作。掌权的人那时候是段祺瑞，一开始他真心想老老实实按西方那个规矩来运作代议制，我去做一个责任内阁。但是他发现，如果按照西方的规矩运行，他处处碰壁。反过来，他不玩这套，他引入军人干政，玩弄权术，纵横捭阖，他发现这时候是如鱼得水。就说你往好了做行不通，往坏了做一路畅通。、

民主的招牌、代议制的招牌，没人敢摘下来。包括蒋介石在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时候，他都是在内部讲话里讲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它实际上是一个军人统治，或者说中国的军阀时期。军阀时期是挂着最先进的一个制度招牌，但实际上是军阀。军阀却始终不能直接去统治，除了非常少的阶段或者小区域，像县，包括省，他都不好赤裸裸的去统治，他必须有一个省议会。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从清末以来，尤其是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彻底服膺西方的制度。甲午以后，进化论才流行，《天演论》才发行，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在这个进化论的前提下，西方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价值观意义上的东西。虽然我们不了解它，众人也操作不好它，但是这个招牌没人敢把它摘下来，摘下来就意味着复辟。人们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开始的时候人们还真的想着去尊重它，说我们真的去操练它，操练之后发现不行，就开始阴奉阳违了，开始挂羊头卖狗肉。挂的是这个招牌，我底下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再进一步就像国民党时期有个训政，因为老百姓不懂，我教他们：训，教训，我把他们教会，然后再来实行。说实在的，就这些口号和制度运行最合适的就是训政，就是虚伪程度还低一点。

也正因为意识形态上有了进化论这个因素，有了制度的这种崇拜、迷信，一些西方附带的东西，比如说相对的尊重个人自由，尤其是在大都会里头，相对的尊重个人自由，相对的言论自由，相对的新闻自由，一直到国民党时期，还是有的。就说你到国民党时期，还可以自己办报，但他还是会查你。

真正的政权的运行实际上是在按传统的路数在进行，从帝王时代的皇权和绅权联合统治，变成军人和绅士联合统治，就是加拿大学者的说法。基本的路数都是传统的，只是这个传统有点千疮百孔。军阀们也曾经想修复这个，想祭天、想祭孔、想振兴国学。不仅袁世凯想搞这个，连那个狗肉将军，“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多少钱，不知自己多少枪，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也在讲经，也在印十三经，据说中国印的最精美的十三经就是张版的。但是他们实际上做不到，他们并没有能够真的去恢复传统，恢复不了传统，也摘去不了现代民主共和的招牌，所以整个民国的政治确实有一种吊诡，有一种玄幻的感觉。

现代化面相：物质现代化，思想专制化

民国时期的一部分，就说在沿海都市，民族工业确实有很大的发展，后来的著名品牌，比如说“侯氏制碱”、“金星钢笔”，这些都是在民国没有关税壁垒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有自主品牌的民族工业。但是这样的民族工业，在同时代放在世界上并不算什么。

我们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很多新的职业，还有很多文化艺术的繁盛，大学的进步。其实我们可以说军阀本身并不像我们很多通俗作品中讲的，都是坏人，都是些抢男霸女的，毫无爱国心的恶棍，霸道的流氓地痞。我们可以承认，军阀中确实有土匪。但是军阀的主体相当一部分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清末国家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编练新式陆军。新式陆军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北洋系的，就是袁世凯系的；一部分是各省练的新军，这些人后来都成军阀了，他们当初都是怀着一腔报国之志，有一批人在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

日本人允许中国人学军事，但是只许你学士官这个层次，就是最基层的，他绝对不允许你往上学。日本有军官大学，但是不让中国人学。即使这样，中国人还是去学，非常非常吃苦。在军校里，不仅是要接受训练，还要忍饥挨饿，还要受老兵的欺负。后来华北有一个著名的汉奸叫王继堂，虽然臭名昭著，但是清末他是唯一以进士身份到日本学军事的，到日本之后被军曹揍得实在不行，腿都打断了，最后退学了。像他们这种人，那时候很多，像唐继尧、阎锡山，还有辛亥革命三杰，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都是当年一腔报国之志，学完军事之后把中国先从军事上强大起来。

还有一批是国内军事学校毕业的，一个是保定军校到陆军大学，还有一个是各省的讲武堂，一大批人都出来了。他们当初学军事，并不是单纯的想混个出身，很多人就是想投笔从戎，就是想以身报国。但是非常不幸，到进入民国之后，这些人统统变成了军阀，不管他愿不愿意，要想生存，就要割地自雄。但他们并不是都没有想法，还是想做点名堂。

比如说直系的吴佩孚、孙传芳，他们从个人品质讲都是很不错的人，操守很好，不怎么贪钱，而且练兵练得非常好，军队纪律很严明，而且经常对军队进行讲话，就是我们说的思想政治教育。讲的就是帝国主义怎么侵略我们，挂一个时局图，讲日本人怎么侵略我们，俄国人怎么欺负我们。

还有阎锡山、唐继尧，他们是一方的割据者，但他们都想搞一点建设，搞一点社会改造。阎锡山最明显，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主要学日本，一是军国主义，现在军国主义很臭，当年确是非常好的，因为国家强盛了。再一个就是学地方自治，日本式的地方自治，警察式的社会控制，所以那时候的山西号称是模范省，搞村治特别火。

不能说这些军阀都是大混蛋，他们的确是想按照现代化的途径把中国变好、往上走，无论是整体上的操作，还是局部操作都是这样。只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走到民国的时候走向歧途了。

军阀的治国之道，整体上讲跟制度的下降线是有关系的，他们慢慢就选择学习比较专制的东西，学习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这两个国家是在近代历史上给我们造成最大伤害的国家，但是也是我们向他们学习最多的国家。可以说从北洋时代，甚至再往前推到清末，从甲午以后就是学日本。大量的学，尤其是要学日本的军国主义，学他们整个的社会改造，学日本的专制统治，军人统治，军人至上，但中国没有学像。在国外的研究中，他们把国民党也称为列宁党。国民党学俄国主要是学那些专制，组织控制，思想控制这一套。所以在制度层面上是在下降，在现代化层面上也是往那边走。可以看到，在物质层面上，现代化的因素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整个社会思想在制度文化上越来越往专制方向走。

思想文化面相：因自由而繁盛

不管怎么走，一直走到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败，它并没有实现一个真的专制，或者说是一个立体的专制。而且它的过程很漫长，在这过程中，实际上它给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的艺术界留了特别大的空隙。所以这一时期，可以看到，确实是思想文化的繁盛时期，是一个教育的繁盛时期。

我前面讲过了，其实一直到国民党时期，蒋介石特别想进大学，特别想里头有党化教育，有个人崇拜，他特别想，但他就没有做到，他穷一生精力都没有实现。

中国大学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始算起，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的确后来形成了一套，虽然后来有很多野鸡大学，但是人们不在意它，就像现在美国也有野鸡大学一样。但是在众多野鸡大学里有鹤立鸡群的仙鹤，有好大学，而且也不少，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办大学，历史形成的格局是开放的，从北洋时期到国民党，甚至从清末开始就是开放的，没有人敢对外国人说个不字，必须让外国人进来。而且整个经济是二元的，在北洋时期没有什么国有经济，在国民党时期有国有经济了，但没有强大到垄断的地步。所以总是有一块领域是政府管不到的。这样大学就形成了三种格局：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足鼎立。

像今天的北师大，一个重要的根基就是辅仁大学，它就是天主教的。如果没有辅仁这个底子，北师大不会这么强壮。当年很厉害的就是辅仁大学。北大现在是鹊巢鸠占，原来是燕京大学，也是教会大学，是新教的。协和医学院，当时确实是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是中国西医的开创者，也是教会大学。南边的圣约翰、华西等等都是。国立的，最标准的是北大。国民党时期还有中央大学。清华实际上是半国立，因为它始终有一笔庚子赔款在制约它。南开大学是私立的标版。

这样的大学确实办的非常棒，这种开放使得大学只能这么办。因为外面就是这样办的，教会是这么办的，私人是这么办的，受外国资本支持的大学也是这么办的，那国立的大学就只能也这样办，要不这么办就没有竞争力。

在民国，大学运转的过程中都办的像模像样，以至于说某些军阀要来办大学的时候，都要比着这样来。唐继尧办云南大学，当时叫东陆大学；张作霖办东北大学，现在还在，虽然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了。曹锟也办了个河北大学，但是现在河北大学不往那段追溯。他是学校的董事长，每次去学校，他不敢干涉用人；发工资的时候，让他的副官装一大盘子大洋送过去，还是下跪送过去的。教育怎么办？我们讲就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非常简单，只要坚持这点就行。

