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中对瘟疫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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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从字面上分为“瘟”和“疫”
（世界上很早的字典之一，汉代书籍）中就有对“疫”的记载：
“疫，民皆疾也”。在《集韵》（中国宋朝时期编撰的古籍）中释义：“瘟”为“疫”。

由此可见，瘟和疫在古代就是代表在民间流传的疾病，也就是所谓的传染病，通常还具有发病快、传染性强、危害大等特点，譬如鼠疫、天花、霍乱、SARS，以及现在爆发的武汉肺炎。

中国历史上对瘟疫的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
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为具有强烈传染性的致病邪气）疾。”

《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
”《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cī，与吃有关的疾病）废。风生，
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
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瘟疫和動亂往往相伴而行

中国东汉年间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
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瘟疫频发时期。瘟疫持续了196年，灾情持续时间长，传播范围广，程度剧烈。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讨伐孙权，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营爆发了可怕的瘟疫，
逼得曹操不得不退兵。在赤壁之战前，曹军之中已经出现了少量的患者，后来瘟疫难以控制，曹军之中死者大半。

曹植的《说疫气》之中，对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的惨状有着详尽的记载：“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yì），或覆族而丧。”

曹丕在《与吴质书》之中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徐干）、陈（陈琳）、应（应玚）、刘（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根据史料记载，建安七子之中的王粲也死在了这一年，王粲去世之时才41岁，王粲随曹操征吴，这一年曹营之中发生了疫病，王粲很可能在军队之中被感染，在回军途中突然去世。而建安七子之中的另外两位——孔融在建安十三年被杀，阮瑀在建安十七年病死，也就是说，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让“建安七子”成为文坛绝唱，一个都没有留下来。这五位陨落在瘟疫之中的文坛巨匠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相比于平民百姓，他们的饮食和卫生条件要好一些，而且与老鼠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他们的离世说明灾情已经无法控制，已经波及到了上流阶级，老百姓感染者十之八九。

善恶有报天人感应
在《太平经》中提到：“天地病也，故使人亦病之，人物病也，即天无病也……故使人病也，乃乐觉之也；乐不觉，故死无数……夫人有病，皆愿速较为善，天地之病，亦愿速较为善矣。”这种天人对应关系强调人体的健康和疾病，认为积善可以修复人身疾病的根本——天地之病。而人所行功德和罪孽都会被天神记录，到了一定时候，天神便根据其善恶，予以赏罚。对于为善的人，就会为其赐福、增寿；对于作恶的人，就会对其降福、减寿。

《正统道藏·正一殟司辟毒神灯仪》中说：“人禀性，而祸福自来。故庆源乃袭于积善之家，
而殃咎必几于作恶之者。积善者有余庆，则可保于安宁；积恶者必有余殃，则难逃于谴责。”

从此文中，道教祛瘟辟毒的禀告中可以看出来，道教在做仪式时就会告知人们瘟疫的产生是“善恶报应”的结果。
道教认为天道是宇宙正义的准则。

阴阳失调
道教同样认为：昼夜轮替、寒来暑往、周流不息、循环不止，都是天地阴阳正常运转所致，反映了大自然中的宇宙秩序。

《太平经》中认为：“生，阳也；卒，阴也。事阴不得过阳。阳，君道也。阴，臣道也。事臣不得过于君。事阴过阳，即致阴阳气逆而生灾。事小过大，即致政逆而祸大。阴气胜阳，下欺上，鬼神邪物大兴，而昼行人道，疾疫不绝，而阳气不通。”也就是阴气不能超过阳气，否则就会招致祸患，正道会逆转而产生大祸，人道则感染疾病而不断绝。可见天地阴阳失调所导致的灾祸是极其严重的。

瘟神作祟
《正统道藏·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十三·斩瘟断疫品》详细记载了五瘟鬼的名字及作用：“东方青瘟鬼，刘元达，木之精，领万鬼行恶风之病。南方赤瘟鬼，张元伯，火之精，领万鬼行热毒之病。西方白瘟鬼，赵公明，金之精，领万鬼行注黒之病。北方黑瘟鬼，钟士季，水之精，领万鬼行恶毒之病。中央黄瘟鬼，史文业，土之精，领万鬼行恶疮疽肿。”这部道教经典中便认为瘟疫正是由这“五瘟鬼”作祟而引发的，且不同的瘟鬼在施法时，所产生的瘟疫也是不同的。那么，瘟神、瘟鬼为什么要行瘟呢？道教认为，这正是由于众生所造恶业而感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