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醫院的骨科一直以來都面對著一個問題：手術室不足。
醫院裏只有兩閒手術室，卻同時要服務外科、婦產科、骨科、耳鼻喉科和眼科的病人，不只是設施不足，就連麻醉科的人手也很緊張。
很多時候當我們已經將病人的名字排入手術名單中后，卻因爲有媽媽難產，或是有人肚破腸流必須進行緊急手術而將已經被排進名單的手術挪后。
受影響的，通常都是骨科病人。
其實這種情況也無可厚非，畢竟相較起來，骨科病人的情況一般上都不算危急，就算手術被拖延了，也不會對生命造成直接的影響。
但是對病人來說，卻為他們造成了不少的麻煩。
一般上病人在手術開始之前的六個小時就必須開始禁食，但是我們往往請病人在早餐或午餐之後開始禁食后，眼見當天因爲緊急手術太多，實在是沒有辦法為病人動手術，便得在深夜時分允許病人吃東西，隔天再重新禁食。
這樣的循環可以重復個兩三天，甚至是四五天。
試想想你每天早餐之後就開始不吃不喝，然後滿心期待可以動手術，等啊等的到了淩晨十二點，一個醫生跑來跟你說：“對不起啊，我們今天不能替你動手術，你先吃點東西，明天早餐過後再禁食。”
你看了看床邊的櫃子上只有一條白麵包和白開水，三更半夜的你又不能讓誰去買東西給你吃，醫院也不提供膳食了，你只能胡亂吃些麵包然後睡覺。
隔天，同樣的事情發生。
再隔天，同樣的事情發生。
再再隔天，淩晨十二點，説不定你早已經一手捧著白麵包一手捧著白開水，在醫生還沒開口前就在他面前把東西給吞了下去，當作無聲的抗議。
我們身為醫護人員，在面對這種情況的時候，很尷尬。

病房裏有一個伯伯，有糖尿病好幾年了，進來的時候説腳上長了個瘡，流膿發疼。
我們為他清理傷口，把已經壞死的肌肉給去除掉。
隔天，傷口又有膿水流出來。
老闆看了之後說：“把他那受影響的腳趾給切掉（Ray amputation）吧！”
於是我們將他的左腳第一和第二只腳趾給切除了。
接下來的幾天，我在為伯伯檢查傷口的時候，見傷口復原得不錯，便對他說：“伯伯，你出院后一定要到附近的診所洗傷口哦，不可以自己洗，不然發炎受感染了你也不知道。”
伯伯很開心地點頭說：“一定，一定！我可以出院了嗎？”
我說：“我們再觀察多幾天，如果沒事應該就可以回家了。”

可是過了兩天，情況急轉直下。
老闆看著伯伯腳上那流膿的傷口，又就著自窗口射進來的陽光看了看手上的X光片，說：“我看，我們要切掉這個地方。”說著在伯伯腳掌一半的地方划了一條綫。
伯伯說，他不想動手術。
老闆聳了聳肩，讓伯伯再考慮考慮后，就走開了。
從那天起，伯伯的神情變了。
在那之前，伯伯都是仰臥著，看到我走近的時候會笑著和我打招呼，我每次問他：“伯伯今天好不好？”他都會說：“好！”
可是漸漸的，他的臥姿變成了側躺，背向著走廊。
臉上的笑容，不見了。
他捲曲著身子，似乎想要保護著什麽。
就連我走近的時候，他閉上了眼睛，不再主動和我説話。

過了幾天，老闆對伯伯說：“爲了避免感染擴散，我們覺得將你的腳切掉會比較好。”
正式地為伯伯的腳宣判了死刑。
這一次，伯伯沒有反抗，靜靜地在同意書上簽了字。
他簽字的那天，我休假。
隔天我問我的同事：“老闆知道伯伯其實不想動手術嗎？”
同事搖了搖頭：“應該不知道吧，可是同意書都簽了，就代表他願意動手術了啊！”
於是伯伯的名字被安排進手術名單裏，手術：Below knee amputation （低於膝蓋截肢）。