那时候基本上还是保持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或者说对大学自治的一种基本尊重，于是我们就觉得民国时期的大学真好，而且教授们在抗战之前生活很安逸，只要去到一个好点的大学任教，就能过很舒服的生活。如果是留英美回来的，到一个大学，就能得到四百多块的月收入。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的警察一个月八块。

再就是思想界，大学如此自由，那么基本的言论自由就是可以保障的了。你可以办杂志，只要想办就可以办，《新青年》就是这样自己办起来的，教材也是如此，都是民间自由办起来的。

综合起来看民国的三个面相，它是不一样的，但有内在联系，并不是三个面相互相孤立。不是说制度的下降，或者说现代化的追求和思想文化的繁荣三者之间是矛盾的，也不是说社会的黑暗、国家的衰落跟思想文化是成反比的，说国家越衰落必然文化繁荣，反过来也不是说国家强盛思想文化必然繁荣，也不是这样。

今天，我们最应该是从民国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的明朝也好，清朝也好，实际上是翻的老帐，人们对它感兴趣无非就是权术。真正应该吸取教训的应该是我们操练西方制度，是我们追求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我们怎么去操作的？我们怎么失败的？我们为什么失败？

Upgraded

是中国人的奴性强，还是共产党上瘾了 “皇帝“ 游戏 ？

折腾了几千年 ~ 流血革命。。。。

到头来还是没有 ”自由“ 。。。

barry80

陶傑 - 大陸會亂嗎？

讀中國歷史都知道，歷代有所謂「治亂交替」。

也就是說：即使進入「盛世」的好日子，出了英明的皇帝，一兩百年的太平，必定走向大亂。

大亂的原因無非三樣：人口增長過多、出現一個很壞的皇帝。因為這個壞皇帝，各層官吏跟着壞，向下層徵收苛捐雜稅。

其中以「人口增加」一項最沒有關係。第一，民間家庭各有各生孩子，一條村的人不與另一山後的那個鎮往來，怎知道全國人口增加了？人口一增加，低端人口的基數也增長，以馬爾薩斯的理論，最終當然要淘汰一批，這是上天的規律。

若相信有這一條，就相信上面有神明在控制：中國人口一多，自然會爆發自傷殘殺的災難。

真正的原因是遇上壞政府，再加天災。唐代黃巢之亂，因為賦稅多至幾百種，人民逃亡者眾。人民外逃得多，國家收入大減。而且還有一條苛政：一條村莊若有二十戶人家，逃了五戶人，其剩下來的十五戶要分擔跑掉了那五家的稅項。因此逃亡越多，攤派的稅納得越重。

富豪則可與官吏勾結。有錢人的賦稅，可以私下行賄地方官，叫地方官向上少報。官員藉此大肆搜刮，剝下媚上，做假賬上交。

最要命的是當時的錢：一串一吊，缺乏中央監控，輕重不一。奸商可以將重錢改鑄為輕錢。銅是稀有金屬，當銅價上漲高於錢的價值，民間還有人將許多串錢，私下鑄化為銅。

一千串錢熔掉，可得銅六斤，每斤銅又可換得六百餘文錢。在這方面，中國人頭腦之精靈，實天下無雙。

農民因為苛捐雜稅逃跑，若沒有天災，還可以到別的地方行乞。偏偏又遇上蘇北那種地方爆發蝗災，黃河水災，唐末黃巢作亂即是此複合原因。

今日中國環境原因不同。美國人發明的網絡和AI，中國已經奪得。官場貪污、農業失收，是中國歷史的常態。但若有人民流竄造反，則可以用面部辨識搶先監察鎖定，而且動用現代軍事科技鎮壓。貿易戰爭，確實會造成大量人口失業，導致動亂。但以傳統歷史規律來判斷，大陸會多貧窮人，即使多了窮人，不一定會亂，即使亂，共產黨不容易垮台。


中国选出2019年汉字 这是中国处境的准确写照

中国汉字盘点2019年汉字日前在北京揭晓，其中“国内字”选了“稳”，“国际字”选了“难”。此外，还选出“国内词”与“国际词”，及10大新词语，10大流行语，10大网络语。

这个活动由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腾讯公司联合主办。从网友推荐的数千条字和词当中挑选，分为“国内字”，“国内词”,“国际字”，“国际词”,共4项。

评选的结果是国内字选中“稳”，国内词选中“我和我的祖国”；国际字选中“难”，国际词选中“贸易摩擦”。

另外，中国国家资源监测研究中心还从大数据库筛选出2019年度10大新词语，10大流行语，10大网络用语。

2019年10大新词语：夜经济、5G元年、极限施压、止暴制乱、接诉即办、夸夸群、基层减负年、冰墩墩雪容融、杀猪盘、乡字号与土字号。

2019年10大流行语：我和我的祖国、金色十年、学习强国、中美经贸磋商、最美//奋斗者、硬核、垃圾分类、先行示范区、基层减负年、我太南了。

2019年10大网络用语：不忘初心；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柠檬精；好嗨哟；是个狼人；雨女无瓜；硬核；996；14亿护旗手；断舍离。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9/12/21/8963182.html

barry80

宗教局聖誕賀信促學「習思想」 多地禁賀聖誕 促幹部不過「洋節」

【明報專訊】昨日平安夜，國家宗教事務局向內地天主教、基督教界發出聖誕賀信，提到希望教徒緊密團結在以國家主席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及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另邊廂，各地傳出禁令，禁止民眾慶祝聖誕節，強調不過「洋節」。

國家宗教事務局昨在賀信中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希望天主教、基督教界的朋友們繼續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宗教關係和諧，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在地方政府層面，則出現打壓宗教活動的情况。湖南衡陽市政府上周三（18日）發通告稱，嚴禁市民在平安夜、聖誕節期間「佔道狂歡」，「對佔道狂歡、阻礙行人車輛通行、妨礙社會管理秩序的人員，由公安機關、城管部門予以勸阻，不聽勸阻執意佔道的由公安機關依法予以強行帶離」。

通告還表示：「黨員幹部要帶頭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讓不過『洋節』成為自覺行動，帶頭實施中國傳統節日振興工程，豐富傳統節日文化內涵，樹立黨員幹部形象。 」

籲學校「小手拉大手」阻家長慶節

貴州畢節市黔西縣教育科技局前日也向各間學校發出通知，稱「根據《省民宗委、市民宗局關於做好聖誕節、平安夜期間相關工作的通知》和縣宗教專班會議精神」，禁止學生賀聖誕節、平安夜，而且嚴禁學生到各教堂扮演「小天使」等角色，以及參加聖樂分享、唱讚美詩等宗教活動。此外，通知還要求各間學校發揮「小手拉大手」的作用，勸阻學生家長參與聖誕節、平安夜活動。

上述通知還附有一份「學習材料」，其中提到1860年12月八國聯軍在24日準備進攻北京，25日攻進北京城、火燒圓明園，26日為進攻北京獲得勝利而狂歡，分別被確定為平安夜、聖誕節、狂歡夜，「這3天西方人過的洋節，恰恰是中國人恥辱、失敗的3天」。

附教材提八國聯軍聖誕攻京

此外，雲南、湖北等地亦有類似通知，禁止賀聖誕和舉行相關慶祝活動。山東一家庭教會的牧師周二對自由亞洲電台說：「我們都不敢公開聚會了。」

https://news.mingpao.com/pns/中國/article/20191225/s00013/1577211859271

天狐行空：抵制“圣诞”是不宽容、不尊重、不自信的表现

最近几年，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网上就出现“抵制圣诞节”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似乎是一年比一年大，势头一年比一年猛，乃至，今年圣诞还没到就传出了各种抵制圣诞或限制圣诞活动的传言，给许多想放松心情一下的人们蒙上了一层阴影。

按理说，人们盼着一个节日的到来，不过是想找个机会放松一下，乐呵乐呵，寻个开心，而颇具温情浪漫色彩的“圣诞节”正好成了许多人放松自己的一个机会，也成了现在许多年轻人和孩子们一年一度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他们早早地盼着在“平安夜”与情人幽会、与朋友小聚，或结伴逛街购物,或一起玩耍狂欢，然后在圣诞树下许一个美好的心愿……可是，现在却突然有人抵制起圣诞节来，结果让许多人在沮丧失望之余，感觉好象在自己的美食里掉进了一只苍蝇，让美好的期盼变成了一种忧虑甚至梦魇。而且，这种“抵制”已从网上的言论变成了某些地方的街头行动，这就不得不让人担忧和深思了。

