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楼在客家凤岗，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象征。它的耸立，代表着这块土地上曾经有人在外辉煌过，是这些“过番”的乡亲回乡光宗耀祖来了。也难怪，从竹塘出外的乡亲扔掉穷帽，发家致富，创出了一片新天地，回家办善事的一拨接一拨，仁芳楼主人刘敬谦就是一个。

民国年间，刘敬谦在同村乡亲的带动下，来到牙买加谋生。甫到牙国，刘敬谦从零开始，做挑矿工，洗盘子，给人送外卖，什么都干，日复一日，精明的他慢慢地懂得经商之路，开始了圭步之积。手头稍有点盈余的刘敬谦，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建幢楼在家，然后再建一座碉楼，作为护舍之用。

说干就干。刘敬谦带着行囊，告别在牙国的乡亲，就匆匆地登上回乡的船，一路辗转45天，终于回到梦中的故乡，开始了自己实现梦想之举。在各位族长的帮助下，他将东朝公祠旁的一块风水宝地铲平，先建几幢平房，再在北边建座碉楼。

“我的父亲叫刘仁芳，纪念父辈，这幢碉楼就用他的名字命名，就叫仁芳楼吧。”刘敬谦在为碉楼命名时，第一个字眼就是父亲的名字。这座碉楼有八层高，坐北朝南，楼四周全部抹上一层水泥灰，更让人深思的是，楼上“仁芳楼”和侧面的“1929—民国十八年”字样，以及一排英文字，十分清晰。碉楼内的防御工事十分完美，碉楼高41米多，坚固厚实的墙体为石灰、粘土、沙石加糖水混合而成三合土，用杉木夹墙夯实面成，碉楼内的墙上都有暗洞、暗道和枪眼。村民可以通过碉楼群体内部设置的几条狭窄黑暗的巷道自由出入，而入侵者只能望门兴叹，立刻会遭到暗洞、枪眼中枪弹的袭击。精心建造的碉楼，成为建楼人自身地位的一种标志，精心打造碉楼的每一个细节，成为主人文化品位的一种展示，一种荣归故里，光宗耀祖的心理满足。

陪同参观的刘青老人告诉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据点平湖，向龙岗方向进军。当时，他们正在天堂围村修铁路，企图修复这条铁路，将铁蹄踏进我国。但这些家伙逢农历三、六、九到村里来扫荡，每次都有20到30人。他们一来，无恶不作，搞得民不聊生。乡亲们一见日本鬼子进村，立即敲响警报，大家便立即赶到碉楼里躲藏起来。只听“叮”的一声，碉楼的大门紧紧地关了起来，嚣张的日本鬼子在门外干着急。碉楼门也叫槽门，槽门的门方比砖头还厚。面对城墙那么厚的碉楼，日本鬼子望了望坚不可摧的仁芳楼，不敢多待在这里，怕时间一长，碉楼里的村民枪炮打来，或者游击队打来，于是抓了几只鸡或者猪什么的就走。

在雨中看碉楼更有一番诗意。雨中的“仁芳楼”像一位娴静美貌的淑女，浅睡惺忪，淡妆素描，淡淡地显示着自己华贵的气质。我站在雨中，遥望着此起彼伏的耸立在竹塘的碉楼，仁芳楼以“一览众山小”的气势，显得那样的气宇轩昂。楼顶是数不清的花雕，整个西洋的装饰。尽管它外表穿上了“洋装”，吸收了外国建筑的元素，但骨子里的情感无不流露出来，与村子的一大片建筑和谐相处，相得益彰。像慈祥的老人，向你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点儿也不觉得峥嵘，突兀，横行霸道或者以势压人。

从首层沿木楼梯往上爬，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战场，高大坚固的碉楼，关起厚实的铁门铁窗，便成了一座座坚实的堡垒。每层楼的四周一字排开，开着大大小小的枪眼，对碉楼四周形成了上下左右全方位的控制，似乎都将进入战争状态，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匪情，随时都可以投入防守。我不敢否认仁芳楼及像仁芳楼一样的凤岗碉楼在人类建筑学上立下功勋，我也不敢枉定仁芳楼和像仁芳楼一样的凤岗碉楼，在凤岗城市建设中奠定的基础。但我敢说，仁芳楼，已不再是一座单纯的碉楼形式存在，它记录的是历史的沧桑和华侨爱国爱乡的情愫，是凤岗人对中华儒家文化的渴求。碉楼的西洋装饰，还有镶嵌在门楼上的古朴砖雕，以及无数金彩缕花，精致壁雕，形成完美的中西结合，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通过能工巧匠的机杼之心，所有这些，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的先辈有意识无意识地将先进文化带了回来，用这种精致典雅的形式，打造侨乡文化。