和其他的骨科病人一樣，伯伯也是一直不斷的禁食、被允許吃東西、禁食、又再被允許吃東西、然後又禁食。
他很合作，不吵不惱，也不説話。
每天都是靜靜的捲曲著身子躺在床上，面對著窗戶，背對著走廊。
和他那正在腐爛的腳一起度過每一天。

那一天，我們正在巡房的時候，護士氣沖沖地走了過來，說：“醫生，那個病人應該禁食的，可是他偷吃東西了啦！”說著指向一個病人。
那個病人不是別人，是那個伯伯。
我的上司一臉不耐，說：“算了，打一個電話給手術室，說我們要延後這個病人的手術。”

巡完房之後，我來到伯伯的床邊，拉過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我看著伯伯說：“對不起伯伯，我們真的有很多緊急手術，導致你的手術一拖再拖，讓你一直在餓肚子，真得很對不起。”
沉默了好幾天的伯伯急忙說：“別這麽說，是我不好，我向你們道歉，我不應該吃東西，我應該聼你們的話。”
伯伯頓了一會兒，說：“我有胃病，剛剛我的胃很痛，痛得我真的受不了，所以吃了一點東西，真的是很對不起。”
伯伯一直在道歉，是那種發自内心，很真摯的道歉。
我看著一直在道歉的伯伯，心裏很難過。

這整件事情真的不是他的錯。
如果我們能夠早點為他動手術的話，那怎麽會需要禁食那麽久的時間？
如果沒有禁食那麽久的話，他又怎麽會胃痛？
他不胃痛的話，他就不會偷吃東西。
他不偷吃東西的話，護士就不會罵他，醫生也不會認爲他是不聽話的病人。
他爲了一個不算是他的錯的錯，而做出如此真摯的道歉，我身爲醫院的一分子，感到十分的愧疚。
我也向他道歉，為我們醫院一直在拖延他的手術而道歉。

對於這些一直不能動手術的病人，我一直都覺得很對不起他們。
嚴格説來誰都沒有錯，麻醉科沒有錯，我們沒有錯，病人也沒有錯。
要怪就怪院方耗資那麽多錢建了富麗堂皇的醫療大樓，大樓裏的手術室卻因爲技術問題遲遲不能啓用。結果偌大的手術室就擺在那裏，快一年了，什麽時候能夠開始運作仍沒有消息。
 我在外科的時候看過我的上司因爲拖了病人好久的手術而十分真摯的道歉， 也許因爲如此，每次我去向病人解釋爲何必須延後他們的手術的時候，我也都會很誠懇的道歉。
因爲這真的是院方的問題。

在我們互相道歉聲中，伯伯忽然說：“醫生，我要回家。”在這個時候，他才擡起頭來，看著我。
我愣了一下，說：“你的腳……”
伯伯說：“我不想治了。”
我說：“伯伯，你的腳不是不能治……”話未說完，伯伯打斷我說：“我知道，我不想治了，讓我回家吧。”
我開口正想説話，伯伯說：“我已經給我兒子打電話了，他等一下就回過來接我回家。你就讓我回家吧。”語氣中滿滿的盡是堅定，沒有商量的餘地。
我看著他，那蒼老的臉上有的是落寞、和士氣低落的樣子。
我忽然想起那一天，他開心點頭地說：“一定，一定！我可以出院了嗎？”時的樣子。

一樣的地方，一樣的病人，不一樣的神情。

我說：“我不能做決定，我請我的上司來，你來告訴他，好不好？”

到最後，伯伯回家了。
我不知道他的腳最後會變成什麽樣子，但是我更擔心的是他這個人。
他離開前的那個樣子就像是已經放棄生命的人，感受不到絲毫的生氣。

我什麽都不能做，只能為他祈禱，希望他能夠振作起來。
因爲生命很美好，所以要好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