为什么许多人对这种一年一度的“抵制”活动深感忧虑和不安呢？

因为：

一、抵制“圣诞节”会造成族群对立、社会撕裂

本来，一个人过什么节、怎么过、与谁一起过，完全是一种个人喜好和选择，也是他（或她）的个人权利，别人无权干涉。你可以不喜欢过某个节日，但你应尊重别人的喜好和选择，不能干涉别人过自己的节日。换句话说，你不能把你的意志强加于人，而粗暴野蛮地干涉别人的私生活更是于法不容。这是起码的道理和应有的修养。可就是有人不懂这个起码的常识和道理，没有这种应有的修养。而且，为了显示自己干涉别人的正当性，还把自己的行为拔高到了“国家”“民族”和“西方文化入侵”的高度，大喊什么“中国人不过外国节”，故意把中国与世界对立起来，把自己与过“圣诞节”的人对立起来。这不是公然制造国际对立和族群对立吗？

再说了，如果你说“圣诞节”是外国节，“洋节”不能过，那“元旦”、“星期天”、“三八节”、“五一节”、“六一节”等法定节日都是“洋节”，你敢说你没有过过？将来也不过了？以耶稣诞生为纪年的公历历法你也不用了？汉语拼音的发明者是耶稣会的利玛窦、金尼阁，也不用了？也要抵制？如果你说“圣诞节”是“西方文化”，是“文化入侵”，要抵制，那现在在我们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马列文化也是来自西方，你也要抵制？！

你不敢。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是“政治正确”；因为你世故；因为你功利；因为你是在作秀——作秀给别人看，因为你是大学老师或在校大学生，作秀表演、趋炎附势会好处多多……但是你知道吗，你这样做非但抵制不了“圣诞节”，还会造成社会的对立和撕裂，给政府添乱。为什么呢？因为你能在大街上抵制“圣诞节”，却抵制不了年轻人的喜好和心灵需求，只能与他们发生矛盾、冲突和对立；因为你抵制的不是“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是在宣扬仇恨、制造裂痕，破坏社会和谐与安宁！   

二、抵制“圣诞节”是狭隘、封闭和不自信的表现

文化本来就具有多样性和丰富内涵，不但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文化，就是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也有各自不同的独特文化，难道你不喜欢的都要抵制吗？美国是一个由多种民族、多种文化组成的国家，可以说，在美国，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它都有，过各种节日的人也都有，你听说过哪个美国人抵制过别人过自己民族节日的事情吗？相反，人家不但不抵制，还祝贺别人过自己的民族节日、宗教节日，甚至还列为法定节日，让他们放假好好地、快快乐乐地过自己的节日！比如美国许多华人比较多的州或市都通过立法把中国的春节列为法定节日，到了春节这一天，不但华人会把他们所在地的整个街道装扮得张灯结彩、到处挂上“中国红”、“中国结”、“中国灯笼”等各种中国元素，还穿上中国传统服装和华人一起上街舞龙、舞狮子、扭秧歌，而且美国的总统和州长、市长们还会发表“祝贺中国新年”和“祝贺中国春节”的年度贺词，向所有过“中国春节”的人表达节日祝福，并用汉语祝他们“春节快乐！”看看，人家美国人怎么就不怕“中国文化入侵”呢？

这就是宽容、开放和自信！

也正是因为宽容、开放和自信，使美国成为了一个由世界各种文化兼容并蓄、高度融合的国家。可以说，所谓“美国文化”，其实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大集成，当中就有中国文化的元素。也正是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和自然融合，使美国具有了在各个领域的创新优势，而创新正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创新上，其他国家很难超越美国，除非你比它更宽容、开放和自信。

我们中华文化是经过5000年考验的、保存最完整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本应比美国更宽容、开放和自信才对，怎么能怕别的文化入侵？我们说好的“四个自信”呢？自信，首先要有文化上的自信，因为这是一个民族赖以存续和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根，对不对？

说到宽容、开放和自信，使我想到一篇美国华裔新移民写她两个孩子在幼儿园过“万圣节”、“圣诞节”和“春节”的故事，非常感慨。从中我们会充分感受到美国人的宽容、包容、尊重、开放和自信——

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的多元社会，所以“万圣节”和“圣诞节”是许多美国人最重要的两个节日，也是大部分美国人都要过的两个节日。但在一些华裔移民比较集中的地方，当地的幼儿园为了尊重非基督教新移民孩子们的感受，刻意从装饰、服装等各方面降低在过“万圣节”和“圣诞节”时的气氛，自觉地“低调”过这两个节日、“高调”过“ChineseNew Year（中国新年或中国春节）”，甚至用“Happy Holiday（节日快乐）”来代替“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但当他们知道“春节”不但是中国的重要节日，也是亚洲多个国家的重要节日并有其他亚裔提出异议时，幼儿园又将“ChineseNew Year（中国新年或中国春节）”改为了“Lunar New year（农历新年）”这样一种能让所有亚裔都能接受的叫法……从幼儿园的这种良苦用心中，我们除了感受到美国人对各种族和不同信仰的人的尊重，就是他们的宽容、开放和自信。反过来，这位中国新移民母亲在“圣诞节”遇到其他美国人时也用“MerryChristmas（圣诞快乐）”表达了她的尊重。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尊重和宽容非常重要，而且是相互的。如果大家都这样尊重和包容对方，事事为对方着想，这个社会怎会不和谐呢？

反过来说，如果你对别人不尊重、不宽容，怎么能指望别人尊重你、宽容你呢？何况你还要“抵制”人家？如果大家都互相“抵制”对方，这个社会还能和谐吗？

试想一下：美国有那么多种族和不同信仰的人，如果美国人都象我们某些中国人一样狭隘、不宽容，动辄就去“抵制”别人过自己的节日，那还不乱了套？

我们中国又何不如此！我们也是由多个民族、多种信仰的人组成的大家庭，如果任由某些人打着各种“高大上”的旗号去抵制这、抵制那，大家互相抵制，互相制造矛盾和对立，我们的整个社会怎么会和谐起来？如此狭隘、不自信，我们还怎么与别国竞争、怎么“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由此可见，如其抵制“圣诞”，不如抵制那些狭隘无知的乱世“撒旦”。

——微信 常识震惊你

http://m.kdnet.net/topic-125609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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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危机，中共新疆政策秘密文件流向世界，中美贸易战，这一切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全球的形象。法国世界报评述，2019年，习近平的恐怖之年(annus horribilis)。

今年初，一月二号，习近平以威武肃杀的语气宣布，中国大陆与台湾必将统一，本年度即将结束，对中国国家主席而言，这却是一个“恐怖之年”：经济陷入困境，然而对一个领导人来说，最糟糕的是，从现在起，中国只要有一个局部性的小事件发生，很快就会在全世界引起回响。

镇远虔诚的图书馆员们烧毁了六十几本“政治不正确”的书，竟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大哗，这个可能就是当初自己决定焚书的当局，现在必须装出理解民意，下令对烧书事件“调查”。比起新疆和香港发生的危机，这件事太微不足道了，竟然如此轰动!

香港青年为何不惜牺牲

一百万新疆穆斯林被关押这件事，第一时间并未引起西方人权人士和媒体的重视。纽约时报十一月份披露了四百页中共秘密文件。后来，美国国会抓住这一事件，欧洲人也醒悟了，他们发现事态原来如此严重。

世界报评述，2019，更应是香港危机年。自从“天安门事件”发生三十年以来，这是在中国发生的最严重事件，这一事件向世界昭示，一部分青年人已做好了准备，与其生活在中共的重厄之下，不如以牺牲去争取自由。星期天，22号，香港人为维吾尔人发声，这也是一次空前的行动。两个危机的共同之处就是激发了全世界的回响，把中国最坏的时刻暴露在世人眼皮底下。

抵制莫雷的火箭队，因为莫雷发推挺香港，取消兵工厂俱乐部的赛事播出，因为球员厄齐尔揭露中国黑暗的新疆政策。中国向世界毫无保留地显示，不仅打算限制本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而要将限制之手伸出境外，伸向世界。中国的这一敲诈方式使得不少国际企业，甚至一些国家，比如瑞典，成为受害者，他们的过错不过是没有屈服于北京的命令。

产生的结果对北京并不利。根据最新调查，中国的形象在三十四国呈现负面。在其中十七国形象更坏：尤其在北美和在欧洲，甚至在全球第一大穆斯林国家印尼，在基督教国家菲律宾，也是如此，尽管北京不惜以部署一带一路的名义在这些国家投撒了大笔金钱。

即便中国购买了希腊第一大港比雷埃夫斯海港、明显得到中国金融支持的希腊，面对中国，当地的舆论也很分裂，只有百分之五十一的希腊人对中央帝国还存着好感。

充当特朗普竞选棋子 中国很不舒服

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在美国，美国是中国领导人拿来参照的唯一国家。中国的形象在美国更倒退了十二个点。只有百分之二十六的美国人对中国还有正面印象，百分之六十的人恰恰相反。

持续经年的贸易战或签署第一阶段谈判协议，2019年，在中美贸易争执上几乎可以没有出现任何关键性的改善。中国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自己只不过是特朗普竞选连任的一颗棋子。

尽管中国官方数字被指作假，2010至2010经济成长会不会翻番亦令人怀疑，这曾是软弱的前任胡锦涛2012年给其继任者习近平制定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经济界争论异常激烈。支持改革开放的和支持行政管理经济的双方相持不下。习近平似乎选择了后者，把赌注下在公共订单上以支持需求。问题是，公共债务巨大，外国投资者开始担心中企违约。

十二月，一个属于内蒙古政府的实体已经失去了偿付债务的能力，根据日经报道，中国公营企业违约，难以偿付债务的款额在2019年达到了四百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三倍。中国当局也不准备去清空地方债务，这并不见得必然是坏事，但使得市场异常惊恐不定。

除了增长放缓，失业增加，中国政府还必须应对造成猪肉价格飞涨的猪瘟，猪肉对于中国人的日常饭食非常重要，猪肉缺货引起新一轮通货膨胀。如果说中国领导人不能为出现这一现象负责，但他们加重了这一现象，他们曾以大量进口遭猪瘟袭击的俄罗斯猪肉替代健康的美国猪肉。

习近平是自己的受害者

为了补偿对美出口减少的损失，中国与亚洲多国签署协议，但是，直至目前并没有多大成功。最新消息，由于担心中国产品侵漫市场，印度退出了地区整体经济战略合作伙伴计划，导致日本也退出。

这些累积的挫折非属意外。如果说中国禁止辩论，可以从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崇拜找到解释，自从习近平思想2018年入宪，只要对他提出意见，就是对党不满，就是诋毁领导人，谁敢惹火烧身？

世界报援引政治学者裴敏欣指出，习近平只能怪罪自己，或者说怪他过分集权。与美国的贸易争执，干预香港引发的严重问题，新疆的民族冲突，在习近平2012当权之前就已存在。但是，那时的中共集体领导体制，即便腐败和难以做出决定，却能平缓和限制危机升级，主因是领导层对风险的强烈反感。比如，2003年，香港五十万人上街反对有关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中国政府立即同意撤除相关立法。但是，毫不宽容矛盾重重的习近平，使得他的政府更容易犯政治错误，这使得中国面临的情势变得更加严重。正如一个强人必须保持一个几乎不可能犯错的形象，要纠错几无可能，哪怕这个政策毫无效力甚至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

世界报据此评论：根据这一理论的话，在2019年，习近平与其说是他人的受害者，不如说主要是他本人的受害者。

barry80

北京醫師被患者家屬殺害，引起極大民憤

央視新聞和中央社報導，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今天批准逮捕在北京市朝陽區民航總醫院急診科搶救室內行兇的嫌犯孫文斌，群情激憤的中國網友要求判他死刑。

24日上午6時許，民航總醫院急診科副主任醫師楊文在搶救室診療時，遭孫文斌持刀刺頸，經搶救無效，於25日0時50分去世。

綜合中國媒體報導，案發後曝光的監視器畫面顯示，楊文當時坐在搶救室，站在背後的孫文斌與楊文交談時，突然拿出預藏的短刃連續猛刺她的頸部，楊文當場倒地。孫文斌隨後在醫院被趕來的警方逮捕。

據一名醫師轉述，孫男的家屬跟警察說：「他4、5天前就說要殺了她，刀在3天前就備下了」。

一名參與搶救楊文的醫師昨天發文指出，楊文被砍斷了右側頸全部肌肉，以及食管、氣管、頸內靜脈、頸總動脈，和通往身體的神經，連頸椎骨都斷了。

這名醫師指出，孫文斌的95歲母親腦中風，長期卧床。12月4日送醫，由楊文首診，家屬簽字拒絕一切檢查，僅要求輸液，拒絕接受治療，每天都會因為一點點的病情變化和懷疑用藥，不停的吵鬧、辱罵、威脅。

這名醫師表示，醫護人員為楊文急救的同時，還必須儘力照護孫文斌的母親。孫男家屬案發後更在旁冷眼旁觀，若無其事地玩手機，還去騷擾楊文70多歲的老母親，且依舊動輒拒絕配合治療，不斷叫囂。

一名醫師形容，「這件事讓我動搖了當醫師的心」。

另一名醫師寫道：「我還要繼續給兇手的媽媽提供醫療服務，還不能對其他家屬感情用事。因為病人死了家屬不滿了，輿論會說我們發泄情緒在無辜的患者身上。為了輿論，要讓老太太好好地活，調集一切醫療資源…」

據報導，27日下午，600多人聚在醫院禮堂追思楊文。活動持續了約一個半小時，中途有許多醫護人員掩面哭泣著走出來。

微博訊息顯示，中國網友對孫文斌一家人發起肉搜，孫母個資已遭曝光。多名網友指控孫家子女5人都在靠啃老母的退休金，擔心醫院治療有風險，因此堅持只維持生命。

http://rfi.my/56z3

@Kevin在纽约：美国的医患关系为什么不紧张

近日北京又发生一起女医生被家属当众残忍杀害事件，令人震惊惋惜。在美国，医生是个非常令人尊重的职业，在所有职业里排第一名，医生的收入也是所有职业里最高之一，甚至超过律师。

关于美国医患关系的问题，很多中文媒介都有讨论，我的专业方向不是医疗事故，这里只作为美国生活常识的一部分，从律师的角度，对美国的医疗纠纷和大家探讨，不足地方欢迎指正补充。

虽然美国医疗技术水平属世界一流水平，但医生的医术水平有长短，病人情况也千差万别，美国的医疗事故数量并不少见，弄出人命的事故也是时有发生的；

另外美国人的权利意识强烈，也喜欢较真，且大多数美国人有枪在手，要是真搞起“医闹”报复围攻医院，那后果肯定相当严重，毕竟美国医院是无安检进入的。

但为什么在美国生活的人，为什么不常听到医闹或其他医患关系紧张，特别是暴力杀医生的案例呢？这可不是美国人道德觉悟高，而是他们有比医闹，暴力伤害杀死医生更好的问题解决方案。

总结起来，在我眼里，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法”，另一个，就是“钱”。

一、先来说说法，在美国确定医疗事故有三个必要的条件：1.必须能证明有违反医疗常规的过错发生（Breach of the Standard of Care）；2.对病人造成伤害（Damages）；3.必须能证明病人的伤害是由那些过错造成的（Causation）。在法律上要确定医疗事故，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如何确定是不是医疗事故，条件和程序都不简单。美国没有像中国一样各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因为大家认为，这些机构往往和医疗体系有着复杂的联系，公信力容易受到病人的质疑。

所以在美国，是不是医疗事故，只能由中立的法庭说了算，美国司F独立，法院和法官在国民心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公信力，美国人碰到麻烦，首先想到的是法律，而不是关系和暴力，对于医疗纠纷也是如此。

医疗事故诉讼（Malpractice Lawsuit）一般都是先找一个医疗事故律师咨询（malpractice lawyer or personal injury lawyer），越来越多州法律要求医院做到：医生对病人的治疗方案和具体内容细节，用的药品等，全部资料由第三方保管。

换句话来说，就是出了医疗事故，在几方律师取证时，拿到的资料是真实的。在美国大多数的医疗官司都是在开庭以前就厅外和解了，就是说医生的保险公司付钱了事。上法庭就是双方各讲各的理，并提供证据和证人。

与其他案件不同的是，医疗官司有专家证人（Expert testimony），一般由年资较高，富有经验的医生担任，但他们只是证人不能确定谁是谁非，最终都要陪审团来裁决。

如法庭认定是医疗事故，他们同时也会确定赔偿金额。赔偿金额美国各州法律不太一样，很多州有封顶（cap on malpractice awards），有的州没有封顶。据统计，目前美国医疗事故官司的赔偿数额50%以上超过100万美元。

几年前，一个因医院护理失误造成头部严重受损的男婴得到了9700万美元的赔偿，巨额赔偿一方面是对病人损失和痛苦的补偿，也是对责任医生和医院的警示和惩罚。

美国有严格的法律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和运转，有法律渠道维权，对敢到医院闹事的，将会面临严重的刑事处罚，也许还没有开始闹，就被警察拷进了监狱。

二、再来说说钱：首先，据联合国卫生组织数据，美国的医疗卫生投入远高于其他国家，约占整个GDP 的16%，接近20000亿美元，其中政府支付了约48%，另有36%由私人保险机构投入，真正由国民个人自掏腰包的费用不到15%（老穷残全免）。

这样，即使医疗效果不满意，也不致陷入人财两空的窘况之中。另外，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医疗责任保险业务的国家，医院和医生都会被强制购买高额的医疗职业风险保险，一旦发生医疗纠纷，保险公司就会快速介入，一切问题，有了钱做后盾，解决起来就相对轻松很多。

再有，美国各州立法：1. 对非急诊的病人，病人会先和保险公司、医院谈好付费办法，知道自付部分（co-pay）是多少，医院是先看完病后，才把账单寄给保险公司或病人付款。2. 对急诊病人则是先看病，才谈付钱。医院不得将急诊病人拒之门，那样做是违法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病人治好病后拍屁股走人，没钱付费怎么办？这种事在美国医院，天天都在发生，记得前几年，就有一位没有保险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最顶级的私立医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做心脏手术后，无法支付天价账单的事件。

斯坦福大学明知该同学没有一分钱保险，也不知道她是否能支付天价医疗费的情况下，还是给她做了手术，享受高品质的治疗后，是让她先回家（回国），才把医院的账单给她和家属的。

在这里，美国医院只负责提供高水准的医疗服务，千方百计治病（有失误要吃官司）；对病人无法支付或短款的那部分医疗费，美国政府根据医院的申请，负担大部分，医院承担一部分，慈善机构再分担一部分的方法解决。

这样医院就不会成为冤大头自己委屈独扛，有利大家各司其职做好自己的事，同时也增加了医患之间的互信和好感。

这就解释了我前面所说的，为什么在美国医生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

正是有了法律和经济这两个手段的保驾护航，美国的医患矛盾和医疗事故，都持续保持在相对低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至于有人说，美国的民众所受的教育是感恩教育，宗教信仰国家，普遍都崇尚博爱和宽容，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我觉得有一定影响，但比较微小。

https://m.weibo.cn/6479869715/4454620531142933

barry80

在北美，贾樟柯遭遇了一次意外事件……

《海上传奇》放映之前，我早早出发去电影院。

一到电影院门口，就遇到几位扛着摄影器材的同胞，他们是新华社的记者。一聊才知道，新华社在世界很多城市新建了记者站，现在增加了视频报道想要打造成中国的CNN。软实力需要洋雇员，新华社的报道组里常常可以看到“老外”。

原来祖国经济发展也让老外竞折腰，什么能问什么不能问这些洋雇员一清二楚，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每周也会参加新闻通气会。他们的问题总在中国的影响力上打转：你怎么看待中国电影在世界的影响力？你认为西方观众为什么热爱中国文化？

说实话这样的问题我每次都答不出来。

自己的工作被用来证明大国崛起，这实在是让人难为情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文化影响力不是拿钱到好莱坞办个电影节，或者去各大影展办办××之夜、放放烟火就能解决的。

终于轮到我上台，向观众介绍我的新片《海上传奇》。台下满场，让我心生得意，一半亚洲面孔，一半西方长相也呈现了多伦多的移民特点。我讲道这是一个由私人讲述构筑成的城市记忆，片中有很多采访，我必须找到那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聆听他们生命经验中的细节，才能理解历史。因为对我来说，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抽象的。

这次大会安排给我的翻译是一个原籍天津的女孩她八岁出国在加拿大长大。翻译的中文口语非常熟练，只是我从小被学校训练，习惯用书面语演讲，这给她添了些麻烦。当我谈到“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抽象的”时，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措辞就翻译成了“历史是模糊的”。

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刻发生了——台下一位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岁的中国女生，突然站起来打断我的发言，高声说道：“翻译在篡改导演的讲话！”

剧场瞬间安静下来，人们被这一幕搞懵了，都愣在那里。那位中国女生突然用英文讲起来，然后又把自己的话翻译成中文，她说：导演说历史是抽象的，而翻译却故意翻译成历史是模糊的。让西方观众以为中国不重视历史，什么都是模糊的，这是别有用心地抹黑中国！

我愣在那里，一下子没想明白“抽象”和“模糊”的区别，因为同时我在想另一个问题，一个翻译上的错误，是不是有必要上纲上线说成故意抹黑中国。

我一时想不明白，好在主持人换了话题问我，我开始继续介绍电影。过了一会，当我从舞台上走下来的时候，这位女生突然拉住我激动地说：你的翻译是不是台湾人，看样子应该是台湾人，她在故意歪曲你的讲话，她在抹黑中国，她应该是“台独分子”。

我说：不，她是天津人。

她愣了一下突然跑到旁边的新华社记者那里，面对摄影机说：刚才那个翻译歪曲导演的讲话，她在西方人面前讲中国人不尊敬历史，中国的历史是模糊的，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

我像局外人一样，站在一边看着这位女生。她将个人、政府、国家概念模糊在了一起，为了虚无的面子，可以无视一切，这就是她的“爱国主义”吗？

她的低龄也让我吃惊，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生活在北美的中国女孩如此激烈的国家主义信仰，和如此脆弱的国家信心？

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北美，让我遭遇了年轻的“爱国者”。

晚上电影节放映《海上传奇》，开演前进来一位九十多岁的上海老奶奶。听说她1949年离开上海后，再没回去过。放映结束的时候，看她的家人把她用轮椅推走。我不敢跟她交谈。对电影，对上海她怎样反应，我都无法承受。离开家六十年，看到今天的上海，她会跟我说些什么呢？长久的分别，再次相遇的时候都会是一种尴尬。

意外的是有一位女生，二十岁左右怯生生的样子，放映后她问：

导演，我想问你一个会让你不愉快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给西方人看吗？

我说：我在拍上海的某个侧面，上海除了浦东、淮海路之外，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

女生突然愤怒起来：那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我也愤怒起来：想那么多外国人干吗？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短暂的沉默后，女生对我轻蔑地一笑，说道：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

我被她的话惊成了傻子，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

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

如果集体回避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未来会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用电影描述我们的不堪，给社会一种改变的要求或许才是可行之道。如果人人粉饰太平，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被别人用枪押着走向五棵松体育场，去面对一种痛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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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ed

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

这就是奴隶和奴才的分别了 。。。。

爱一个国家是爱这个国家的领土和人民。。。

如果只是爱面子和维护领导人的话，那不是奴才是什么 ？

barry80

陶傑 - 呼喚李鴻章

美中重開貿易談判，中國副總理劉鶴傳聞出面簽署。大陸網絡一片大罵「現代李鴻章」。

中國人七十年來有所謂李鴻章情結。由於其歷史教科書之偏頗，將李鴻章塑造成百年賣國第一人，一旦玻璃纖維般脆弱的自尊心受外國交往壓力，李鴻章這隻妖魔就釋放出來，令中國人眼前一片幻影，痛苦嘶喊，繼而呼打喝殺。

但是李鴻章是甚麼人？中國歷史教科書缺乏此人之人物性格研究。

首先劉鶴不是李鴻章。李鴻章做宰相之前已經有了一支淮軍，與恩師曾國藩的湘軍並為輝映。

太平天國之亂，李秀成投降，曾勸曾國藩挾湘軍與李秀成的舊部合作，打回天京，把皇帝的寶座搶過來，你曾國藩坐，李秀成做你的國防部長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曾國藩一度心動，想了想，還是不敢押此一注，將李秀成處死，更改其供詞，再一次向慈禧表忠。

曾國藩此一念之差，改變了歷史。李鴻章是另一個曾國藩，團練過淮軍，又統帥北洋水師，本來權傾朝野。唯李鴻章身邊的阻力不少：首先清廷政壇有一股特別勢力，人稱「清流黨」，其崛起於同治年間，是一股專門搖唇鼓舌、指點江山的所謂「鷹派」。

這股純由低級的五毛口水匯聚成的「清流」，本來以滿清「不准妄議中央」的文字獄，是要抓殺的。但因為光緒皇帝主戰，其帝師翁同龢也主戰，很奇怪地，「中央」變成了清流黨的首領。

此外還有一個慶親王。慶親王是太子黨資深人士，對於日清戰爭的佈局，以皇親國戚身份，也要插一嘴。慶親王中間落墨，指出要日本在朝鮮與清軍一起撤退，才肯講和。

紫禁城裏的光緒沒有出過國，不知國際大場面，只盲目聽從翁同龢與清流黨煽惑主戰。李鴻章倒心中有數。

但清廷的所謂外交，李鴻章本人是一條線，與日本與英國接洽。總理衙門的官僚又是另一個系統。還有一個北洋大臣，也自己與所謂外國勢力有點「溝通」。權力山頭林立，又遇到一個事必精細恭親、迷戀權力的光緒；而光緒身後又有一個要慶賀六十大壽、不想大生日時有兵凶沖喜的慈禧太后。因此清國的敗象，尚未與日本開火，已經注定。

李鴻章在夾縫中喘息生存，還是有點本事的。這就是一點點政治智慧。今日無論中港，還那來的李鴻章？欲出李鴻章而不得，會不會方為真正的悲哀？


陶傑 - 李鴻章的煤炭問題

美中貿易談判即將簽署協議，中國網民被本國的歷史教科書洗腦，紛紛大罵「現代李鴻章」。李鴻章變成中國人心結一個內在的妖魔符號。

李鴻章被視為「喪權辱國」的漢奸象徵，但一度有中國歷史學者指出，李鴻章其實很為難，他忍辱負重，沒有賣國。

皆因 1894 年日清戰爭爆發之前，北京城中無知市民都以為北洋海軍打贏日本易如反掌。

加上朝廷內的民族主義「清流黨」與帝師翁同龢合流，力迫光緒皇帝主戰。其時清國民間有一股「一旦打贏日本，東亞即為大清天下」的亢奮氣氛。

但是最知道打不得的，就是有實務經驗的李鴻章。

首先，北洋海軍的戰艦雖然購自英國，但在軍港中缺乏維修。

海軍艦隻行駛要靠燒煤。燒煤的鍋爐，是每一艘軍艦的心臟。

當年中國的煤礦在東北開灤一帶。清廷早就成立了一個「開平煤礦局」，第一條鐵路由天津到開灤，正是為了運輸煤炭。

然而，權傾洋務運動的李鴻章卻與清廷的皇親國戚勾結往來，將開平煤炭局的經營權交給了李鴻章的心腹張翼。張翼又有私心，將開採的煤炭精良的部分自己扣下來做私幫生意，向北洋水師艦隻鍋爐提供的媒炭，質量粗糙。劣質的煤放入鍋爐，令鍋爐機器損毀，大量煤渣沉積，削弱了北洋水師海上航行的推動力。

北洋水師為何戰敗？歷史教科書只講一半，不說另一半。煤炭問題，是日清戰爭裡其中一個因素。國家級的煤炭局由國企經營，國企的主事者又是李鴻章自立山頭的自己人，任人唯私，日清戰爭清國又豈能不敗？

在這方面，中國人的百年李鴻章情結幻影，卻又倒不真的是空穴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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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的作风  ~ 领导人是拿来拜的。。。

千错万错都是奴才的错 。。。。

64 的学生要的就是改革开放。。。

政府拿他们来杀了， 过后才来改革开放。。。

功劳归政府。。。

barry80

长平观察：两次死刑带来什么正义？

被判死刑21年之后，孙小果再次成为“扫黑除恶”的典型，最近又被判处死刑。时评人长平当年是最早报道此案的记者之一，他看见死刑“震慑”的虚伪，以及《1984》自叹弗如的中国审查机制。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做记者的时候，我有若干次机会看见自己的报道对象被投进监狱，甚至被送上刑场。那种感觉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往往恶行累累，却被长期庇护，经过我的报道揭露之后引发轰动，沉冤昭雪，罚当其罪；另一方面，我很早就对这种通过倚重舆论打击犯罪的模式充满怀疑，认为它很难实现普遍的社会公正。
1997年12月下旬，我和同行朋友余刘文在昆明采访了一起流氓团伙案。他们横行夜店，敲诈、殴打、羞辱、强奸"三陪女"，其中有若干未成年人。这个团伙的领头叫孙小果，当时才20岁，本来已因另案被判刑，却因司法腐败没有进过一天监狱--其母亲孙鹤予曾在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队供职，继父李桥忠时任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任副局长。

作恶者和受害人都不容易采访。我在一篇采访手记中写道：

最应该愤怒的人，那些受害者和他们的亲人，却没有半点愤怒。他们只有悲伤，绝望，极其灰色、畏缩的状态。这是我们至今抹不去的印象。所以我们想写出那些最底层的人在强权之下的生存状态。社会首先让他们蒙羞--他们下岗之后不能给女儿以抚养，这些未成年的少女被迫从事为法律和社会道德所不允许的"三陪"工作；其次，监督失效或根本未受监督的强权让他们受难；于是，他们失去了生存的尊严甚至勇气，卑贱地苟活着。他们的状态，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想到"贱民"或者"草民"这样的词。按照某种理念，他们也应该平等地活在世上。但是，按照另一种甚至他们自己中的一部分人也认可的理念，他们这样活着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在本地的同行朋友和一些正直的警察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这次采访，写成报道《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发表在1998年1月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头版。当时孙小果已经被抓捕，但是由于其父母的干预，办案警员受到极大的压力。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事情不仅变得顺利起来，而且加快了速度。仅仅两个月之后，孙小果被判处死刑。

由于受到威胁，同事余刘文离开广州，躲避了一段时间。
1999年3月，云南省高院二审改判孙小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缓刑意味着不仅免死，还一定会有机会减刑。

被判处死刑21年之后再次被判处死刑

直到2019年，孙小果再次成为"扫黑除恶"大案的主角，我们才知道： 2007年9月，云南省高院再审改判孙小果有期徒刑二十年。2010年4月，孙小果经多次减刑后刑满释放，实际服刑十二年零五个月。

2019年4月，21年前被判处死刑的孙小果出现在中央督查的"扫黑除恶"名单上，引发舆论关注。

媒体报道称，孙小果刑满释放之后，携同其团伙成员有聚众斗殴、开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犯罪，涉嫌黑恶犯罪。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进驻云南后，将该案作为重点案件进行督办；随即，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又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

2019年8月12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陈豪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个发布会上表示，对孙小果的犯罪活动、犯罪事实以及关系网和保护伞全部查清。

这个传奇的案件引发海外舆论对孙小果生父的真实身份的猜疑。

不过，成为又一场运动的典型的孙小果，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有翻身的机会了。2019年12月15日， 19名涉孙小果案的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被公开宣判，其中孙小果继父李桥忠获有期徒刑十九年，孙小果母亲孙鹤予获有期徒刑二十年。2019年12月23日，孙小果被判处死刑，决定执行死刑。

《1984》自叹弗如的审查机制

习近平时代的"重拳出击"已经让社会麻木，孙小果案这一"扫黑除恶"重点成果，尽管带有"死而复活"的传奇成分，也只有在官样宣传文章中"大快人心"。跟近年来的"铁拳反腐"一样，它让人们看到不首先不是正义的彰显，而是权力的压抑。

2012年，有家出版社编辑了我和几位同行的新闻作品自选集，在已经通过终审、正要付印之时，被中宣部叫停。在那本被禁止出版的书里，我对于孙小果案写道：

如果没有权力背景的暗示与遐想，孙小果未必是这样可怕的恶魔，他的母亲也不过是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而已。但是在昆明采访期间，我们反复被同行提醒要小心再小心，这时这个可怜的母亲也几乎变成可怕的恶魔了。她的确在寻找我们。我们住在一个没有什么生意的宾馆，阳光透过那些空闲的门窗懒懒地照着，服务员悠然地坐在门厅的沙发上织毛衣，不时还轻声哼唱着流行歌。但我们无法安然享受这种怡然自得的氛围，有时不得不疑神疑鬼，紧紧张张。孙母其实是一个被权力背景毁坏了的妇人，而她又破坏了如此安宁的生活。当然，被破坏的生活更在于这起事件中的受害者。和孙小果的不幸相遇使得他们连最卑微的生活也难以为继。在和权力的遭遇战中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浑身发抖。

当年的《南方周末》已经不复存在，言论自由的空间几近为零，就连体制内的"舆论监督"也只剩下"舆论打手"的功能。认真思考的人们早已经明白：这种作为权力斗争手段的运动式治理，哪怕裹挟"两次死刑"的"震慑"，也无法带来真正的公平正义。

21年之后，我成为一个生活在德国的异议写作者。因为这个案件的戏剧性，《南方周末》当年的报道再次被提及，我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但是，国内对此报道的回顾中，仍在国内工作、不大愿意被提及的作者之一余刘文的名字被反复提及，我则不见踪影。一篇以"孙小果案背后被遗忘的英雄"为题的网文，呼吁人们记住那些因打压而湮没的南方系编辑记者。文章提到我撰写的包括孙小果案件在内的三篇报道，但是不仅没有提及我的名字，而且十分流畅地抹去了我的存在。

我当然并不介意是否被网民提及名字，只是感慨这种让《1984》自叹弗如的审查机制：即便那些以反抗为名留下的文字中，历史也被改写得不着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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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80

忽略習近平批示惹怒-陝西原書記趙正永遭開除

前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被開除黨籍，看中紀委羅列的罪名，最重要的已不是貪腐這種放在那位落馬官員身上都能叫響的罪名，而是“拒不落實兩個維護的政治責任”，說穿了就是秦嶺違建別墅案，習近平批示六次，直至“大怒”，陝西才有動作。趙正永觸動習近平絕對權力的神經，因此被視為“違逆”，

正因此，趙正永被封為“兩面人”，意思是當面唯唯，背後敷衍，官媒當年曾報道秦嶺違建別墅案讓習近平“震怒”，因為他批示六次，陝西地方都在敷衍。

陝西自2018年7月秦嶺未見別墅大肆拆除以來，陝西官場連續震動，數名高官接連落馬，抓了趙永正，習近平應該歇怒了吧？周六，中紀委公布趙正永種種罪行，宣布開除中共黨籍，取消享受待遇，立案審查調查，意味着趙正永案進入司法程序。

通觀中紀委公布趙正永的罪名，除了一般性的大搞特權，大搞權錢交易，肆無忌憚聚錢斂財外，都與“違逆”習近平有關，通報之，他是典型的“兩面人”，“對黨中央決策部署思想上不重視、政治上不負責、工作上不認真，陽奉陰違、自行其是、敷衍塞責、應付了事，與黨離心離德，無視組織一再教育幫助挽救，多次欺騙組織、對抗組織審查。”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最近一次年終政治局“民主生活會”時，還特意重申各位要管好家人，家風要正，趙正永的罪名里恰恰有這幾條：“道德敗壞，家風不正，對家人、親屬失管失教”。

不過，根據中國媒體報道，秦嶺違建別墅案其實發生的階段很長，與另一位姓趙的中紀委書記趙樂際陝西任職期間交叉重疊，趙樂際2007年至2012年年末調至中央之前，將近六年的時間是在跟趙正永共事，趙樂際擔任書記，趙正永擔任副書記，兼任省長，趙樂際2012年升任政治局委員、中共組織部部長，趙正永成為陝西省委書記。

秦嶺違建別墅始於2002年，從那時起，到現在跨越17年，有人簡單算了一筆賬，這期間，主政陝西時間最長的省委書記是趙樂際---2007年3月至2012年11月，整整5年零8個月，其次是李建國---1997年8月至2007年3月，4年，下來才是趙正永，2012年11月至2016年3月，總共3年5個月。

如果中國央視去年1月9日播出的秦嶺違建別墅整治始末記錄片無誤的話，給出習近平批示這件事的時間是2014年，不知這是不是習近平第一次批示，這也就是說趙樂際已於兩年前從陝西升遷到中央，趙正永當第一把手的時候。趙正永可能還在按照慣性辦事，官媒報道，習近平2014年批示秦嶺違建，要求陝西省關注，陝西省委辦公廳5月15日收到批示，但時任陝西省省委主要領導趙正永沒有在省委常委會上進行傳達學習，也沒有專題研究，只是作了簡單批示…據報道，習近平在四年間下了六次批示，陝西居然能夠一如既往敷衍，最後終於觸怒了習近平，下令整頓，趙永正觸動習近平絕對權力的神經，陝西當局犯下大忌。

有分析認為，趙正永此案，算是再一次對習近平忠誠度不十分夠的高官們敲響了警鐘，如何才能做到“兩個維護”，這其實就是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總結的，要對習近平“絕對忠誠”。他說：“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否則就是兩面人，去年九月出了個前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現在輪到了前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比這兩位早一些，也背上兩面人罪名的是“網絡沙皇”魯煒，他於前年年底就出事了。不斷地抓出一些黨內的兩面人，才能不斷地強化習近平的權威，正因此，兩面人以後還會有，說不定還有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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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80

陶傑 - 阿里巴巴遇上芝麻關門

香港電影界遭受香港六月逆權風暴影響，大陸掀起普遍仇港潮，電影人員在大陸開工不足，加上大陸政治審查更趨嚴厲，2020年前後，兩部巨型的「港產片」是《葉問》第四集和《中國女排》。

若監製導演為電影的靈魂，《葉問》導演葉偉信；《中國女排》是陳可辛，則無論軀殼與衣服如何是大陸的意識形態，總算是所謂的香港電影。

但這樣一來，所謂港產片，瞎子都看得出來，已經是經過改造了靈魂，有如老舍，「解放」前寫《四世同堂》、《駱駝祥子》，「解放」後寫《龍鬚溝》。

香港導演也慢慢走上同一條路，分別在於，當年的老舍和曹禺，即使改造了思想，也只不過是一名人民作家，沒有錢；今日香港電影導演監製，則可賺億萬金元。

此兩部重頭戲，在製作上有香港高等華人、亦即能借鑑荷李活製作技巧的「外來特色」，包裝的卻是非常中共的愛國民族主義。

不如倒序二十年：二十年前，這個行業一片歡欣，「大陸市場」北上「搵人仔」被視為有身份、有價值地位象徵。

然而二十年前，中國仍是江澤民時代。江澤民到底是四十代末接受民國大學教育的人，與右派出身的朱鎔基一樣，懂得一點英文，是年輕時略見過一點西洋場面的人物。

大陸的人治，可怕在這個地方。當最高人物還喜歡說兩句英文、欣賞二胡、會唱兩句帕筏洛提的〈我的太陽〉之際，中國的電影、寫作、言論、學術，總還有一點鳥籠的「自由」。

但領導人換了畫，下面的所有跟著搬龍門。當中共大肆「紀念」所謂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七十周年之際，就像英文說的：那行字已經寫在牆壁上（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凡從事與任何思想、心靈、人性想像等事業有關者，其生涯若在大陸，不論你是手操電影攝影機，還是手裏有一支筆，全部開始倒數。

正如聰明的廠商，必在川普勝出總統後，開始部署撤出中國，聰明的寫作人和創作人七年前就應該看到此一警號。

香港六月風暴，只是此一趨勢的催化劑，並加重中國現代義和團民族主義的仇恨指數。亦即本來港產片可以十部裏通過三部的，經過香港事件之後，只能通過一部或半部。而已有兩部樣板在上，葉偉信與陳可辛，各領取得到此一名額。

那麼所謂二三線以下的電影，包括小品製作、略有點東西想傳遞給觀眾者，通通冇得撈。連大陸的賈樟柯，本也屬歐洲影展青睞的新晉社會寫實導演，亦首當其衝進入冬眠。

然而，賈樟柯是知識分子，在大陸行走，早有一套適應方法，香港的電影行業人士，最大的缺乏是平時讀書少，缺乏像賈樟柯、張藝謀那類中國導演尖銳的政治觸覺和社會知識基礎，平時不識憂患，市場得意時北京錢櫃或銀泰中心卡拉中心花天酒地，生活過得像八十年代尖東一樣，而不懂得及早留一手。

香港電影，不錯，大陸是一個出路，但狡兔三窟，一定要懂得自保。在市場上略為「開放」時，最大的誘惑是港產片導演忽然覺得自己升格為荷李活導演，一部戲票房數以億計。如一般葡京賭仔，來自深水埗，以為刀仔鋸大樹，口袋裏用五百元就去了葡京，那知一夜之間贏了三千萬。幾時遇到如此場面？如果你是這位賭仔，第一夜贏了三千萬即刻離場，將贏來的錢買了你在深水埗的那間劏房，然後剩下的錢迅速辦理加拿大或澳洲的房地產投資移民。

但香港電影人絕大多數覺得要與何鴻燊分身家，一直戀席下去。有了錢，還要趕快匯出化為美金。最好像陳大導演一樣，同時擁有加拿大籍。大陸的小鮮肉大明星全部都如此有退路。

現在這個，登上權力寶座，眼見中國電影這個圈子是洗錢天堂，包括愛國愛黨人人陽奉陰違（戲子的表忠又如何信得過啦），於是狠下審查殺手，令中國電影進入一片寒冬。

香港的戲院即變成釜底抽薪，院線只能上荷李活，以中國市場觀眾為主的低智商大製作。於是因害循環，令香港戲院也難以經營下去。此時出現完美風暴：這一代人人都低頭看手提電話，即使英美都不願意買票進戲院了。華語電影市場還加上沒有自由，這個行業是多米諾骨牌倒下的頭幾張。

不要以為護旗表忠就有得撈。今天你就算表忠護旗一百次，劇本向北呈遞，審來審去就是石沉大海。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二十年來，這個行業的人，無論台前幕後，若專心進修讀書，你今天根本就不會再向上交劇本，像李嘉誠一樣，有序撤出香港，在加拿大找到安樂鄉。


陶傑 - 電影煮蛙錄

中港政治衝突，大陸人民掀起仇港潮。港產片在大陸不太受歡迎，香港影視製作人員嚴重開工不足。

可憐二十年來，香港的電影人眼中只有大陸市場，編劇拚命絞盡腦汁想迎合中國國情，製作和上映，盡量配合大陸的潛規則。一部千辛萬苦過得了關，票房賺了錢，花天酒地歡慶，以為找對了經絡門路。

哪知道開下一部時，上面的官員換了人，然後，國情也收緊了，潛規則也變了陣，於是以前經歷過而確立的，通通不再算數，一切由頭開始。

唯一可以立不敗之地者，是「葉問」系列。第一集，主角和主題，尚且在大講弘揚所謂的武德之化，研究中國的功夫哲學。痛打洋人的愛國民族主義思想，在許多年之間一集比一集濃烈，這就是製片人和編導一直替大陸的政治市場把脈探熱，不斷自我轉身配合適應大陸的國情潛規則千變萬化之結果。

而萬變不離其宗者，即中國之消費人口再多、市場再大，一切都要配合「國家政策」和「黨指示」。正如水，形態不一，但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的結構永遠不變。

此一結構即永遠為政治服務，政治形勢在今日，大陸要你拍什麼勵志片，也不要你文藝浪漫愛情，唯有宣揚愛國民族主義為主題的所謂香港電影，有香港的電影製作技巧：武術指導、剪接、特技，是大陸電影幕後人學不來的，才有你香港電影討吃的一份。

在二十年慢水輕加熱煮青蛙的過程中，香港的電影人確實有許多工作機會，也賺了許多錢。青蛙在那隻大鍋裏，忽然好像開拓了視野，有一種在大江湖大天地間暢泳的歡欣感覺。

然而其間香港的電影工作者沒有了以前的膽識，沒有了激情，也沒有了殖民地時代的創作力。青蛙不知不覺煮熟了一半，縱使還在游着，小腦條件反射，還以為在活着，而且活得還不錯。

忽然間那隻鍋卻風雲變色，原來一鍋的青蛙才發現，即使個個表態做了護旗手，譴責了暴徒，那一泓濁水卻一下子不止變成沸水，而且還是滾油。

在香港電影人多年來還在爭論港產片有沒有靈魂之際，不知不覺之間，只有最專注賺錢、於電影創作最沒有興趣的，才是在鍋裏唯一最後掙扎而貌似半煮熟卻終究還活着的青蛙。

barry80

張千帆：要「強國」？自由則國強

如果今天不能擺正自由和強國的關係，可以毫無懸念地說，我們將繼續栽跟頭。

【編按】：本文為中國自由派法律學者張千帆，在2019年末向中國執政者再次呼籲還自由於人民的聲音。
近幾年，「強國」又成主流媒體力捧的話語。各種「強國論壇」、「強國社區」層出不窮，「學習強國」成了所有黨員乃至一些地方的非黨員必須完成的作業。伴隨着新一輪強國運動，各種國家主義言說也甚囂塵上。然而，國何以強？這是中國自1840年以來就面臨的老問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屢次栽了大跟頭。梁啟超曾說，「少年強則國強」；胡適則說過，「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但是他們的話大都被當時的青年當作耳邊風。如果今天不能擺正自由和強國的關係，可以毫無懸念地說，我們將繼續栽跟頭。

國家要富強，必須有自由。這是近四十年的中國經驗一再告訴我們的常識，一切的所謂「中國奇蹟」都是建立在國家鬆綁基礎上的。道理很簡單——自由是人的天性，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因為扼殺人民的天性、束縛人民的自由而變得富強。國家是由一個個實在的人構成的，強國的基礎是「強人」——不是一兩個獨裁強人，而是要儘可能讓所有人都成為強大的人；只有強大的個人才能造就強大的國家，而強大的人必須是自由的人。如果一個人思想不獨立、經濟不自立、人身不自由，他就是一具死氣沉沉的行屍走肉，怎麼可能強大呢？如果一個國家充斥着一具具虛偽懦弱、未老先衰的行屍走肉，又怎麼可能強大呢？任何一個壓制自由的制度都不會帶來富強，而是必然會讓這個國家衰落。

顯而易見，經濟增長需要經濟自由和私有產權的憲法保障。經濟行為就是所有理性自私的個人通過自由交易追逐自我利益的總和，只有自由的憲政制度才能將人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發揮到極致。斯密告訴我們，自私人性是創造社會財富的最強大動力。一切國家干預的必要性加起來，都不足以壓倒經濟自由的必要性，壓制自私人性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只能是走向國家衰敗的死路。

同樣顯而易見，一個正常的國家必須尊重人身自由，讓人民免於警權濫用的恐懼。如果連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賺再多的錢又有什麼用？肖建華、吳小暉的商業帝國可以在一夜之間灰飛煙滅。如果隨便發個貼就有可能被扣上「尋釁滋事」乃至「煽動顛覆」的罪名，在派出所、看守所受盡屈辱，那麼很多人就會因恐懼而變得懦弱。一個令人恐懼的國家貌似強大，但是一個讓人民恐懼和懦弱的國家只能是一個弱國。

如果人民沒有思想和信仰的自由，那麼他們就不可能獲得什麼經濟或人身的自由。如果連隱藏在你腦子裏的思想或信仰都掌控在國家手裏，國家可以像動外科手術那樣對你進行精準洗腦和嚴密管控，那麼在這樣的國家還能奢望什麼外在的人身或經濟自由呢？思想和信仰是人之所以有別於一般動物的能力，也是人類文明秩序得以建構的基礎。如果多數人受到思想管控而成為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的殭屍，甚至連動物的血性都沒能留下，剩下的一點小聰明都用在爾虞我詐、相互投毒的自我傷害上，這樣的民族怎麼可能自由或富強呢？如果14億個創造知識和財富的大腦變成了一個腦袋，那將是對這個國家多麼巨大的削弱！

如果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再好的思想也走不出朋友圈。沒有思想和信息的自由傳播，一個國家既不會有真理，也不會有真相；無知、愚昧、虛偽、懦弱將統治這個國家，逢迎拍馬的無恥小人混得風生水起，真知灼見被當作危險異端而四處碰壁。公權濫用肆無忌憚，人民疾苦得不到聲張，連統治者自己都「盲人騎瞎馬」，既不懂文明世界的大勢所趨，也不知自己所處的真實困境，在拍馬小人的重重包圍下昏招迭出。這樣的國家能強大嗎？

如果有了全部的自由，唯獨沒有選舉的自由，候選人不能自由競選，選民不能自由投票，那麼幾十年改革的成就可能一夜歸零。週期性選舉是迫使政府對人民負責的唯一方式，也是防止制度倒退、實現德政善治的唯一方式。自由批評固然能讓政府一時忌憚，但是對於一個早已習慣了被罵的政府來說猶如隔靴搔癢、無濟於事。沒有選票政治，便只有恐怖政治，最後連批評的自由也不會剩下。政治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活動，選舉會激發最大多數人的政治熱情，讓儘可能多的人共同參與這個國家的治理，而不是像動物那樣被治理。一個沒有選票的人必然是弱者，一個沒有選舉的國家必然是弱國，真正的強國必定也是民主國。

不要和我說什麼「東亞模式」——日本、香港、新加坡。香港人正在爭取自己的「真普選」。日本雖然自民黨長期「執政」，但是參眾兩院都有強大的反對黨。日本的戰後奇蹟歸根結底是憲政民主的奇蹟，其中固然有自民黨的執政功勞，但更有反對黨制衡監督的功勞；沒有後者，前者會和極權國家的執政黨一樣腐敗。即便新加坡也是有選舉的，儘管選舉體制不完全公正，但人民行動黨還是靠選票執政的；選票促使新加坡的執政黨積極為選民服務，同時控制了它的腐敗。我們學新加坡，不是要學它如何集權——這是它要向我們「學習」的；我們要學的是新加坡的執政黨如何競選，即便有缺陷的真選舉也比完美的假選舉好。

少一些奢談吧！如果有人真地想讓這個國家強大，那就請把選舉權還給人民，尊重人民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財產權等一系列憲法體現的基本權利。當然，自由不是恩賜的，而是要靠人民自己去爭取。今天，我們人民至少不應再受矇蔽，為了強國而放棄自由，而是應該積極為自己爭自由。因為，人民的自由就是國家的強大！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228-opinion-freedom-hopes-in-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